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前后海外華僑向祖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初探

﹝摘要﹞中國共產黨創立前后，有多個群體向祖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晚清政府的駐外使節、資產階級改良派分子、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以及由此演變而來的國民黨人士，還包括中國在國外的留學生等群體或個人，海外華僑是其中之一。其中，日本華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形式是譯介馬克思主義著作，主要代表為趙必振、廖仲愷、馮自由等革命派骨干人士﹔一戰赴俄華工目睹或參加了十月革命，進而通過旅俄華工聯合會現身說法傳播馬列主義，先進分子楊明齋還參加了黨的創立﹔留法勤工儉學精英以參加歐戰華工為基礎，直接或間接傳播馬列主義。海外華僑對馬列主義的傳播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相，並與當地留學生發生密切關系。華僑在早期馬列主義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著某種缺陷和不足，擴大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們在當時國內各界關於馬列主義的傳播中佔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建黨時期 華僑 傳播 馬列主義

陳獨秀曾說過，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著中國人做工。這說明華僑分布廣泛。他們有的僑居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僑居在這些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和一些獨立國家，還有不少人身居馬克思、列寧的故鄉，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向祖國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往相關研究對此雖有涉及，但失之零散、不夠全面系統深入，本文擬進一步對此加以探討。

一、旅居日本革命派華僑傳播馬克思主義

日本是早期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首要渠道之一。中國留日學生是傳播的主體，革命派華僑是重要參與者。

（一）日本華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是孫中山早年在海外開展革命活動和指導辛亥革命的大本營，東京是中國同盟會總部和中華革命黨黨部所在地。在民國成立前的近20年間，孫中山十多次來往日本並在這裡長期居住。日本也是中國改良派的重要活動據點，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日本，梁啟超較長時間在這裡活動。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日益發展強大。社會主義運動因而悄然興起，涌現出安部磯雄、片山潛、有賀長雄、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一批社會主義傳播者。這些都為中國留日學生和華僑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創造了客觀條件。

清末民初有大批中國留學生雲集日本，他們思想活躍，創辦了約有80多種宣傳各種思想的報刊，其中有一大批革命報刊，並有七八種由華僑創辦或參與創辦的報刊。日本較早的中文報刊是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報館焚毀后再辦《新民叢報》，僑商馮鏡如、馮紫珊為參股和發行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日本創辦的影響最大的報刊為1905年11月創刊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民報》大力宣傳資產階級革命，闡揚三民主義，抨擊清政府封建專制統治，駁斥改良派對革命的攻擊，並間接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思潮。該報遠銷南洋歐美各地，在海外留學生和華僑中影響很大。日本華僑創辦或參與編輯的期刊有《開智錄》《國民報》《梅州》，等等。這些報刊是傳播各種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載體。

在日本較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某些具有同盟會背景的留日學生。據統計，20世紀初留日學生翻譯日本學者的社會主義著作達20多種。留日學生馬君武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一文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的最早創始人聖西門、佛禮兒（傅立葉）、馬克思等，文中還附錄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五種著作﹔1906年初，留日學生、革命派骨干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代表作《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並對馬克思階級斗爭觀表示認同。中國留日學生的上述活動為日本華僑傳播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

（二）日本革命派華僑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

日本華僑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由改良派轉向革命派的趙必振。趙必振曾支持戊戌變法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后，參加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反清起義，起義失敗遭通緝后逃亡日本，開始接觸並認識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翻譯了多部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介紹馬克思主義。1903年2月，趙必振通過上海廣智書局翻譯出版了《近世社會主義》（福井准造著），第一次向中國讀者比較詳細、系統地介紹了卡爾•馬克思的生平及其剩余價值理論等學說﹔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著作的寫作過程，並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段話。該書是一本較早地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海外華僑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聲。【參見潘喜顏：《晚清時期趙必振日書中譯的重要貢獻》，載《史學月刊》2009年第12期。】

