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留法勤工儉學生到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心靈軌跡

[摘 要]由留法勤工儉學生至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發展過程頗為復雜。從霧裡看花到親身體會，留法勤工儉學生對於工學互助主義和勤工儉學有了從篤信到懷疑的轉變。家庭因素、早期活動經歷的影響，以及蔡和森等“先覺者”的積極引導，使部分留法勤工儉學生由模糊或不確定的政治傾向初步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之路。1922年6月旅歐“少共”成立后，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通過開展內部訓練、對外宣傳，在現實淬煉中成長為信仰堅定的職業革命者。綜觀從留法勤工儉學生到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心靈軌跡可知，現實因素的觸發、成員的相互影響、先進理論的引導在不同時空個體之中頻繁互動，展現出經濟處境、實踐活動、理論素養、性格特質等因素對人物信仰選擇的影響差異，進而折射出思想轉變的反復性、過程性與不同步性。

[關鍵詞]留法勤工儉學﹔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心靈軌跡﹔信仰

衍生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孕育了以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即“旅法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是在留法勤工儉學人員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3頁。]。他們對於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該群體成員即參與旅歐華人中共產黨組織的孕育、籌建和發展的人員，主要包括張申府、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王若飛、蕭三和陳毅、聶榮臻、鄧小平、賀培真、何長工等人。從相關文獻資料來看，1919年至1921年赴法的勤工儉學生並非“同質化”人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受五四新思潮影響，且有一定政治傾向者，如受工讀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影響較深的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和趙世炎等人﹔第二類是或多或少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影響，但沒有明確政治傾向者，如推崇墨子思想的蔡和森等人﹔第三類是響應李石曾、蔡元培的倡導而赴法，他們數量最多，赴法勤工儉學是因為這是花費最少的留學方式，如鄭超麟、沈沛霖等人。[參見賈凱：《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若干問題再探討——與〈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再探討〉一文商榷》，《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8期﹔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0頁。]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成員在中共早期歷史、中國革命進程中影響很大，因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思想轉變或信仰確立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並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此外學界同仁還搜集、編纂了各類資料匯編。[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參見陳少卿：《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7期﹔紀亞光、黎博雅：《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發展轉變的內在邏輯》，《南開學報》2018年第6期﹔張世甲：《留法勤工儉學先進分子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20年。國外代表性成果有[法]王楓初（NoraWang）著，安延等譯：《移民與政治：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1919—1925）》，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日]小倉和夫著，王冬譯：《周恩來在巴黎》，九州出版社，2022年。資料匯編主要有：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1—3冊），北京出版社，1979、1980、1981年﹔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6年﹔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不過學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使用較多的是報刊文獻，而對於留法勤工儉學生相關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史料的運用較為缺乏，實際上這類史料更為感性和即時性，有助於揭示個人思想轉變的諸多細節和過程。因此，筆者嘗試基於日記、書信等私人性史料，並結合相關回憶資料，鉤沉爬梳從留法勤工儉學生到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成員的心靈軌跡，以期推進和深化近代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建立共產黨過程的研究。

一、赴法之前：美好憧憬與最初顫動

早年經歷對於個體成長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留法勤工儉學生中很多人的童年、少年記憶是悲慘的，原生家庭的影響和赴法前的活動經歷為其趨向社會革命之路提供了潛在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很多中國青年受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倡導的無政府主義、“勞工神聖”思潮的影響，秉持“吾人生長弱國，當欲自圖振奮”[劉萬能編著：《張昆弟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2—203頁。]的愛國情感，充滿對法蘭西自由、民主、博愛價值的向往，從而走上赴法之路。這種憧憬與向往既反映了他們思想上的稚嫩，也體現了追求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美好夙願。此時，馬克思主義已通過不同路徑傳入中國，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震顫，中國部分先進分子開始認真研究自晚清以來便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但此時馬克思主義對於赴法前中國青年的影響還遠遠談不上深刻，且受其影響者不多。

