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融通 推陳出新：革命根據地史研究的總結與展望

編者按

從百年黨史演進脈絡來看，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工農武裝割據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嚴峻形勢作出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抉擇。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不同歷史時期，黨的根據地建設隨具體革命實踐而不斷變化，在百年黨史中意義重大。根據地史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要領域，隨著大批綜合性史料和專題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出版，根據地史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內容日漸豐富、大批研究成果相繼面世，推進了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抗戰史等研究的繁榮發展。近年來，根據地史研究主要有哪些成果，呈現什麼趨勢？開展根據地史研究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推動根據地史研究應從何處著力？圍繞以上問題，本刊特邀請三位專家學者展開深入研討。

嘉賓

南開大學杰出教授 李金錚

江西師范大學教授、《蘇區研究》主編 萬振凡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楊瑞

主持人

本報記者 趙凡

蔚為潮流：根據地史研究的新資料、新視角、新方法

主持人：近年來，根據地史研究日益受到關注，取得了不少創新性研究成果，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多學科交叉融合視角考察研究契合了根據地史大量研究主題所具有的綜合性、復雜性特征，對於創新研究理論、拓展研究領域、提高研究水平意義非凡，並已成為根據地史研究領域一大趨勢，對此諸位老師有何見解？

李金錚：近些年來，中共根據地史研究的推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新資料的發掘。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影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些著名報刊，出版了《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革命回憶錄，而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根據地的史料被大量整理和出版。關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蘇區史，無論是綜合性還是專題性史料，既有中共中央蘇區，更涉及閩西、湘鄂贛、鄂豫皖、川陝、左右江等地方根據地。其中，以根據地經濟史資料較為突出，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現代經濟史組主編的《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斗爭史料選編》《革命根據地經濟史料選編》、許毅主編《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等。關於抗日戰爭時期，無論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還是華北、華中、華南根據地，各類資料種類之多、數量之大甚至超過了蘇區時期。而數量最巨者，亦屬經濟史料，遍及幾乎所有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以及減租減息、農業、稅收、商貿、金融、交通等專題資料。其中參考和引用率較高者，有魏宏運主編的《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等。相比而言，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資料匯編較少，影響較大者主要有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組編輯的《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最近一個時期，革命親歷者的日記、回憶錄、口述史相繼問世，成為根據地史料的一個熱點。數據庫的整理和公布，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台”，更為根據地史料的擴充作出了巨大貢獻。以上資料都極大地推動了根據地史的研究。

其次是新論著的發表。嚴格意義上的根據地史研究，始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屬起步階段，成果較少，但也出版過有分量的著作，如齊武的《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晉冀魯豫邊區概況》，迄今仍不失其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地史研究漸趨活躍，成果愈益豐碩。土地革命時期，通論性著作主要有余伯流、何友良的《中國蘇區史》，專題著作有黃琨的《革命與鄉村，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何友良的《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等。抗日根據地史研究成果中，南開大學歷史系所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集中了海內外一流學者的研究，反響較大。專題著作有齊小林的《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吳敏超的《抗戰變局中的華東》等。解放區根據地史的研究專著有李裡峰的《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等。

再者是新視角和新方法的運用。上述論著以及所有創新性成果，大都採用了新視角和新方法。所謂新視角和新方法，一是指新的史學流派，如社會文化史、區域社會史、全球史，以及更為專門的心態史、記憶史、情感史、生態史、技術史等﹔二是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根據地史廣泛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法律乃至自然環境等多個方面，與此有關者皆有相應的理論和方法。基於以上基礎，根據地史研究出現了新議題、新資料、新面相和新解釋。

楊瑞：根據中國知網收錄統計，2012—2022年各學科領域發表的根據地各類文章年均發文量高達300余篇﹔另據統計，年均出版相關著述（包括史料）近40冊。由此可見，圍繞根據地形成的研究熱潮，為近年來較鮮見的學術文化現象。

研究視野日漸開闊，研究領域和內容大為拓寬。由重點研究井岡山、中央蘇區、陝甘寧及華北等根據地，發展到現在的全面開花。目前，抗戰前后的全國各種大小革命根據地，幾乎均有不同程度研究﹔研究領域、內容全面拓寬，呈現出多元並進的研究格局，研究內容十分廣泛幾乎無所不包。尤其應當提及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社會史或新文化史學術潮流推動下，根據地史的理論思維和研究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創新、發生轉變。

研究方法不斷創新，在傳統敘事之外，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學科理論、概念和方法得以運用，推進根據地的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空前繁盛。研究內容廣泛涉及社會醫療衛生、災荒救濟、女性史、財政金融貨幣、教育文化新聞傳播、文學藝術、法制建設與社會治理等方面。近年來，更有在根據地日常生活、性別、形象、符號和大眾文化等方面的拓展性研究，亦取得不少成果。