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的同盟會骨干、堅定的國民黨左派、美國華僑廖仲愷翻譯的《社會主義史大綱》（《民報》第7號）、《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民報》第９號）等文章，比較系統地介紹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史大綱》全面介紹了社會主義，並將其分為五個時期，其中的第二時期為“麥喀氏、英蓋爾（即馬克思、恩格斯）等，導其先路，遂成一八四八年之《共產黨宣言》”﹔“及第四時代，於一八六四年，萬國勞動者同盟設立於倫敦，主此同盟者為麥喀氏，其宣言書之結尾絕叫曰：‘萬國之勞動者團結！’入夢之夜已去，實行之日方來，革命的社會主義，遂如洪水時至，泛濫大陸”。【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頁。】譯文介紹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第一國際的情況。后一篇譯文，介紹了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別，“實社會主義所最厭惡者”為實行暗殺的無政府主義，“兩者之間，真有黑暗與光明之別矣”。【同上書，第26頁。】文章還介紹了1872年第一國際海牙大會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分裂等。

日本華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同盟會骨干、國民黨人馮自由。他長期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曾在香港為同盟會主編《中國日報》，在加拿大主辦同盟會的機關報《大漢公報》等報紙。馮自由認為，在中國率先提倡社會主義的是孫中山﹔首先拿社會主義作為黨綱的中國政治團體中，“同盟會就是嚆矢”【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學習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頁。】。在馮自由看來，同盟會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五四運動爆發不久，馮自由撰寫了《社會主義與中國》小冊子，它是五四時期少有的專門研究“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專著。該書共三章，分別是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從社會主義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中國社會主義之宣傳方法。該書開卷即解釋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要鏟除不平等的階級使之平等，“就要使之一切歸諸公有”。馮自由在書中回顧了社會主義思潮在我國早期流傳的情況，認為“中國最先提倡社會主義的是孫中山，其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別名，因此中國政治團體中首先拿社會主義做黨綱的是中國同盟會”。書中闡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社會主義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的多種原因：首先是日本受歐戰影響，知識界主張社會主義者日見其多，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也不少﹔其次，俄國革命成功，德奧匈等國革命受其影響而起，造成布爾什維克影響益大﹔再次，歐戰后平民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日千裡，新潮流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最后，經過五四運動，國民跟著大學生走，對社會主義信仰與昔日相比，“真是天淵相隔了”。馮自由指出，社會主義是順應時代的潮流，彰顯的是人道正義，中國要進步隻有走社會主義這一條道路。在該書中，馮自由對俄國革命持歡迎立場，歡呼俄國是最先創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遂有光芒萬丈的色彩”。【轉引自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第340、341頁。】

當時馬克思主義傳播形式多種多樣，其中報刊發表文章宣傳介紹者比較流行，像馮自由著書立說系統研究宣傳者並不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馮自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闡釋雖然精彩，但他后來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者，而是成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最終被孫中山開除國民黨黨籍，這又作何解釋？筆者以為，從思想根源上考察，馮自由是一個舊民主主義革命者，並沒有像孫中山、廖仲愷等進步的國民黨人隨著時代發展而轉變進步，當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時，他仍在時代岔路口徘徊不前，因而不可能有新民主主義者乃至社會主義者的認識、信仰和追求，反而激烈反對與真正信奉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合作，成為葉公好龍者。不過即便如此，他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還是不能抹殺的。

二、親歷十月革命的俄國華工現身說法傳播列寧主義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促進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其中旅俄華僑功不可沒。

（一）備受歧視壓榨的旅俄華工積極投身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在俄國廣袤大地上，從西部對德作戰前線到北部和中東部筑路工地、礦山油田，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有華工艱辛勞作的身影，到處都浸透著華工的血汗淚水，他們身處“民族監獄”，十分悲慘。募工販子和俄國當局違反華工隻在后方服務的合同，將八萬多華工“驅赴前敵”，充當炮灰。其中在俄德前線陣亡的華工達7000多人﹔至於“嗷嗷待哺，斃於飢寒”者不計其數。