（一）家庭環境、革命經歷的影響。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家庭或家族，部分具備一定經濟實力，但很多經歷了家族衰敗、生活維艱的階段。家庭衰敗或者維艱，都會對他們的心境或抉擇產生影響。有些勤工儉學生希冀通過留洋改變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如沈沛霖回憶就讀武進師范時：“有數位同學想去法國勤工儉學，我亦為之心動，考慮家庭實際情況，以為師范畢業后，謀個鄉村教員之職，無法改變家貧之況，倘若能赴法，或可改變一切。”[《耆年憶往 沈沛霖回憶錄》，《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第11頁。]當然，部分青年將個人和家庭的際遇提升到社會問題層次。家庭破產、不得已投奔外祖父的陳毅，目睹衙門官府中腐敗黑暗的情況，對舊社會極端厭惡。[參見聶元素等編輯整理：《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頁。]聶榮臻回憶說：“從我記事時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鄉的山水風光，孩提時代的歡樂，而是日月的艱辛，農村的動蕩和農民生活的苦難。”[《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第1頁。]在性格養成和文化修養方面，教養者的影響舉足輕重。十來歲就當家的經歷磨煉出少年周恩來富有條理的辦事能力和好靜謹慎的性格，在其心靈轉變中發揮潛在作用。赴法后，“天性富於調和性”的周恩來對俄式暴動抱有懷疑，主張吸取英、俄兩國之經驗和優長，“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遲至1921年秋后才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4、41頁。]深受家裡兩位舅父影響的王若飛性格瀟洒豪放，交友廣，待友推誠相與，同時思想進步、有才華，是各學生團體首先聯絡的對象。[《王若飛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頁﹔《蕭三文集》，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62頁。]由於廣泛結交朋友，他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起著聯絡甚至是斡旋的作用。

“革命”是貫穿20世紀上半頁的時代主題，普遍具有一腔愛國熱情的留法學生赴法前大都感受或目睹過社會進步洪流。蕭三兄弟早年曾經閱讀同盟會的《中國魂》等各種革命材料，迸發出反封建熱情，成為家鄉宣傳“清朝滅亡，驅逐韃子，建立民國……的道理”的先鋒。[《蕭三文集》，第220頁。]張昆弟不滿藝徒學校的軍閥、宗法社會式的管理制度，憤而組織反對總辦的斗爭。[《張昆弟年譜》，第22—23頁。]五四運動時期，他們廣泛參與社會運動，充當起愛國運動的先鋒，在革命斗爭中磨煉出敏銳意識與堅強意志。聶榮臻在家鄉組織進步同學集會游行，響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宣傳抵制日貨，甚至燒毀日貨，引發商人的仇恨，這構成了他離鄉赴法的動機之一。[《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5頁。]1919年12月，趙世炎思考北大林德楊“被殺式的自殺”事件，認為黑暗的社會制度才是他自殺的罪魁禍首。[《趙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頁。]周恩來也是領導天津學生運動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1月底遭到拘捕。在獄中，周恩來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本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他回來回憶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津會時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張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與我以不少的啟發，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為最大。”[《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9頁。]總之，留法勤工儉學生原生的家庭環境及赴法前的活動經歷，為他們之后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之路播下了種子。

（二）對法蘭西文明和工讀主義的美好憧憬。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思想流派“恰似燒煙火一般，火線交叉錯綜地亂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陸離之慨”[《黃日葵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5頁。]。陳獨秀等人推崇的“民主”主要指法國式民主，認為法蘭西為近代文明之源，“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陳獨秀：《法蘭西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對於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在具有旅歐經歷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身上體現更為明顯，他們在1912年初編印《法蘭西教育》，高贊法國是“民氣民智先進之國”，為留學最佳選擇。同為留法勤工儉學組織者的吳玉章認為“法國是歐洲文明中心，世界學術發明多由法國，近又戰勝德、奧，其人民性質與吾國頗相似”，對於俄國革命者也有影響。[《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第300頁。]這時法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篤信無政府主義，他們的出版物中大量引介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這對追求進步的中國青年產生很大影響。

