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央黨校

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校區的大禮堂南面廣場中心，在東西兩側挺拔翠柏簇擁下，矗立著一尊名為“我們的老校長”的毛澤東雕像，雕像前的廣場南端正中坐落著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寫的“實事求是”校訓碑。這兩處雕像碑石，永恆定格了毛澤東與中央黨校的特殊關系和他寄予中央黨校的深切期望，無聲訴說著延安時期毛澤東給中央黨校留下的那份特殊榮光和親切記憶。

1935年11月，黨中央長征到達陝北瓦窯堡后恢復黨校辦學，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1937年2月中央黨校進駐延安，至1947年3月隨黨中央撤離延安，辦學歷時10年。這10年，成為中央黨校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特別是在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的四年期間，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親自指導和引領中央黨校的發展，書寫了黨的歷史、黨的干部教育史和中央黨校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

他在中央黨校闡明黨的政策方針，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指明革命的前途和方向

中央黨校恢復辦學后不久，1935年12月27日，黨中央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即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地點是中央黨校。毛澤東在會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是有史可查的他首次到中央黨校作報告。報告正確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產階級不可能和工農大眾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強調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的講話，給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並擔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的習仲勛留下了深刻記憶。1935年9月，習仲勛等一批領導干部被“左”傾路線的執行者關押起來准備處死，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他們才得以釋放平反並進入黨校學習。錯誤路線害死人，正確路線團結人。習仲勛說：“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報告，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針對汪精衛公開降日和國民黨集團內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的情況，1939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題為《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他明確指出，要達到抗戰必勝目的，中心的任務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鞏固統一戰線，就必須反對投降主義。要記取大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反對政治上的軟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強起來，才能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一講話，分清了大是大非，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

在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先后在中央黨校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三個重要報告，全面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內容、辦法和意義，成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獻。在整風過程中，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任主任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並決定抽閱各系統的讀書學習筆記，毛澤東負責抽閱黨校系統的筆記。延安整風破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使全黨充分經受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洗禮，也使中央黨校成為全黨進行思想鍛造的大熔爐，在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毛澤東及時指明革命的前途和方向。1943年8月，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指出，我們“要干兩個革命，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都要在我們手裡完成”。1944年5月，他在中央黨校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指出“勝利快要到來”，為迎接勝利到來，一是要防止驕傲，二是要打開思想，善於思索問題。1945年2月，毛澤東再次到中央黨校就時局問題講演指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夠團結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求團結，這次國共談判我們提出八條，國民黨一條都不辦。我們要准備力量，要擴大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這些論述和分析，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引導中國走向光明前途作了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必要准備。

他提倡理論聯系實際，領導制定黨校教育計劃，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武裝全黨

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各地的革命青年紛紛奔赴延安。毛澤東非常珍視這些青年人，要求開辦各類學校進行培養。他說：“出人是要緊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

中央黨校承擔著“出人”的戰略任務。“出人”首先得進人，人進入黨校學什麼呢？毛澤東指出：“在黨校學得了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就是他強調的“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但一段時期內，黨校教學中照本宣科講條條、講概念，“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理論聯系實際工作做得並不好。1941年5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毛澤東再次指出：“對於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他要求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並科學界定了實事求是的內涵。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殷殷期許，寄予厚望。

1942年1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黨校教育計劃。他致信周恩來說，政治局業務中心“以掌握思想為第一項”，“掌握思想之實施為干部教育，已將黨校改組，中央同志實行教課”。2月，毛澤東即到中央黨校“教課”，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他指出，我們所要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2月底，毛澤東再次指出：“黨校課程要改造。現在黨校教中國古代史及西方史，離現實太遠。”

根據毛澤東整風報告精神，中央黨校制定了教育計劃，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學習方法用毛澤東所說的“古今中外”法。理論學習一直是毛澤東強調的重點。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后，他更為關注這一點。1943年8月，他指出：“我們辦黨校，就是要使我們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一步。”黨校學員要“學習黨的歷史和馬、恩、列、斯的著作”。1944年5月，他又強調黨校“比較偏重講黨的理論，黨的歷史和作風”。

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中央黨校辦學規模逐步擴大，從各地征調來延安學習的干部和為召開黨的七大前來參會的干部，都集中到黨校並成立了相應的學員部。至1944年10月，中央黨校形成了6個學員部，學員達3000多人。中央黨校的教學重點，從1943年10月起進入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總結經驗的階段。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按照中央部署，中央黨校組織學員認真學習決議和有關重要文件，進一步分清了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認識到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即毛澤東思想，是指引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思想，自覺用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自己。毛澤東曾對來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說：“沒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的干部，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歷史証明，中央黨校及其培養的干部，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

