新中國成立初期動員組織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歷史考察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歷史的原因，城市婦女被嚴重束縛在家庭之中，參與公共勞動的機會較少，在經濟方面也多依附於男性，嚴重阻礙了婦女全面解放的實現。同時，隨著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城市，為盡快恢復與發展城市生產，黨廣泛動員城市群眾參與到城市生產建設之中，城市婦女是黨動員的重要對象之一。1949年 9月 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之后，為使廣大婦女從舊社會桎梏中解放出來，推動男女平等的早日實現，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舉措。推動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作為新中國成立后黨所進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黨為推動婦女全面解放、加速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回顧這段歷史，對於新時代進一步做好黨的婦女工作，激發廣大婦女的歷史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凝聚更廣泛的力量，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動員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黨廣泛動員廣大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是實現婦女全面解放、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設一個新社會的必然要求。這可從婦女全面解放的需要、城市生產恢復與發展的需要以及城市婦女勞動權益亟需保護等三個方面進行一些分析。

（一）參與公共勞動是城市婦女實現全面解放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主義一直致力於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強調，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消滅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建立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然而人的全面解放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表示，“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証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因此，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直接影響了人的全面解放的實現程度。而在生產力的要素中，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其勞動能力將直接影響物質財富的生產，進而影響人的全面解放。對此，馬克思明確表示：人的全面發展如想實現，其“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表明參與生產勞動是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和發展的前提。具體到婦女之中也同樣如此。被譽為“國際婦女運動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曾強調：“勞動是解放婦女的經濟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婦女的解放和婦女的權利平等，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各種勞動中，參與公共勞動是婦女實現全面解放的先決條件。對此，恩格斯和列寧也曾有明確論述。恩格斯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列寧也強調：“要徹底解放婦女，要使她們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須有公共經濟，必須讓婦女參加共同的生產勞動。”由此表明，馬克思主義不僅強調勞動是實現婦女解放的基礎，還進一步指出婦女隻有參與到社會生產的公共勞動之中，才能真正實現自身徹底的解放。

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在把馬克思主義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同時，也一直致力於實現我國人民的全面解放。為推動我國婦女的全面解放，黨曾多次強調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重要性。早在 1943年 2月，中共中央就曾強調，“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環節”，“提高婦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1950年 3月，時任全國民主婦聯名譽主席的宋慶齡也強調，廣大婦女在經濟方面如想取得解放，首先應取得“獨立的經濟地位，方才能夠達到真正解放的目的”。經濟獨立是建立在參與社會生產的公共勞動基礎之上的，“隻有婦女積極地參加生產建設的工作，才能獲得經濟地位和獨立性，婦女解放的事業也才能有穩固的物質基礎”。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積極發動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是黨的性質和城市婦女解放的內在要求。

（二）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亟需婦女的參與

近代以后，由於長年遭受戰爭摧殘，新中國成立時我國早已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經濟也基本處於崩潰邊緣。因此，建設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快恢復與發展生產，以促使國家生產和人民生活及早恢復正常。1949年 7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就曾特別強調，“隻要我們有步驟有計劃有組織地把生產恢復起來，發展起來，我們就有把握建設新中國”。為盡快實現新中國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指出，在和平時期以及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情況下，我國軍隊“應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應爭取早日制定恢復和發展全國公私經濟各主要部門的總計劃”。新中國成立時，我國工業基本都聚集在城市之中，城市的生產力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農村要高出許多，因此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早在 1949年 3月，毛澤東就曾強調，“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為盡快恢復與發展城市生產，毛澤東明確表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城市之中，這對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

婦女作為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力量，黨一直十分重視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曾表示：“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解放戰爭后期，劉少奇也曾指出，“婦女工作的具體方針是生產，要以生產為中心發動婦女、團結婦女、教育婦女”，並進一步強調，“解放婦女，發揚婦女的積極性，是建設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朱德也曾強調，婦女努力生產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所必需”。具體到城市婦女而言，這是一支具有較大生產潛力且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產業工人共計 260多萬，其中女工就有 42.5萬，佔比高達 16%以上。如若充分調動城市婦女的生產積極性，將會極大地促使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三）城市婦女公共勞動權益有待通過參與社會生產得以保障