留法勤工儉學時期成為學生團體領袖的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學生們對於李石曾等人的書中描繪的美妙遠景——那種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會——覺得非常新鮮美好，認為這應該是未來奮斗的目標，走勤工儉學道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924頁。]蔡和森將赴法勤工儉學與前往北京公費學校和留學西洋大學作比較，認為勤工儉學有助於“免去隨俗迷夢”的風氣，“吾人必慫恿而力贊之”。[《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頁。]賀培真在1918年11月23日日記中談到半工半讀的優點：“半日上課，半日作工，於精神肉體二者之勞乏平均，使不有偏重之弊，亦快事也。”[賀培真：《留法勤工儉學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9頁。]還有青年從個人全面發展的角度看待，指出“勤工是謀物質方面的發展，儉學是謀精神方面的發展，合起來說，勤工儉學是人生正當的生活”[《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1冊，第82頁。]。“相信工學生活是人的生活”，對於以雙手解決自身的生活與求學問題充滿信心。[《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54頁。]頗為有趣的是，盛成擔憂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無法適應未來的人口繁殖加速，認為“高生產就是勤工，低消費就是儉學。勤工儉學，在未來經濟挂帥的社會裡，是一劑靈丹妙藥”[盛成：《海外工讀十年紀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頁。]。另一位留法時期成為學生團體領袖的趙世炎的著眼點是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共贏，“似此勤工儉學，躬親操作，得適用之藝能，為國家實業發達計，為社會工藝興起計，為個人生活遠圖計，皆莫善於此”[《趙世炎文集》，第14頁。]，並在《工讀》雜志上高呼“工讀主義前途底無限光明”[《趙世炎文集》，第46頁。]。總之，廣大留法勤工儉學生對於工讀主義有著美好的期許，他們懷著這樣的願景赴法，如同“鄉下人進城一樣”[《蕭三文集》，第231頁。]，“每月陸續有去者，惟頗以船隻艙位有限為憾”[同上，第229頁。]，由此造就1919年至1921年近2000名中國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總之，對法蘭西文明、工讀主義充滿憧憬是前文提到的數量最多的第三類青年、第一類青年的特征。

（三）觀十月革命猶如霧裡看花。晚清時期便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學說，在十月革命后開始引起中國先進分子的研究和關注，他們仿佛找到了民族未來的新希望。十月革命的消息，經日本通訊社的報導傳到中國，由上海、北京擴展到四川等地。1917年11月10日，北京、上海等地報紙刊登俄國勞農階級勝利的消息。李大釗宣稱十月革命的勝利標志新世紀的到來：“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9年1月）。]但實際上，中國知識界對於十月革命的了解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何長工回憶，赴法前他們在長辛店留法高等法文專修館工業科時，曾廣泛閱讀《新青年》《國民雜志》《每周評論》《晨報》等報刊，“對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起到了很大作用”[《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5—16頁。]。不過，當時十月革命普遍被稱為過激派革命。1918年赴日留學的王若飛，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震動，盡力搜讀社會主義刊物。[《王若飛文集》，第249頁。]周恩來在日本苦苦思索救亡道路，在極端苦悶中被《新青年》所載新思潮強烈吸引，閱讀《露西亞雜志》，認為“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恐怕要拿俄羅斯作頭一個試驗場了”[參見《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34—335、355—356頁。]，並先后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同時涉獵介紹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8頁。]。應該說，此時十月革命對於這些青年的影響還不夠顯著，因為相關消息在中國的傳播不夠及時、豐富，他們也沒有將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猶如“霧裡看花”。正如聶榮臻所回憶，自己中學時多少知道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感覺這個革命是進步的，“感到新鮮，但弄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6—7頁。]。聶榮臻的懵懂印象似乎不是個例，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在前文提到的第二類青年身上具有普遍性。

二、勤工儉學實踐：迷惘、討論與外力影響

到達法國后，勤工儉學生在度過短暫“蜜月期”之后在生存、求學中大都遭遇挫折，這促使他們開始質疑勤工儉學的可行性。他們根據自身經歷，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合理和弊端。蔡和森作為勤工儉學生中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引導各學生團體重新思考、討論勤工儉學的現實可行性，推動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法國共產黨、工人階級等外部力量，對於他們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反映了近代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復雜過程和豐富面相。