他對黨校學員耳提面命，關懷備至，使中央黨校成為一個革命大家庭

中央黨校的學員來自五湖四海、黨政軍群各系統，擔負著重要責任，是黨的寶貴財富。毛澤東對他們耳提面命，關懷備至。

他親自修改學員文章，聽取工作匯報。1938年1月，《解放》發表黨校學員陳伯鈞（時任八路軍第120師第359旅旅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一文。這篇文章，是陳伯鈞節錄毛澤東1934年所著《游擊戰爭》中論游擊戰術的部分，算是學習心得。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並指出：“一切戰術都以適合情況為原則，文字條文僅能作為實戰的參考，不能死板應用。”1939年8月，毛澤東專門聽取學員張鼎丞（時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關於新四軍與東南黨的工作報告。1944年7月，毛澤東閱改學員劉子久（曾任中共淮北區委書記）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加寫了幾段話，其中有針對性地指出：黨內的千裡馬和伯樂都不應被埋沒。

他廣泛征求學員意見，完善有關重要講話和文件。1942年4月，毛澤東致信在黨校學習的歐陽山（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等人，要他們代為搜集文藝界的意見。很顯然，這是在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准備。1944年4月，根據毛澤東授意，譚政起草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是一份重要的政治軍事文獻。毛澤東作了大量重要修改，並要求譚政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征求意見。

他仔細傾聽學員心聲，予以寬慰關懷。參加過寧都暴動、后任晉察冀軍區參謀長的孫毅在黨校學習時給毛澤東寫信匯報情況，毛澤東復信慰問孫毅“多年勞苦”，希望他學習結束時“晤談一次”。濃濃的同志戰友情誼，躍然紙上。

他真誠面對學員，勇於修正錯誤。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講話指出，整風后期審干工作出現擴大化偏差，有些同志受了委屈。他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講到這裡，他向大家敬禮賠不是，並說：“同志們，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你們不還禮，大家想想，我怎麼放下手呢？”這時全場起立鼓掌。1945年2月，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指出，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並再次向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賠不是。這一舉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芥蒂，重新實現了同志間的團結，使中央黨校成為一個革命的大家庭。

他給任務提要求，使中央黨校各方面工作蔚成風氣，成為開展重要活動的引領平台

1942年9月，毛澤東為《解放日報》起草征稿辦法，並約請鄧發、彭真、吳玉章、范文瀾等為稿件征集人。鄧發時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為中央黨校教育長。這是垂青黨校給予鍛煉機會。1943年4月，毛澤東看了王若飛關於廣播稿的來信，稱贊“這些黨播（黨務廣播稿），都寫得很好”，要求王若飛：“選擇三五個典型，每個寫成三五件黨播（例如中央黨校，不是一件黨播能寫得好的）。”字裡行間無不體現出剛兼任校長的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厚愛。1944年4月，毛澤東閱改任弼時關於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報告，覺得很有價值，批示“在黨校第一部講一次”。

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關愛，激發了黨校員工的工作熱情。根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中央黨校的楊紹萱、齊燕銘編導了平劇（即京劇）《逼上梁山》。1944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俱樂部觀看后引發共鳴，專門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慶賀信，表揚編導者“做了很好的工作”，“舊劇開了新生面”。他說：“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中央黨校的工作蔚成風氣，有賴於毛澤東的引領。特別是1943年11月中央黨校大禮堂建成、成為當時延安容納人數最大的建筑后，毛澤東多次在這裡發表講話、作報告，成為發布政策、宣示路線的一個重要引領平台。

1944年5月，毛澤東出席中央辦公廳在中央黨校大禮堂為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的代表舉行的招待會並講話。他指出：“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1944年10月，毛澤東在大禮堂對即將去前線的干部作報告，勉勵大家：“中國人民要解放，中國要得救，隻有共產黨才有辦法，全國人民都仰望著我們。”他以柳樹和鬆樹比喻說：“柳樹有機動性，鬆樹有原則性，柳樹可親，鬆樹可靠，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可親、要可靠。”1945年6月，黨的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大禮堂舉行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主祭並講話說：“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壓著我們，破壞我們的生產力。我們要沖破這種壓力，獲得獨立和民主，解放中國的生產力。”他堅定地表示：“我們有信心完成先烈們交給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能勝利。”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的這些講話，把黨的政策路線主張講出來、傳出去，其作用如陳毅詩雲：猶如豎戰旗，敵軍膽氣喪。又如過險灘，舵手平風浪。又如指南針，航海必依傍。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3月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