萬振凡：的確如此，融通多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不僅有助於提升根據地史研究的學術水准，而且有助於拓展研究領域，推進研究范式革新。因此，用多學科交叉融合方法和理論考察根據地史是必然趨勢。首先，根據地史包含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隻有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從總體史的視角科學全面解讀根據地史。不同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綜合運用，能夠發現以往根據地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研究過程會得到多種學科的互補和修正，從而使根據地史研究更有深度和廣度。

其次，研究理論與方法創新是學術創新的重要前提。近年來新文化史、歷史人類學、政治傳播學等學科的研究理論與方法被引入根據地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其研究領域。如用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根據地史，將鏡頭聚焦於中國革命的傳播源、革命傳播主體與客體、傳播載體與途徑、傳播經驗與作用等，觀照的是以往根據地史研究比較容易忽視的領域。

再次，新興學科也都有自身的研究主題和研究范式，要做到整體研究仍需注重交叉融合。如運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理論研究根據地史，其研究主題和研究范式局限於用“文化”概念去重新詮釋歷史。盡管從根據地史研究本身來看，這種研究能夠涵蓋更加廣泛的領域，但應當清楚認識到這也僅是觀察到了根據地歷史的一重面相。因此，借鑒新興學科創新研究理論與方法時，必須注意打破學科壁壘，強化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整合融通，形成適應根據地史研究實際情況的理論與方法體系。

以史鑒今：以大歷史觀把握根據地史研究

主持人：隨著研究的持續推進，將根據地史置於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予以觀照日益成為共識，這對於從整體上把握歷史演變規律和趨勢，以大歷史觀認識和把握根據地歷史有哪些意義？有學者認為，目前根據地史研究在研究領域、視角、主題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問題，各位專家如何理解？

萬振凡：這一主張的提出是對以往根據地史研究進行反思的結果。以往研究存在重視短時段問題研究而忽視長時段問題研究、重視各區域根據地史研究而忽視整體根據地史研究等缺陷。因此，拓寬根據地史研究視野，關鍵是要強化長時段、整體史研究。以長時段視野研究根據地史的意義有二：一是為根據地史研究提供比較有效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整個時間長河中共同從事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溝通了歷史學和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學科，促使學者們用多元方法去認識歷史，在不同時間段觀察歷史現象。二是有助於研究者把握歷史的規律和趨勢。長時段理論主張把歷史事件放到歷史長河中加以考察，從中探究其發生的原因，揭示其起伏變化節奏，進而從更深層次剖析歷史的來龍去脈，使根據地史研究更有立體感。根據地整體史研究的意義在於，站在全局的視角，聚焦各根據地之間、根據地社會內部各領域之間的聯系互動，從而形成科學的關於根據地史的整體認識，探求的是普遍原則，提煉的是適應紛繁歷史現象的一般理論，達成避免研究“碎片化”的目的。

楊瑞：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不同時期根據地研究仍存在冷熱不均、成果數量失衡的情況。隨著近年來抗戰史研究掀起熱潮，抗日根據地研究隨之亦廣受學界關注。此外，早期的革命根據地研究相對冷寂，成果亦較少，無論從史料發掘還是研究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空間。其次，資料使用方面問題亦較凸顯。檔案文獻利用與解讀不足，海外資料的挖掘和利用亦顯欠缺﹔民間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還未得以大規模系統展開。再次，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在盡量深入的同時，亦可能存在割裂整體的流弊，一定程度上出現“同質化”現象，一些研究仍屬於各個時期各種根據地的個案研究或專門研究，忽視了根據地之間等各種關系的考察，不利於認識整體的歷史。

將根據地史研究置於更廣闊時空范圍內予以觀照，反映了我國學術界的研究追求，盡量拉長研究時段，同時充分拓展地域空間，從而呈現更廣的“面”的研究理路。首先，將根據地史研究置於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宏觀視野中，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連成一個完整的歷史鏈條和邏輯鏈條，揭示其在起承轉合過程中的重大歷史意義，可以盡可能地避免割裂歷史聯系片面地看待問題。其次，將根據地史置於中國近現代史180余年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可以充分揭示其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歷史進程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以及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之重要基石的歷史內涵和歷史意義。再次，將根據地史置於全球史視野下，在500多年的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考察其政權形態、建設發展以及歷史影響，將有助於揭示中國革命歷史進程既遵循馬克思經典作家論述，同時契合中國歷史、中國國情和中國人民需要的本質特征，從而為世界提供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