新中國成立前，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等封建思想的毒害，城市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對此，宋慶齡曾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很多婦女受家庭瑣事、舊風俗的束縛，不僅沒有參與政治工作的機會，參加社會和經濟方面工作的機會也較少，婦女大量勞動力浪費在家庭之中，“不但是一件很落伍的事實，而且是國家重大的損失”。除被束縛在家庭外，還有一些城市婦女即使參與到社會生產中，但其勞動權益經常受到無情侵犯，嚴重打擊了她們參與社會生產的積極性。朱德曾在解放戰爭后期表示，在城市之中大部分女工“長期在國民黨殘暴的統治下受著迫害。今天她們雖已從反動政權下面解放出來，但還有許多切身的利益和要求迫切地等待我們去幫助她們實現”。當時，由於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作祟，城市女工勞動權益受到侵犯的類型有很多種。比如，同工不同酬，被人歧視，不被提拔，不能和男工同樣發展﹔有小孩的女工常被開除﹔懷孕甚至即將生產的女工不允許請假﹔“女工在月經期間，得不到適當照顧，因此許多女工都有月經病”等等。其中，女工在報酬、提拔等方面的權益受到的侵害最為嚴重。

城市婦女要麼沒有參與社會生產的權利和機會，要麼在社會生產中的勞動權益長期得不到保障，這些都嚴重打擊了其參與社會生產的積極性，致使其在技術水平、生產效率等方面越來越不如男性，再加之受“孩子家務的牽累，生理疾病的痛苦”，她們的生產潛力無法在社會生產中得到充分發揮，極大阻礙了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以及自身的解放。因此，黨和政府積極採取舉措動員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也是進一步保障其公共勞動權益的需要。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實踐

在解放戰爭后期，隨著戰爭的勝利發展，新中國建設任務越來越緊迫。在黨的指示下，1949年 3月至 4月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國婦女一大”）在北平召開，大會於 4月 1日通過的《中國婦女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確定了新中國婦女運動的主要任務和工作方針。《決議》明確表示，“當前的婦女工作，要在不忽視鄉村婦女工作的條件下，以城市婦女運動為工作的重心”。為應對工作重心的轉移，大會積極討論確定了新中國城市婦女運動的主要方針。《決議》指出：“城市婦女運動應以女工為基礎，團結其他勞動婦女，爭取知識婦女、自由職業婦女及其他各階層婦女，為肅清敵人、建設人民的新城市而努力。”大會根據工作方針還進一步確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婦女面臨的主要任務，即“新解放城市中的勞動婦女，應該積極響應復工復業的號召，使公私企業迅速恢復”。中國婦女一大結束后不久，新中國便於 10月 1日正式成立。之后，為促使城市婦女積極參與到新中國建設之中，推動城市生產盡快恢復與發展，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建立婦女團體，把城市婦女組織和團結起來參與到社會生產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城市中的婦女團體組織嚴重缺乏，城市婦女的力量沒有得到很好地組織和團結，以致於她們對城市生產事業的貢獻相對有限。為把廣大婦女有效地組織起來，1948年 12月，中共中央在決定 1949年春季召開中國婦女一大時，就曾明確要求，“成立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使全國婦女運動能在統一的方針領導下，更大地和更有力地向前發展”。之后，毛澤東在為《新中國婦女》創刊號題詞時也強調，廣大婦女要“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

在中國婦女一大上，為把城市婦女組織起來，各與會代表積極建議在城市成立婦女團體組織。如有代表建議城市各界婦女可以參加自己所在行業、機關及學校組織﹔在有工作基礎的城市，可以召開全市婦女代表大會，成立婦女聯合會統一領導本市婦女工作等。為密切聯系和團結全國各階層的民主婦女大眾，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民主婦聯”），並明確全國民主婦聯成立后面臨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積極組織婦女參加各種建設事業”。新中國成立后，全國民主婦聯積極履行組織團結婦女的職責，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首先，在城市成立各級民主婦聯。為方便有效開展婦女工作，確保各項方針政策順利得到貫徹，全國民主婦聯成立后，便廣泛動員各地盡快成立各級民主婦聯。對於全國民主婦聯的這一指示，各城市積極響應，紛紛成立民主婦聯籌備委員會，積極籌備召開婦女代表大會，以選舉成立該城市的民主婦女聯合會。如北京市民主婦聯籌備委員會在成立之后，積極籌備婦女代表大會，於 1949年11月召開了北京市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並通過了《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章程》，規定北京市民主婦聯成立的宗旨是，“團結全市各階層各民族婦女大眾”，與全市人民一道“為建設人民的新首都而奮斗”。其次，在城市基層成立婦女代表會議。婦女代表會議是一種具有廣泛和民主地“聯系婦女群眾”，“集思廣益，發揚民主”以及快速有效地上傳意見要求下達政策文件的組織形式。因此，中國婦女一大通過的《決議》要求，“解放區城鄉的地方性婦女組織，應以婦女代表會議為主要形式，這種婦女代表會議，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的主要基礎組織”。新中國成立后，為更好地把城市婦女組織起來，全國民主婦聯積極在城市基層廣泛動員婦女建立婦女代表會議。最后，對城市婦女中女工和家庭婦女兩大群體進行重點組織和團結。一是動員女工積極參加工會，打破其思想顧慮，加強說服教育，提高其思想覺悟，幫助其解決家人束縛等﹔二是積極組織城市家庭婦女參加合作社。