（一）親歷后的落差動搖與迷惘。抵法之初，勤工儉學生普遍對未來無限憧憬，對法國社會表示肯定和贊嘆。陳毅回憶說：“剛到法國，覺得是到了天國一樣，社會秩序安定，城市清潔繁榮，對法國文明佩服得五體投地，覺得中國古代文明是一錢不值了，再也不想讀古書、作古詩了。”[《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34頁。]賀培真在日記中記載：“大家極為高興，以為又工又學，將要過合乎理想的新生活了。”[《留法勤工儉學日記》，“前言”第1頁。]聶榮臻在家信中表達了對法國社會各方面的贊美，“無一樣不比我們中國好點”，立志“凡是好的我就學，日后回來，在社會上為一個完全的好人”。[祈福管主編：《聶榮臻青少年時代》，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211頁。]留法勤工儉學的倡導者蔡和森在寫給國內的家信中邀請其父、兄、姊赴法，一時傳為美談。至於勤工儉學運動實踐，早期總體是順利的，而留法勤工儉學生基於自身體驗，對於無政府主義或工讀主義更加信奉。聶榮臻在家書中表達對未來的期待：“在法國諸事順暢，而華法教育會日日進行（工作），勤工儉學生井然有序，所以日后當有至善之結果。”[同上，第215頁。]對於一些困難情況，勤工儉學生大多有信心克服，如王若飛說：“吾輩立志來勤工儉學時，即已決心和困苦奮斗，今日所受，並不甚苦，縱令為苦，也應努力將他打破。”[《王若飛文集》，第35頁。]

隨著在法工學實踐的展開，中國青年們逐漸體會到勞動的艱苦，初步意識到以工儉學存在弊端。首先，很多勤工儉學生因語言不通、技術不熟，隻得做“馬老五”[“馬老五”是法語main-d'oeuvre的音譯， 意為“散工”“苦力”。參見《何長工回憶錄》，第30頁。]，“生活過得得苦，吃面包沒有菜，用白開水送”[《共產主義小組》（下），第939頁。]，工資收入微薄不能供生活，更無余資求學。[《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53頁。]他們在學習、生活方面碰到了很多困難，感覺與理想大不相同[《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47頁。]，“法之勤工已完全變為勞動者矣，求學更不遑論”[《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8—19頁。]。鄧小平后來回憶說，初到法國的幾個月沒學什麼東西，吃得卻很壞。[《鄧小平年譜（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頁。]其次，在勞動是否真的“神聖”問題上，王若飛在日記中形象地描述說：“下工時仿如初出監獄之囚犯，覺天地異色，形狀很是憔悴。”[《王若飛文集》，第28頁。]較高的勞動強度使李維漢意識到：“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體支持不住。”[《共產主義小組》（下），第924頁。]身體勞累之外，賀培真更陷入精神上的痛苦迷惘。因為白天工作十小時，晚上看書精力不濟，“終日勞碌，永久勞碌，永久困苦”，“不知道我們的精神生活在那裡，這樣的枯燥無味，這樣的呆板過著”。[《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39頁﹔培真：《我之做工感想》，北京《晨報》1920年12月24日。]最后，對法蘭西文明和法國社會的認知上，“濾鏡”褪去，更為全面、真實。中國青年對自己遭遇的種族歧視感到不滿，羅益增憤慨道：“我們初來的時候，並不呼我們的姓名……那知近更加壞，竟把我們叫做Cochon Chinois（中國豬），或是Chien Camarade（狗朋友）……這樣的侮辱，就在日本也沒受過的。”[《羅益增君的信》，《少年世界》第1卷第5期（1920年5月1日）。]有的勤工儉學生開始從制度層面思考自身痛苦的來源。王若飛逐漸改變了“做工光榮”的觀點，認為做工是“完全是替別人做事，拿勞力賣錢，不是自動自主的勞動”[《王若飛文集》，第28頁。]。賀培真的認識也有所變化：“現在這種大組合生產制的工場，是建設在資本家的生產上面的，對於工人方面完全是一種掠奪的手段。”[培真：《我之做工感想》，北京《晨報》1920年12月24日。]如果說在中國國內，他們遭受的是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實業不發達之苦，那麼身處資本主義大本營，留法勤工儉學生則直接感受到資本主義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近距離觀察法國普通工人的生活狀態，更促使他們深入思考法國社會不平等的殘酷真相。不過，此時勤工儉學生的認知還停留在依靠勤工積累資金求學的願望不太可能實現層面，絕大多數人還沒有擺脫工讀主義影響。