李金錚：以往的根據地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重復勞動較多。究其原因，可能主要還是源於缺乏對學術標准的認知與學術史意識，不能將所研究的對象置於學術史脈絡之中提出和解決具有新意的問題。優秀且有國際影響的著作較少。總體來看，與根據地史、黨史的重要性及其學者數量相比，優秀成果仍顯欠缺，國際影響也需要擴大。比較而言，海外學者的某些根據地史著作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反響，如塞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等。學界聚焦討論和理論闡釋較少。根據地史研究當然以區域的、個案的實証研究為主，但也應在此基礎上探討和交流宏大問題、基本理論，謀求更高的學術目標，從而實現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結合。然而，已有成果在此方面尚有明顯欠缺，即以傳統的黨史議題而言，譬如中共革命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系、中共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中共革命與傳統社會的關系、中共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中共革命與普通民眾的關系、中共中央與地方根據地的關系等，在根據地史研究中仍缺乏集中探討的話題，更少有理論、基本概念的提煉，從而弱化了學術研究的水准。未刊檔案的整理和利用仍顯不夠，尤其未刊檔案（包括外國收藏）的挖掘、公布不足。例如，岳謙厚、張瑋整理了未刊檔案《“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但類似成果並不多見。如果說蘇區史研究、抗日根據地研究幾成專門學問，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史研究則較為不足。而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環，既是決定我黨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也是終結中國近代史、開啟新中國史的關鍵時刻，開展相關研究十分必要。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作為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地時期的探索和實踐凝結了豐富的智慧與經驗。具體來看，今天我們研究革命根據地史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什麼重要意義？

楊瑞：首先，在根據地的創建和建設中，中國共產黨組織力量由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科學研究從中總結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理論建設、紀律建設、基層組織建設等方方面面的經驗與得失，對於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次，各個歷史時期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的建設和斗爭，通過科學研究，從中總結提煉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國家與社會建設等方面經驗，對於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加強和提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再次，在根據地的發展壯大過程中，鑄就了偉大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等革命精神。“這些偉大革命精神跨越時空、永不過時，是砥礪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精神動力。”通過研究進一步凝練其精神實質與內涵，對於繼承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弘揚偉大革命精神，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

萬振凡：中國革命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用鮮血、汗水書寫而成，充滿了苦難和榮耀、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研究、學習根據地史，有助於我們透過根據地創建、發展的歷史看清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所做的努力和犧牲，進而看清中國歷史的發展邏輯和規律﹔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黨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這些經驗對於今天仍有重要借鑒作用。

蘇區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深入研究蘇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用、特點、經驗等問題，對推進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此外，根據地建設中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實際上為開啟現代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研究這些問題對我們今天順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借鑒意義。

循序漸進：進一步推動根據地史研究的著力點

主持人：那麼，根據地史研究未來如何實現進一步發展，應在哪些方面著力？

李金錚：首先，進一步強化根據地史研究的史學規范意識。所謂學術規范，不僅指學術史梳理、資料引証技術、學術語言表達，更重要的是提升問題意識、創新意識，此為學術規范的基本旨歸。在此規范之下，對根據地史的傳統議題，用新資料或進一步証實，或闡發出新意﹔對新的議題，更要用力發掘，不管用新資料還是常見資料，都應不斷豐富根據地史的面相，給學界以新的啟發。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加強歷史學訓練、提高歷史學素養尤為必要。

其次，學習和借鑒一切有益於根據地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也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重視與根據地史相關的史學流派、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史學而言，國內外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代史研究皆積累深厚，足資根據地史、黨史學者取法﹔而海外學者關於中共革命史的著作，對我們研究根據地史、黨史也有“他山之石”的參考價值。於此而言，掌握多門外語工具將成為必然要求。

再者，重點掌握根據地史研究的具體方法。注重革命政策與具體實踐的互動關系﹔注重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歷史作用與能動性﹔重視鄉村史研究對根據地史研究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區域間和層級間關系的研究，譬如中央與地方根據地的關系、地方根據地與地方根據地的關系，突破僅限某一根據地的局限﹔從全球史視野研究中共革命，既研究中共革命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關系，又重視中共革命與其他國家革命的比較研究﹔開拓新的研究視點。此外，彌補以往解放區史研究薄弱，打通蘇區史、抗日根據地史和解放區史的研究，突破僅限於某一時段的不足，整體展現根據地史的縱向演變過程。

最后，加強根據地史資料建設。根據地未刊檔案的數量較大，最有條件進行開掘。從國內來說，此類資料屬於革命史檔案，大多反映的是基層社會、普通民眾，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以上的時間，有較大的開放余地。應該說，以往已有大量的整理和利用，為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利，期望進一步建立科學有效的開放機制，擴大整理、出版和利用的范圍。其意義不僅可以提高根據地史、黨史研究水平，更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提供有力的歷史支撐。與此同時，對海外收藏有關根據地史的未刊檔案，也要著力搜集整理，為我所用。此外，與根據地有關的民間文獻，如契証、課本等更有待發現和整理。而對以上資料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也是一個建立數據庫的過程，數據庫建設對根據地史等領域的研究將發揮極大促進作用。