1917年4月，為了救助悲慘的旅俄華工，留俄學生、后僑居俄國的劉澤榮在聖彼得堡發起成立了“中華旅俄聯合會”僑團，毅然擔負起救濟處於絕境的旅俄華工的重任。

當一戰激烈進行、俄國政府忙於應付戰爭之際，其后院燃起革命烈火——十月革命爆發並取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處於俄國社會下層的廣大勞動人民包括旅俄華工獲得解放。十月革命期間，眾多華工自覺拿起武器同俄國工人一道參加了各地武裝起義。聖彼得堡的許多華工參加了工人赤衛隊，有些人參加了攻打冬宮的戰斗。一批批華工參加了莫斯科工人赤衛隊、明斯科巴赫工人赤衛隊以及其他各地赤衛隊，並紛紛改編為紅軍。有些人經過戰火考驗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鍛煉成為黨和紅軍的中下層干部，甚至有不少人英勇獻身。旅俄華工的這些經歷為他們向祖國傳播列寧主義創造了主客觀條件。

（二）以旅俄華工聯合會為載體傳播列寧主義

1918年12月，為了適應形勢需要，“中華旅俄聯合會”改名為“旅俄華工聯合會”，並修改了章程，隨即在各地紛紛建立分會，會員很快發展到約6萬人。該組織一經成立，即向祖國同胞發出呼吁書指出，中國革命的命運與俄國工人革命的命運休戚相關﹔隻有同俄國工人階級緊密團結起來，才能在被壓迫的中國取得革命的勝利。12月15日，俄共（布）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報道了“旅俄華工聯合會”成立的消息說：“會議決定脫離職業聯合會的圈子並賦予該組織以進行廣泛宣傳的革命組織的性質。會議決定向中國人民呼吁，希望他們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北方賣國政府的英勇斗爭，並同所有亞洲無產階級建立緊密的聯系，組織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蘇維埃”﹔還強調旅俄華工“處於世界革命先鋒隊的行列之中，他們應該明白，中國革命的命運同俄國工人革命的命運息息相關”。【李永昌:《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頁。】可見，旅俄華工聯合會是在俄共（布）關懷下改組成為支持擁護十月革命的官方性質的群眾團體，同時又成為關心祖國命運、向祖國傳播列寧主義的愛國僑團。

旅俄華工聯合會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傳播列寧主義。該組織先后創辦了《華工》《旅俄華工大同報》（簡稱《大同報》）。前者為周報，以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為宗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中國，開展宣傳活動，並與工農政府攜手合作”【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大同報》由劉澤榮、孫言川任編輯，在聖彼得堡用石印出版，其開設《俄國新聞》欄目，報道俄國革命的重要消息，曾登過頌揚列寧的詩歌、齊切林給孫中山的信等。旅俄地方華工組織也出版宣傳十月革命的報刊，如1920年5月阿穆爾省華工編輯出版了《共產主義之星》旬刊，僅半年多時間即發行多達5.8萬份﹔此間該省還散發了華工先進分子各種各樣的宣言和傳單2.3萬份，出版中文小冊子5000份。再如赤塔華工工會創辦的《華工醒時報》，是向中國工人宣傳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刊物。

不僅如此，旅俄華工聯合會還陸續派人回國宣傳十月革命。1919年1月初，部分華工代表從遠東秘密回到我國東北宣傳革命。據資料記載，“近日由俄國返國的華工開始在中國居民甚至在軍隊中進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其中“在沙河子煤礦出現了三個從西伯利亞回來的中國人，他們開始在中國工人中進行布爾會什克主義的宣傳”。【李永昌:《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第284頁。】但這三名華工在黑龍江沙河子煤礦宣傳時被駐扎在該礦的日本軍警抓獲，此事引起中國政府的恐慌，北洋政府國務院密電東北各地軍政當局“嚴切偵防，以遏亂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華工准備回國開展革命活動。北洋政府獲悉后，當即密電全國各地軍政部門“切實防范，弭患無形”。在河北開灤煤礦，也發現了華工傳播馬列主義的活動。1920年6月15日，開灤煤礦代總礦師戴莫的報告稱：“我們也可以說從法國、俄國回來大批苦工，帶來很激進思想，極近乎布爾什維主義，把這種思想大大散布在礦上的一些壞人中。”【中共開灤黨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開灤工運史資料匯編》第1輯，1985年版第86頁。】這也從側面印証了回國華工在開灤煤礦中傳播馬列主義的情況。