（二）先驅引導與群體共同研討。在絕大多數勤工儉學生沉浸在以工儉學、實現留學夢想之外，蔡和森算是一個“另類”。他是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蔡和森抵達法國后，並未入學，也沒有進入工廠做工，“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以為常”[《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頁。]，刻苦學習法文，“猛看猛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和馬列主義著作。他通過對各種主義的推陳比較、理論研究，得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文集》（上），第56頁。]的結論，也成為之后積極引導留法勤工儉學生信仰轉向的先驅。[《蕭三文集》，第84頁。]1920年7月，在法新民學會會員圍繞“改造中國與世界”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走俄式革命道路還是溫和改良道路上發生激烈爭論。持不同意見的各方寫信回國給毛澤東聽取國內會員的意見。毛澤東回信指出，蕭三、李維漢等人的無政府主義主張“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新民學會文獻匯編》，第103頁。]。之后，在法新民學會會員採取共同研究、個人自學兩種方法研讀馬克思主義，經過一段曲折的過程逐步擺脫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蕭三后來回憶說：“我們也覺得無政府主義站不住腳。會后不久，也就不知不覺的轉向馬克思主義了。”[《共產主義小組》（下），第938頁。]與事后回憶的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不同，實際的思想轉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經過反復搖擺的過程。1920年7月時，李維漢不贊同俄式革命，“但也不反對人家贊成他，或竟取法他，說來很長，且待研究……要多讀書，多考察，多與友人研究后再說”[《新民學會文獻匯編》，第99頁。]。至1920年底，在蔡和森的影響下，以李維漢、李富春為代表的工學世界社成員經過反復討論，大多數成員“對現社會都不滿足，都以為要革命才行”[《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41頁。]，贊成把“信仰馬克思主義，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作為辦社宗旨。[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5頁。]而在工學世界社的這兩次會議上，未加入該團體的蔡和森均與會，並試圖引導該團體成員轉向俄式社會革命道路。

當然，至1920年底工學世界社的名稱未更改，說明該團體成員的思想轉變還是初步的。以陳毅為例，蔡和森的思想引導使他的思想發生第二次大震動，但后來隨著工資提高、有了點積蓄，“又自滿陶醉起來，感到自己有辦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當個文學博士。所以又不大願意和搞革命的人來往，怕被別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條路子來”[《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35頁。]。直到1921年春被工廠解雇，又轉而參加學生運動，思想又進一步趨向革命。總之，蔡和森的思想引導、群體的共同研討推動留法勤工儉學生對工讀主義產生懷疑，信仰也隨之發生變化。

（三）法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外在影響。有國外學者認為，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政治傾向受到國外或者布爾什維克黨等外部力量的干預。[《移民與政治：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1919—1925）》，第134頁。]這種影響可能十分有限，且不是決定性的。一方面，從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日記、書信等來看，法國工人階級、法國共產黨的外部影響主要集中在啟發他們的階級意識，為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便利。何長工回憶當時法國工人關心留法勤工儉學生，“告訴我們工廠裡哪個是壞蛋，哪個是政府派來暗地裡監視工人的，工間、業余時間，還給我們講法國工人運動的情況”[《何長工回憶錄》，第32頁。]。1920年因做工受傷的陳毅表示：“活生生的階級教育，使我們站到工人階級一邊來了。”[《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35頁。]另一方面，接觸法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也是部分留法勤工儉學生的主觀願望。趙世炎原本擬定的勤工儉學規劃就包括“聯系法國工人中覺悟分子，注意他們是怎麼干事，學習他們組織工人、領導斗爭的方法和方式”，“研究法國進步報紙雜志上所發表有關蘇俄消息的文章”。[《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105頁。]蕭三回憶，當時很多人喜歡聽法共領導人加香的演說，經常主動參加法國共產黨組織的各種示威活動，還偶然結識了阮愛國（即后來越共領導人胡志明）。[《蕭三文集》，第265頁。]從現有資料來看，法國工人階級、共產黨對於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引導主要基於朴素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並非留法勤工儉學生或法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有意為之，而是勤工儉學生進入工廠做工，必然會與法國工人有所交往、融入法國社會的產物。