為盡快把城市婦女組織起來參與到城市生產之中，各城市還根據自身具體情況，成立了多種形式的婦女團體組織。比如，新中國成立后，南京市為把城市家庭婦女組織起來，成立了南京市家庭婦聯籌委會。該籌委會通過制鞋、縫襪底等生產方式，按地區將家庭婦女組織為互助小組，所有的生產工作都以小組為單位。同時，籌委會以群眾基礎較好且家庭婦女較集中的二區（大行宮、太平路一帶）為中心，“根據每人工作技能，分別組織不同性質的生產互助小組以及生活互助小組，把散漫的家庭婦女們在生產互助陣線上緊密的團結起來”。為此，該籌委會還專門配備了三名工作干部。截止到1949年 12月，南京市家庭婦女籌委會已組織和團結了 2000余名家庭婦女。除南京市外，北京市也積極組織和團結家庭婦女，使其參與城市生產與建設。新中國成立后，為在生產中把城市家庭婦女有效組織起來，北京市民主婦聯生產部以海澱為中心，組織建立生產小組，參加的家庭婦女由最開始的四五十人，逐漸發展到了 145人。之后，為進一步組織家庭婦女參與生產，北京市民主婦聯還於 1950年 6月召開家庭婦女團體代表會議，具體商討了成立家庭婦女團體聯席會的相關事宜。

（二）從提升勞動覺悟和保障勞動權益兩方面，調動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積極性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各種封建觀念習俗的長期束縛下，“婦女在經濟上要依靠男子，不善於從事各種勞動，甚至鄙視勞動的弱點，妨礙了婦女迅速實現法律上所已規定了的權利”。中國婦女一大強調，在發動婦女參與生產時，要對其進行思想解放，提高其文化水平，改變其勞動為恥的舊思想，幫助其樹立勞動光榮的新觀念。具體到城市婦女中，一方面要大力宣傳黨和政府的各種政策，另一方面要注意掃除國民黨反動派的負面宣傳，從而消除城市婦女參與生產的顧慮。隨后大會通過的《決議》也表示，在發動城市婦女參與新中國建設時，要注意加強城市女工思想教育，“使之提高覺悟，建立新的勞動觀念”﹔在城市家庭婦女中幫助其“樹立以勞動為光榮的觀念”，使其“轉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在有工作基礎的城市，“應圍繞在生產事業的周圍，逐漸解除束縛婦女的封建思想傳統習俗”。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中國婦女一大通過的《決議》，各級民主婦聯通過幫助城市婦女進行思想改造，以提升其勞動覺悟。各級民主婦聯不僅對舊社會“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封建勞動思想嚴厲批判，還對新中國“勞動大眾成為社會的主人，勞動得愈多愈好，人民的生活愈能夠改善”等思想進行積極宣傳。具體到城市婦女各群體中，由於部分女工在結婚后容易產生“依賴男人，不願勞動”的想法，對此民主婦聯對廣大女工加強了“勞動光榮，勞動才能獲得解放”的思想教育。此外，針對城市家庭婦女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落后的勞動觀念，為促使其“改變過去的陳舊觀念，參加各種生產工作”，民主婦聯對其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使其意識到封建勞動觀念是完全錯誤的。比如，一方面，轉變部分家庭婦女貪圖享樂和浪費物力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另一方面，還積極發動家庭婦女參加民主婦聯團體，在民主婦聯中通過相互學習以提升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與此同時，各城市也都積極採取措施轉變婦女封建勞動觀念。以北京市為例，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民主婦聯籌委會不僅根據城市恢復與發展生產的總方向，“確定工作方針是以女工工作為中心，發動與組織婦女生產”，還著重對該市婦女特別是城市女工進行思想改造，以轉變其勞動觀念，從而使廣大“女工們打破了命運觀點與迷信思想，建立了勞動光榮的觀點，並且積極地學習技術，以恢復和發展北京市的生產引為自己的光榮責任”。除城市女工外，該市女學生、女教員等各界婦女和一些家庭婦女，在經過認真學習和改造后，也普遍樹立了勞動光榮的思想。