楊瑞：盡管根據地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依然有較大的拓展空間。應在“通”的歷史意識下，走出區域（區劃）研究窠臼。就目前所呈現出的問題而言，應充分注意根據地自身前后之間的歷史連續性，不局限於以根據地自身的歷史為研究之斷限，在時間上將蘇區根據地、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革命老區等歷史縱向貫通，避免孤立地看問題。空間上，將研究視線盡量由區域（區劃）內部向外橫向延展，充分注意到其與外部廣泛而復雜的聯系。在長時段和整體歷史視野之下，根據地研究應走向農業、農村、農民綜合研究，注重進行具有重大意義的大歷史、真問題研究。歸根結底，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偉大勝利，不斷開辟新的偉大境界，關鍵的一點是緊緊抓住並成功解決“農”這個關鍵性問題。所以，進一步深化拓展根據地史研究，亟須在全球史與中國史相參照的宏觀視野下，全面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開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事業、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中國道路、中國方案。講清楚這個大歷史、真問題的三大邏輯，就等於掌握了解開中國近現代歷史之謎的一把金鑰匙，以下領域未來或可重點關注：其一，根據地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研究，包括組織實施農業大生產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運用和推廣、農業的試驗和改良以及農業工業化、農業經營方式變革等。其二，根據地人、地關系以及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研究，包括土地經營方式及其變革、土地改革的方式以及社會影響等。其三，根據地農村社會變革和發展研究，涉及根據地農村社會組織、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其四，根據地農民的生產、生活、政治參與和精神世界等的細描式研究，及其與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歷史之間的關系研究。

萬振凡：以上二位談得很詳細，不再贅言，這裡我想強調以下兩點：一是高度重視史料的考辨、闡釋與互証。如果採信某方面的單一史料，很難得出科學結論，隻有經過科學的史料考辨，充分考慮史料形成的政治語境、人物站位、文本形成演變過程等，才能去偽存真。革命根據地史研究要真正實現突破，關鍵還在於對史料的深度解釋。研究者不僅要分析史料特點和價值，還要提供理解史料的方法，科學解釋史料真正內涵，實現以小見大、從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轉化，從而實現理論的構建和創新。革命根據地史研究必須注重史料的互証。革命根據地史料數量豐富、種類眾多。由於記錄者所處主、客觀條件不同，對史實記錄不同在所難免。注重不同史料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重視不同史料之間的參照及互証，能夠使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更具真實性、准確性。

二是創辦專業性期刊。學術期刊在培養研究隊伍、發表研究成果、策劃研究熱點、建構學科理論、引領研究方向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共黨史黨建”成為一級學科的背景下，建設幾個高質量、有品位、有國際影響力的根據地史研究學術期刊，是當前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的迫切需要。

主持人：如幾位所提到的，目前日、英、美等國際學界的中共根據地史研究較為深入，在對外交流過程中如何更好推動我國根據地史研究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為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發揮作用？

萬振凡：日、英、美等國際學界根據地史研究的確較為深入，而國內學界在一些方面顯得缺乏話語權﹔不容忽視的是，一些西方學者堅持西方中心論，意識形態特征明顯，他們有意無意歪曲歷史，傳播歷史虛無主義。從國際視野加強根據地史研究今后應著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密切關注海外關於中國根據地史研究成果。目前我們並不很了解國外學者的觀點、理論與史料來源，今后應集中力量開展海外根據地史研究史料和成果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二是積極回應海外根據地史研究的有關觀點。對其所使用的史料進行考証、甄別與辨偽，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對那些被有意拼接、篡改的歷史進行還原，對那些有意歪曲、抹黑中國形象的理論觀點進行駁斥和批判。三是做好根據地史涉外課題的研究。諸如中國蘇維埃運動興起的國際背景、中國敵后抗戰的國際意義、各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中國革命的國際傳播等。隻有在國際視野下不斷夯實根據地史研究的理論基礎，掌握更加全面的史料，拓展根據地史研究的視野和領域，才能形成有國際影響的關於根據地史的原創性成果。

楊瑞：首先，應從學科制度層面建立健全根據地史的學科體系，構建融合歷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交叉性學科群或學科體系，提升跨學科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其次，研究體系方面應集中力量整合各級各類學術資源，做好頂層制度設計，為引導形成有組織的高水平學術研究體系提供制度保障。再次，立足中國歷史和國情，注重凝練問題意識，提煉標識性概念，推動建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總體歷程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闡釋體系，既要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又要富有說服力。同時眼光向外，主動與國際同行進行對話交流，主動設置議題，引導和團結國際學術界共同推進中共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深化發展。

來源：《光明日報》2023年3月15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