旅俄華工聯合會還積極設法同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聯系，向其宣傳並通過其擴大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影響。他們的宣傳活動得到了南方工人同胞的響應。1920年，中國南方工人們在給旅俄華僑的一封信中寫道：“當你們回到祖國，並開始在這裡，在你們祖國的兄弟中播下俄國革命的種子的時候，這將鼓舞他們起來進行共同的斗爭以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將在亞洲的東方實現革命並改造整個世界。”【李永昌：《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第285頁。】這反映了中國工人對旅俄華僑宣傳的響應和接受。

（三）俄國華僑表率楊明齋傳播馬列主義並參與建黨

通過參加十月革命、傳播馬列主義的洗禮，旅俄華僑中涌現出了劉澤榮、楊明齋等先進人物。劉澤榮作為旅俄華工聯合會負責人，其革命活動受到俄共（布）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被邀請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的三次接見，溝通了列寧及其領導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聯系。

除了劉澤榮外，旅俄華僑中另一位先進代表人物楊明齋,成為共產國際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直接聯系人。楊明齋早年赴海參崴謀生,后到西伯利亞半工半讀，並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勝利后,他以當地旅俄華工聯合會負責人的身份從事黨的工作。1920年1月,俄共(布)遠東黨組織向共產國際報告,擬派一小組到中國考察並與中國進步力量建立聯系,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遂派出以維經斯基為負責人的共產國際工作組來華,楊明齋是該小組的重要成員並擔任翻譯。4月,楊明齋陪同維經斯基一行來到北京大學與李大釗見面並會談，取得了在中國建黨的共識。5月,楊明齋又持李大釗的介紹信陪同維經斯基赴上海會見陳獨秀。通過會談,也取得了共識，隨即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楊明齋成為會員。1920年8月,楊明齋參加陳獨秀創立的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遂由俄共(布)黨員轉為上海黨組織的成員，並參與創辦《共產黨》月刊，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出版工作,積極宣傳馬列主義，介紹十月革命經驗。楊明齋還主持開辦中俄通訊社和外國語學社並任社長,負責培訓進步青年赴俄深造，並親自教授俄語。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黨組織從該社學員中選派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汪壽華、柯慶施等20多人,由楊明齋介紹赴俄學習，為黨培訓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干部。楊明齋還深入闡釋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從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他在報刊上發表各種文章140多篇,后來又撰寫了《評中西文化觀》和《中國社會改造原理》等著作，被譽為黨的早期馬列主義理論家。

楊明齋是俄共（布）早期的華僑黨員和革命活動家，對俄共（布）及列寧的建黨思想有深入了解，對黨的創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張聞天曾回憶說：“1920年春，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來華建立黨的組織。”他們找到陳獨秀，“遂於1920年5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頁。】。胡喬木談中共黨史時曾說：“十月革命時，在俄國的華僑裡面有一些人也是參加了斗爭的，有些人在蘇聯加入了共產黨，這裡有楊明齋……中國黨開始形成的時候，共產國際派他們到國內來，這樣一些人的活動也要提到，不提好像就把他們抹煞了。”【胡喬木：《從大革命到抗戰時期黨史的若干問題》（1988年10月4日），載《胡喬木傳記》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336頁。】張聞天、胡喬木都對楊明齋傳播馬列主義、參與中共創建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贊揚。

三、留法勤工儉學精英以華工為基礎傳播馬列主義

歐洲是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祥地，又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也是華僑華人早期傳播馬列主義的中心地區之一。