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質量。因此，保障其勞動權益，才能持續激發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內在動力。中國婦女一大明確表示，城市女工生產熱情和積極性要想得到充分發揮，首先應切實改善其生活質量，實行男女同工同酬，進行按件計酬﹔同時還要保障女工的福利事業，為其購買勞動保險，保証其充足的分娩休息時間，獎勵生產競賽等等。《決議》也強調，在城市中應圍繞生產逐漸保障婦女的勞動權益，如逐漸解除婦女“迫切的特殊的困難，改善婦女生產，提倡婦女兒童福利事業，興辦托兒所、婦嬰衛生及助產訓練等”。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指示下，各級民主婦聯遵照《決議》要求，在保障城市婦女的勞動權益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一是保障城市婦女的同工同酬權益。新中國成立時，部分公私企業仍然普遍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妨礙了婦女勞動積極性的發揮”。為此，中華全國總工會 1949年 11月下發《關於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其中就曾特別強調：“凡男女職工有同等技術、作同等工作、效力相同者，應得同等之報酬。”各級民主婦聯也通過“調整工資或改進定額計工制度”等舉措，促使城市各工廠企業“堅決貫徹男女同工同酬”。二是保障城市婦女的健康權益。以城市女工為例，由於工廠女醫生配備過少，女工又不願男醫生為其治療，致使很多罹患婦科疾病的女工得不到及時醫治，不僅女工的健康權益得不到保障，還嚴重阻礙了其生產效率的提升。為此，全國民主婦聯要求在 500名以上女工的工廠中，“盡可能辦到有婦產科的醫藥設備或委托附近醫院作產前檢查接生和看婦科病”﹔督促工廠切實保障女工身體健康，明確規定懷孕期間不上夜班，產前產后有足夠的帶薪休假時間﹔聯合“工會勞保部及從事婦女服務者”，從旁引導推動，以促使女工權益的實現。三是解決城市婦女在生產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使女工安心從事生產，各級民主婦聯積極採取舉措以減輕家務和孩子對女工的牽累，“保護女工的身體健康”﹔同時還聯合工會女工部密切聯系群眾，深入調查了解女工困難，以真正維護女工利益。

同時，各城市也都積極採取舉措，以保障城市婦女的勞動權益。以東北地區城市婦女為例，新中國成立后該地區很多工廠企業通過各種舉措保障女工提拔晉升權益，如選拔女工為工會委員和職工代表，提升女工為生產管理干部和工會干部﹔改善女工福利事業，比如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男女職工享有同樣的保險待遇，規定女工生育前后以及小產的休假期和補助費，在女工人數眾多的工廠設置日間托兒所等。此外，部分城市還通過維護城市婦女人格尊嚴等權益，以增加其參與生產的熱情。如 1950年 3月 8日，武漢第一紗廠決定正式宣布廢除搜身制度，“該廠女工表示要以實際行動來紀念‘三八’，保証搜身制度廢除后堅決貫徹勞動紀律，努力生產”。

