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資本論》帶入馬列學院講堂的譯學大家

郭大力，1905年生，原名郭秀勍，江西南康人。1923年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1924年到上海轉入大夏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前身）攻讀哲學。從1928年春天開始翻譯《資本論》。曾在廣東文理學院、廈門大學任教。1950年到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工作，后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1955年獲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6年4月去世。

以翻譯《資本論》為終身志業

郭大力為了革命事業選擇翻譯馬克思的理論著作。他在大學期間就對馬克思經濟理論進行學習和研究，很快被《資本論》吸引住了。畢業后，他在杭州大佛寺開始翻譯《資本論》第一卷。在這裡結識了青年學子王亞南，並說動他合譯《資本論》。當時，郭大力不僅生活困難，而且缺乏翻譯經驗，不懂德文，主要依據英譯本翻譯。加之，這部書抽象難懂。於是在他翻譯完第一卷之后，決定把精力放在全書翻譯的准備工作上，先“系統地譯幾部古典經濟學的著作，用這種翻譯，作為一種細密研究的手段”。他回到上海后，在中學兼課之余，幾乎把全部時間用來自修德文和翻譯古典經濟學名著上，從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到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等，翻譯出一系列著作和歐洲經濟史讀物。在這些譯著出版時，郭大力還或長或短寫了序言，對著作和作者的學說做了介紹和評論，這些翻譯和寫作工作使他積累起豐厚的經濟學理論素養。

1934年，郭大力重新開始翻譯《資本論》第一卷。彼時，第一卷譯稿已毀於日寇入侵的炮火中，他不得不重新翻譯一遍。到1936年，他已將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譯好，並譯完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日軍轟炸上海后，郭大力帶領全家回到贛南老家。盡管鄉下生活貧困、工作條件惡劣，他還是翻譯了《資本論》第二卷全部和第三卷的絕大部分內容。1938年，他應讀書生活出版社之邀返回上海，趕譯第三卷尚未譯完的部分並負責全部譯稿的統稿和校訂，《資本論》全譯本三大卷隨之正式出版。這部傾注馬克思畢生心血的“工人階級的聖經”，得以第一次完整地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之后，郭大力再回贛南，著手翻譯《“資本論”通信集》，並開始《資本論》譯文的全面校訂工作。他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把譯文全部校訂了一遍，編制了一個勘誤表，作為《資本論補遺勘誤》一部分出版。同年，開始《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翻譯。1943年，他將馬克思這部百萬字的著作譯完，又用數年時間進行反復修改和校訂。1949年，三卷四冊的《剩余價值學說史》中文全譯本出版。至此，郭大力用20年時間實現了把《資本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史》全部譯成中文的宏願。

這20年間，郭大力也從一個對經濟學少有知識的學子成長為理論造詣深厚的經濟學家。其間，他曾在1940年秋到1941年5月到廣東文理學院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從1941年到1949年的幾年時間裡，他在翻譯之余還寫了不少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我們的農村生產》《物價論》《生產建設論》是在贛州寫作和出版的。1946年秋，他應王亞南之邀到廈門大學任教，在這裡寫了《西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批判》兩部著作。

1950年代，身患重病的郭大力為了給國內讀者提供更加通俗易懂的《資本論》譯文，在6年多時間裡，完全投入到修訂《資本論》全譯本的工作中，1963年第一卷第二次修訂版出版，1964年、1968年其余兩卷第二次修訂版問世。1966年，又開始《剩余價值學說史》的重譯工作。“文革”期間，郭大力身體狀況不斷惡化，乃至半身癱瘓。他憑著堅強的意志和毅力，硬是把《剩余價值學說史》按照德文新版全部重譯出來並出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下鄉的時候曾通讀過三遍《資本論》，他說，我讀過幾個譯本的《資本論》，最喜歡的是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

將《資本論》帶入馬列學院講堂

1949年，郭大力先是在三聯書店任副總編輯，1950年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工作。由此，郭大力開始了他20多年的中央黨校生涯。當時，為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需要，馬列學院在課業安排中將政治經濟學的課時增加到總課時的百分之六十。郭大力擔負著繁重的教學任務，同時要給幾個班次講授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一周往往要講兩三次課，每次三至四個小時。郭大力腦中有一部完整的《資本論》，在講述時將全篇構建了成熟的邏輯樹，從章節間的框架網絡、推理遞進，到概念中的遣詞用句、本質含義，他的研究可謂精准且深刻。他的講課稿印成了教材。一位學者回憶說：1960年我想把《資本論》好好通讀一遍，這部書實在很難啃下去，幸而靠了郭大力同志在中央黨校為輔導學員而印的《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講話稿，幫了我很大的忙，這本書針對《資本論》中的每一處難懂的地方都重點突出地用淺顯的語言做了十分明晰的解釋。確使讀者對《資本論》容易理解一些。