（一）建立華工團體、創辦報刊為傳播馬列主義創造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為主要戰場，英、法、俄協約國數百萬人傷亡，勞動力極度匱乏，它們便大肆在中國招募華工為戰爭服務。據統計，一戰期間，英、法在華招募華工約為20萬人。“華工在一戰期間不僅是世界大戰的目擊者，更是世界大戰的積極參與者。”【[美]徐國琦：《一戰中的華工》，潘星、強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付出極其艱辛勞動甚至生命的“華工朋友竟沉淪於人類困苦的最下層，而無法解脫”【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頁。】。據初步統計，一戰期間在法、英的華工死亡和下落不明者接近兩萬人。辛亥革命后，國內掀起了風靡一時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9—1920年間，共有20多批一千六七百名青年赴歐洲勤工儉學，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法國，他們和旅歐華工成為歐洲華僑的基礎。

由於當時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無力保護在歐洲華工正當權益，為了團結自救，華工們先后組織華工工會、中華工團、華工公會等團體。一戰結束后，前述三個團體聯合成立“旅法華工總會”（簡稱“華工總會”），並在華工較為集中的地區成立了60多個分會。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建立了“工學世界社”“勤工儉學勵進會”“勤工儉學會”“勞動學會”等團體，並吸收大量旅法華工加入，向華工宣傳進步思想，發動華工與中外反動勢力作斗爭。如趙世炎、李立三等在巴黎創立的“勞動學會”以發動在法華工為宗旨，以推進社會主義為目標，主張進行社會革命﹔再如“工學世界社”成員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將社會革命作為宗旨。上述團體為宣傳馬列主義奠定了組織基礎。

為了介紹歐洲各國基本情況，反映華工的呼聲，並鼓勵華工工余參加學習，“留法儉學會”創辦了《華工雜志》﹔華工總會編印了《華工旬刊》。趙世炎和李立三等創辦了《華工周刊》，向勤工儉學學生和華工開展反帝愛國宣傳﹔周恩來、鄧小平等留法學生則創辦了《少年》（后改名《赤光》），聲援國內反帝愛國運動，宣傳社會主義是改造世界乃至中國之良方，工人階級是偉大的革命階級，並主張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這些報刊成為傳播馬列主義的平台和載體。

（二）留法勤工儉學精英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一戰結束后，有近8萬名華工分布法國各大小工廠從事艱苦繁重的重建勞役。在不少工廠，華工與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共同勞動、朝夕相處。如巴黎近郊雷諾汽車廠有上萬名工人，1920年前后，勤工儉學學生聶榮臻、何長工等人曾與該廠五六百名華工一起工作。法國南部施乃德鋼鐵廠有三萬多人，華工最多時達五六千人，趙世炎、鄧小平、陳毅、李立三等數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在這裡工作。在艱苦的勤工儉學生活中，不少留法學生身不由己地深入法國社會底層，坎坷經歷並探索思考，體驗到中法工人階級生存之艱難，體會到資本主義文明表象下的陰暗。這就使得勤工儉學群體思想發生分化，其中周恩來等一部分人的世界觀發生轉變，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職業革命家。

周恩來到歐洲后，勤工儉學時間較少，主要考察了歐洲社會並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研活動，並以天津《益世報》記者的身份撰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除法國外，他還到過英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考察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在此期間，周恩來還學習了《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列主義經典名著，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成為中共旅歐組織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趙世炎是中共旅歐黨組織的另一位重要發起人，與法國華工有廣泛深入的交往。他在施乃德鋼鐵廠等地做工時深入華工中，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華工宣傳革命道理，“與華工有密切關系”，結下不解之緣。【趙世炎：《趙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進而他以華工為基礎創建華工組合書記部、消費協社、工余讀書會等團體。1921年11月，趙世炎因參加進駐裡昂大學的斗爭失敗導致護照被沒收，在巴黎等城市難以安身，遂流落到荒涼的法國北方。當時那裡有許多華工打掃戰場，趙世炎一邊和他們一起從事艱苦勞動，一邊向他們說明他們之所以流落到國外受苦受罪，完全是由於中國反動政府的出賣，而不是什麼命苦的道理。華工們把他看作知心人﹔而同華工一起生活，也使趙世炎了解到了工人階級的崇高品質。除做工外，趙世炎還刻苦自學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法共《人道報》等書刊，並為《少年》雜志撰稿。通過學習及與華工的深切交往，趙世炎在思想上發生了質的轉變，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當中比較活躍的人物，他在巴黎、裡昂等地考察法國工人運動，同時考察華工處境。通過考察，他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是相同的。蔡和森以驚人的毅力學習法文，“猛看猛譯”馬列著作，“霸蠻”學習翻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他“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他與毛澤東書信頻傳，開宗明義地提出建黨的重要性，認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革命運動的神經中樞，“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頁。】。因而他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同上書，第71頁。】。毛澤東對蔡和森關於建黨的主張表示：“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頁。】可見，蔡和森關於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是建立在對馬克思著作的學習，以及考察法國工人運動包括華工的處境基礎之上的。