（三）大力發展托幼事業，使城市婦女減少家庭束縛參與社會生產

城市婦女在參與社會生產的同時，還承擔著撫育孩子、照顧家庭的重擔。為減少家庭對她們的牽累和束縛，安心參與社會生產，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發展托幼事業、建設托兒所。早在 1949年 4月，劉少奇在接見中國婦女一大代表時便強調：“婦女有很多特殊困難，應多辦些托兒所和兒童保育事業，使更多的婦女能到社會上來工作。”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托幼事業的發展還很滯后，根本無法滿足城市婦女需求，特別是女工的需求。即便是新中國成立兩年后的 1951年，我國托幼事業的發展也還遠遠滿足不了廣大女工的需求。如在青島50名以上女工的工廠有 130多個，其中設置托兒所、購買哺乳設備的工廠僅 10個，而且每個托兒所隻能收容該廠五分之一的孩子，這就使很多女工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生產之中，“嚴重地影響了女工的生產積極性”。為改變托幼事業滯后的狀況，推動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中國婦女一大各與會代表紛紛建議在城市大力發展托幼事業。大會通過的《決議》中也要求，城市之中要大力發展托兒所、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婦嬰衛生和助產訓練等，以改善婦女生產條件。

為解除城市婦女參加社會生產的后顧之憂，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大力發展托幼事業、建設托兒所。首先，積極恢復與改造舊托兒所。對於一些由於戰爭、財力等因素停辦的城市托兒機構，各級民主婦聯積極採取舉措進行恢復，同時還對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進行改造。比如，針對有些托兒所規定隻招收職員孩子而不收工人孩子的情況，黨和政府及時出台相關文件予以廢除。其次，具體指導各地托兒機構的設置。比如，要求女工人數眾多的工廠都要設法建立托兒機構，規定有 10個 3歲以下無人照看小孩的工廠都應建立一個托兒所﹔要求托兒所設立標准不宜過高，托兒所經費應主要來源於廠方、工人福利金和女工，托兒所的管理應由工會女工部和福利部共同去做﹔大力提倡採用民辦公助的辦法，為分散居住的勞動婦女的城市街道建立托兒組織等。最后，加強對托兒機構的管理。由於托兒所需要大量干部和保育人員，因此全國民主婦聯要求各地民主婦聯積極“訓練干部，舉辦實驗性的托兒所”。同時各級民主婦聯還督促主管部門加強對托兒組織的領導和管理，使其“本著勤儉精神改進並發展業務”，並加強對保育人員的“政治業務教育，關心她們的生活福利，滿足她們加入工會的要求”。

為使城市婦女擺脫家庭束縛參與到社會生產中，各城市也都積極採取措施發展托幼事業。以上海為例，上海在解放之前，工廠中設立了一些托兒所，但對於女工而言基本形同虛設，不僅托兒所服務質量低下，而且根本不收女工孩子。而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上海市民主婦聯籌委會迅速與工作團體相互合作，“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托兒所的整理與改造工作，並積極幫助若干私營工廠建立托兒所”。經過各部門的共同努力，該市托幼事業迅猛發展。截至 1950年 9月，全市工廠托兒所共有床位 3000余個，共收托 4600余名嬰兒，其中中紡十七廠床位最多，有 397個。同時托兒所還格外重視服務質量，如上海市在托兒所中增加了奶粉、魚肝油等輔食以保障兒童營養等﹔天津市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成立了婦嬰保健委員會，組織醫務人員為“工廠托兒所的孩子檢查身體”，以保障兒童的身體健康。托幼事業的發展解決了女工的后顧之憂，使其能夠全身心投入到生產之中，有效提高了生產效率。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成效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廣大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全社會產生了積極的正面影響。

（一）城市婦女勞動觀念明顯轉變，投身社會生產的積極性明顯提高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婦女團體組織的建立、婦女勞動權益逐步得到保障以及托幼事業不斷發展，廣大城市婦女的勞動觀念明顯轉變，城市婦女參與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被極大調動起來，紛紛走出家庭投身新中國建設。以城市女工為例，從新中國成立到 1950年 8月，全國產業女工基本都被組織起來了，女工的思想覺悟普遍得到提升，逐漸樹立了主人翁思想，“勞動態度上有了很大的轉變，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之后，黨和政府繼續廣泛動員廣大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不僅使已經參與生產的婦女更加努力工作，還“使過去不事生產的婦女，進入社會生產、社會工作的崗位，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及新中國的建設者”。

城市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生產，還體現在她們參與生產的行業越來越廣泛。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四年間，不僅輕工業部門中婦女人數大量增加，在重工業、交通業以及國防建設等方面，也有不少婦女參與其中，而且很多婦女還紛紛參與到此前未曾涉及的行業中。在我國職工中已經出現了“女電器管理員、女煉鐵爐長、女地震勘察組、女測量隊、女鑽探工、女列車調度員、女航空員、女拖拉機手、女建筑工人”等等。除女工外，城市家庭婦女也積極參與到社會生產之中。如新中國成立之后，北京市民主婦聯發動各區婦女參與城市生產，其中“地毯業、火柴業、皮革業及絨花、挑補花、牙刷等業也帶動了兩萬以上的家庭婦女參加生產”。