為了提高學員對《資本論》原著的接受度，郭大力在每篇開講前，都先說明哪章哪節是難懂難讀的，再以詳細地解讀，配合生動的例釋。他在講商品與貨幣時，直說這一章是比較難讀的，因為它所論述的問題，按其性質來說是比較抽象的。在講解商品二重性時，他引用了列寧的解釋，商品“一方面，它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來交換別種物”，此時，就出現了交換價值的概念。他進一步講到價值隻有通過交換價值的形態才能表現出來，所以可以把商品二重性解讀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有簡便的好處”。

講到商品拜物教性質，郭大力解釋這個概念是馬克思借宗教形態而自創的一種比喻。郭大力用生活化的例子來解釋——“我生產麻布，你生產上衣，我拿麻布交換你的上衣，這本來是我們互相交換勞動，但在私有制的商品生產社會中，卻表現為麻布同上衣互相交換的關系，表現為物與物的關系了”。這個例子極生動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就是這樣，郭大力對《資本論》中較難理解的概念，都賦予了他個人的領悟，用生活中常見的例子或者學員們接觸過的情景來做展示，使概念清晰立體化，從而使學員理解明白、記憶深刻。

郭大力對易混淆的概念名詞，融合對照地加以分析。在講到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等一系列名詞時，他講這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的基礎也是關鍵，勞動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他從分析商品開始，把商品二重性和勞動價值說結合起來講。他以茶杯為例講道：把茶杯的物質屬性即使用價值抽去，也就是把生產茶杯的具體形式的勞動抽去，這時茶杯已不再是茶杯，它可被感知的物質屬性都已消失。那麼所剩下的就是與別的物同樣的、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這樣各種商品間的物質區別已不復存在，彼此成為了同樣地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價值。

郭大力希望每位聽了這門課程的學員都能對《資本論》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每次講課，從不因為自己對所講內容稔熟於心而掉以輕心，而是根據不同的聽課對象寫出提綱、打好腹稿。

郭大力在奠定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發展基礎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可忽視的。1953年，馬列學院成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郭大力任主任。郭大力帶領教研室教員投入到對政治經濟學科的研討、教學課程的設計等工作中。在他的領導下，教研室撰寫教學總結，在《學習》雜志1955年第6期上發表《關於學習政治經濟學的一點問題》。其中對學科教學規律的認識和探討，有利於更好地指導教學實踐，也為地方黨校改進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按照1956年3月出台的《高級黨校七年規劃》，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增設“經濟學說史”教研組，同年7月中央高級黨校（1955年，中央馬列學院改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簡稱“中央高級黨校”）成立校教學委員會，郭大力為25名成員之一。中央黨校的經濟學科和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也從此走上更加充滿機遇與活力的發展軌道。

終身踐行馬克思主義信仰

郭大力對馬克思主義有著堅定的信仰，翻譯《資本論》是最好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前，《資本論》被國民黨列為“禁書”，翻譯此書隨時都有生命危險。郭大力毅然決定翻譯《資本論》，他所承擔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對這項工作他矢志不渝，一往無前。

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中，郭大力對馬克思、恩格斯充滿崇敬。正是由於這種崇敬，他先后三次傾力編譯《恩格斯傳》。這部書的作者是柏林大學教授古斯塔夫·邁耶爾。郭大力對這部書愛不釋手，1939年拿到原著后很快翻譯出來，但譯稿在郵送出版社途中丟失了。1940年重譯一遍后譯稿交朋友代存，也遺失了。1947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是第三次譯稿。他說：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愛了。他的勇敢，他的熱情，他的謙虛，實在使人神往。

對於事業上所取得的成績，他從不居功自傲。他認為自己能取得成績，應該歸功於黨。他生前常說：我翻譯馬克思的著作，是由於黨的事業的鼓舞﹔我能堅持幾十年，也是由於黨的領導和支持。沒有黨的關懷和支持，就沒有我的一切。很多學者贊嘆他為翻譯《資本論》三卷作出的貢獻，但郭大力從來都認為，“這決不是表示我應享有較優的權利，因為沒有亞南的合作，這部書的完成，決不能這樣迅速，甚至在我們應再開始的時候，也許根本就不會再開始”。

郭大力先生四十八載譯介人生，數十冊經典譯著，傾注了他對踐行革命理想的全部心血。他對《資本論》的鑽研和教學貫穿一生，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極大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對中央黨校及黨校系統的理論教學工作起到無可替代的榜樣作用。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