與此同時，朱德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勤工儉學，考察學習，耳濡目染，實現了思想轉變，並經周恩來和張申府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一批追求進步的留法勤工儉學精英或通過工廠“勤工”或通過“儉學”，學習馬列主義，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上介紹的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朱德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時，在歐洲建立中共早期組織的條件成熟了。1922年6月，周恩來、趙世炎等18人在巴黎西郊開會，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實際上是團的組織。同年冬，經“少共”申請國內上級黨組織，轉變成為中共旅歐支部。至1925年，中共旅歐黨組織發展到五六百名黨員，其中包括少數華工先進分子，如旅法華工袁子貞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他在大革命時期回國參加革命斗爭並英勇犧牲。當然，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先進華工。再如泰國旅歐勤工儉學學生許包野，1920年考取官費留法學生，不久因法國學費高昂轉赴德國留學，接受馬克思主義，並由朱德親自介紹入黨，成為朱德的重要助手、中共旅歐支部的骨干分子。

（三）法國華僑華人傳播馬列主義的特殊形式

綜上，旅歐華僑華人向祖國傳播馬列主義的情況比較特殊，由於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歐戰華工，既沒有文化基礎，也沒有理論修養，很難也不可能直接傳播馬列主義，然而，“在旅法的中國青年中，形成為無產階級的隊伍的，自然要算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了”【趙世炎：《趙世炎文集》，第87頁。】，即兩者的階級屬性相同。因此，華工為留法勤工儉學的先進分子傳播馬列主義提供了條件：一是為他們考察歐洲工人階級（包括華工）狀況，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學說，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提供了階級基礎和鮮活素材﹔二是通過各種華工組織、華工期刊作為載體平台，直接或間接傳播馬列主義，並對歐洲和國內各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三是旅歐華工不僅作為歐洲華僑華人聲援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基礎，更是1921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在法國開展的爭取“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的反飢餓運動（又稱“二二八運動”）、反對北京政府向法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的借款斗爭，以及進駐裡昂中法大學、爭奪求學權斗爭的基礎和主力軍，實踐預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理論。

四、華僑向祖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評析

以上介紹了海外華僑向祖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華僑是中國早期馬列主義傳播者之一，是中國馬列主義傳播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頁。

（一）華僑在馬列主義早期傳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失敗后，在封建軍閥反動統治下，社會風氣閉塞，思想觀念繁雜，先進思想受到禁錮，華僑在世界各地得風氣之先，並通過各種渠道較早地向祖國傳播馬列主義，傳播新理念、新思潮、新思想，對國內社會各界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如果將建黨時期馬列主義傳播比作前后相擁、接續不斷的洶涌波濤，那麼華僑對馬列主義的傳播則是其中的浪潮之一。

華僑向祖國傳播馬列主義，對於推進和擴大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作用,在當時國內各界關於馬列主義的傳播中佔有一席之地。總體而言，華僑為推動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並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了貢獻﹔具體言之，華僑群體中的優秀代表，如楊明齋不但對傳播馬列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於黨的創建功不可沒。

說華僑是馬列主義的特殊傳播者，主要體現為：一是他們的身份特殊，他們僑居在馬列故鄉，耳濡目染，既是受益者，又是傳播者，還是受眾者﹔二是傳播者與信仰者有別，與國內李大釗等一大批知識精英既是馬列主義的傳播者又是信仰者不同，由於華僑的特殊身份決定他們絕大多數隻能是馬列主義的傳播者，隻有少數人（如楊明齋、許包野、袁子貞等）成為信仰者﹔三是傳播馬列主義的方式特殊，華僑傳播馬列主義既是直接傳播者又是間接傳播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既是骨干更是基礎，既有理論闡釋，但更多為現身說法。