（二）推動了城市婦女全面解放的進程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廣泛動員下，廣大城市婦女通過積極參與社會生產，勞動權益不斷得到保障，政治、文化和業務水平不斷提高，家庭和社會地位也不斷提升，進一步從舊社會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有力促進了男女平等，推動了婦女全面解放的進程。比如，女工在生產期間的正當休息權利得到保障，很多工廠已經設立了托兒所或哺乳室﹔為城市女工購買了勞動保險，對於有特殊困難的職工予以特別的照顧﹔在國營企業中普遍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制度，並逐漸增加工資數額﹔國營企業中還有不少女工被提拔為管理人員，“僅東北、華東兩區，從解放以來，已提拔為企業管理干部（車間主任、科長、廠長等）及工會領導工作者有六千四百余人”。

城市婦女通過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其政治權利也得到了有力保障。以北京市為例，1954年北京市城區在選舉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時，98%的婦女選民參加選舉，很多八九十歲的老太太都投了選舉票﹔為保障一些剛生完孩子的產婦的選舉權，工作組甚至抱著投票箱到其家中，以便利其投票﹔很多選區還通過設置臨時托兒站，以保証子女較多的母親能夠參加全過程的選舉活動﹔在北京城區選舉出的人大代表中，“婦女代表數目達到百分之二十六以上，而街道婦女積極分子就更多了”。此外，城市婦女的解放還表現在其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上。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在動員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時，還積極在婦女中開展掃盲工作，以提升其文化水平和生產效率。比如，北京市積極在城市婦女中舉辦成人夜校和婦女識字班，據 1949年 12月的統計，該市婦女在不包含女工的情況下就已有 9000人參加。除北京外，在東北地區的大連等城市中，為了解決婦女照看小孩等家務的羈絆，使其安心參加識字班的學習，很多學校都紛紛設置臨時性的托兒機構，“輪流照料小孩或採取變工互助的方法組織臨近的老年婦女照料小孩，使壯年婦女們安心學習”。

（三）加速了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提高城市婦女生產技能和知識水平、維護女工權益等舉措，大大調動了女工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其生產效率，從而有力推動了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從新中國成立到 1953年 4月，我國女工等勞動婦女為國家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不論在工業上、農業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涌現了大批創造先進工作方法和創造新紀錄的優秀人物和事績”。據統計，在 1951年全國86500多名職工勞動模范中，女勞動模范就佔了8.9%。比如，東北機械管理局汽車總廠女工趙素榮通過提高生產技術，以一分六秒鐘制造電嘴子瓷頭創造了新紀錄，使生產效率提升近12倍。之后，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通過黨和政府的廣泛動員，各地城市女工的生產積極性更是得到進一步激發，紛紛發起和參與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進一步推動了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比如，為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1950年10月沈陽制釘三廠朱麗華等 23名女工自發組織了生產突擊隊，並向全東北女工提出生產挑戰，其中該突擊隊“小組長孟蘭英開動腦筋，創造了全廠女工生產的新紀錄”﹔上海國棉二廠的女工也積極開展 20支紗的生產競賽，並以產量 1.22磅，創造全國最高紀錄。此外，為進一步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政府還發動了增產節約運動，城市婦女也都積極參與其中。如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東北地區金州紡織廠女工孫淑花於 1951年11月下旬“創造了皮輥花率降低到百分之零點一八五的全區新紀錄”﹔國營天津第五棉紡織廠女工吳尹氏也通過改進操作方法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從看六台提高到看八台，由平均台扯三十五碼增加到三十六碼”。這些都充分表明，廣大城市婦女在推動新中國城市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結語

新中國成立后，黨通過積極動員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在極大推動城市生產恢復與發展的同時，還有力促進了城市婦女的全面解放。這一重大舉措，不僅反映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同時還展現了黨出色的動員能力和執政能力。回顧和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組織動員廣大城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歷程，對進一步做好新時代黨的婦女工作，發揮婦女在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組織動員婦女在新時代新征程建功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姚二濤，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李端祥，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