（二）華僑對馬列主義的傳播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相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的歷程，經歷了一個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由不自覺到自覺、由零星到系統、由片段到整體、由模糊到精確、由認識徘徊到確定信仰的反復曲折過程，主要是通過日本、俄國和西歐（法國）三條渠道的交叉互動完成的。海外華僑對馬列主義的傳播同樣經歷了這樣的歷程和渠道。但是由於各僑居地華僑的社會構成不同、華僑身份不同，決定了他們傳播馬列主義的不同面相，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特色。

日本華僑以營商者為主，並包括一部分革命派及其演變而來的國民黨華僑，因而日本華僑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由中國同盟會（后來的中國國民黨）的華僑骨干進行的，從階級屬性上說是資產階級代表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他們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為陣地，傳播方式主要是譯介日文版的馬克思著作（除馮自由外），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和學說而非作為一種信仰，進行傳播和介紹。

俄國華僑的主體由華工轉變而來，他們是十月革命的親歷者、貢獻者和受益者，他們以自身的經歷和感性認識傳播馬列主義，具有現身說法的特點，他們既在華工中傳播，又派人回國傳播，而且以傳播列寧主義為主。

歐洲華僑華人傳播馬列主義是以旅歐中的特別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的少數先進分子為主體，側重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並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創立聯系起來，成立了中共旅歐組織，大批華工是他們傳播馬列主義的底蘊和基礎。

（三）華僑傳播馬列主義與當地中國留學生關系密切

華僑向祖國傳播馬列主義不是孤立進行的,多與當地中國留學生有著密切關系。從身份上講，有少部分留學生留居當地轉變為華僑。留學生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文化水平高，思維敏銳，思想活躍，接受新生事物快。他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具有思想性和理論性，偏重於理性層面的傳播，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闡釋，往往處於主體地位。廣大華僑多處於僑居國社會最下層，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而對於馬列主義的傳播大多從感性層面進行，往往處於配角地位。但留學生傳播馬列主義又需要以華僑為基礎和素材，離不開華僑的互動配合。

上述情況在具體國家又不盡相同。如日本渠道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是革命派華僑趙必振、廖仲愷、馮自由等少數人，而同期及后來留日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陳望道、李達等一大批人，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體，他們既是傳播者又是信仰者。俄國華僑主體是廣大華工，在馬列主義的傳播中他們為首要受眾者，傳播馬列主義的主導者則是由留俄學生轉變為華僑的劉澤榮、楊明齋，以及留俄學生楊西曼、俞秀鬆等人。但他們對於馬列主義的傳播，又離不開華工群體的配合和支持。至於歐洲華僑華人傳播馬列主義，則是以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精英、先進分子為發起者、帶領者和組織者，華工是跟隨者、配合者、受益者。總之，在海外向祖國傳播馬列主義的過程中，華僑與當地留學生關系密切，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四）華僑在馬列主義傳播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受各種客觀原因及其他相關條件的限制，華僑在馬列主義傳播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不足。總體上看，華僑對馬列主義傳播的准確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多流於感性認識，缺乏理性認識，往往隻作為馬列主義傳播的參與者。具體而言，在日本華僑傳播馬列主義的過程中，少數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骨干華僑僅僅從學理和思潮上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只是傳播者並非信仰者，甚至只是出於一時的興趣，因此，隻作了些淺顯的介紹和解釋，且帶有不准確之處，如馮自由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孫中山本人也如此認為），其實不盡然。因此，個別曾經熱衷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華僑后來卻成了反馬克思主義者，也就不難理解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旅俄華工，對列寧主義的傳播多為直觀感受和切身體會，難以也不可能講清楚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因此，他們較少成為終身信仰者。歐洲華僑傳播馬列主義，主要是通過少數有覺悟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的先進分子進行的，廣大華工是被動接受者，僅起到次要作用。

（任貴祥：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