三、碰壁受挫之后：夢想的破滅與革命者的淬煉

隨著生存、求學處境的愈發艱難，勤工儉學生大多陷入迷茫，平時談話中“從世界問題、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直到家庭問題（現在的）、個人問題，個個都談談，但沒有結果”[《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50頁。]。這些困惑和矛盾最終在1921年的二八運動、拒款運動和進佔裡昂中法大學三次事件中爆發，三次斗爭使勤工儉學生原有的生存、求學幻想徹底破滅，現實困境推動他們轉向社會革命道路。而在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之后，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組成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而后經過系統的內部訓練、對外宣傳，他們初步成長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職業革命者。

（一）三次大的斗爭失敗后加速轉向革命。1920年前后，法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多勤工儉學生陷入無工可做的境地，而他們徹底拋棄工學幻想，則是在經歷了1921年三次較大規模的政治斗爭之后。這三次斗爭使勤工儉學生意識到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倡導的做工、求學都無法實現，在不徹底改變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個人發展沒有可能，“在法千余學生，均抱悲觀”[《聶榮臻青少年時代》，第223頁。]，甚至有學生悲憤自殺。“以前的計劃在現在環境中已是幻境不可達，所以到現在要改變過才行”[《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65頁。]，社會革命主張像烈火一樣燃燒起來，“出現了勤工儉學界在空前規模上的新的聯合和新的覺醒”[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歷史研究》1979年第3期。]。蕭三認識到勤工儉學生的斗爭失敗是中國人民生計為難、中國社會教育不平等的“結晶體”。[《蕭三文集》，第259頁。]曾經將吳稚暉視為“聖人”的徐特立回憶：“經過這次事件，我們不覺轉到革命方面來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3冊，第412頁。]顯然，很多勤工儉學生轉向社會革命道路是慘酷現實教育的結果。那麼，接下來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呢？部分勤工儉學生從政治活動實踐中總結斗爭經驗，意識到“在勤工儉學生中建立一個嚴格的戰斗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回憶新民學會》，《歷史研究》1979年第3期。]。趙世炎在法國北方勞動期間，感到正確的理論指導和靈活的政治手段都很重要，“隻會寫寫文章、空口說白話的書生”無法領導中國革命，“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必須是理論家兼實行家”。[《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第108頁。]

（二）由學生團體自發研學發展為黨團組織的內部訓練。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明確走社會革命道路、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時，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都較少，[同上，第81頁。]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缺乏明確的革命路徑方法指導。蔡和森在與陳獨秀的信件中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主張開展系統的、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運動。[《蔡和森文集》（上），第83頁。]聶榮臻回憶，三次斗爭后自己反復思索個人和國家究竟應當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受當時西歐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ABC》等著作，經常看國內辦的《向導》周報，與劉伯堅等人熱烈討論資本主義的弊病、社會主義革命等問題，在旅歐“少共”成立以前“思想已經起了比較大的變化”[《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0頁。]。勤工儉學生中原本就有以蔡和森為代表的“蒙達尼派”和以趙世炎、李立三為代表的的“勤工派”兩大團體，他們內部往往共同學習、研討，因此團體內自發的研學對於信仰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更加系統的理論學習發生在旅歐“少共”成立以后。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標志著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當然，他們與國內的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組織關系的建立是在1923年初。旅歐“少共”成立后便把“學共產主義”提到重要位置，如飢似渴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明確“內部訓練問題——以進行共產主義研究會為最要之事”[《“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3頁。]。內部訓練工作分為兩部分進行，主要通過建立共產主義研究會和出版《共產主義研究會通信集》《共產主義教程》實施。每周六各地區、各支部召開討論會，系統研討馬克思主義理論，探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和經濟學觀點，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世界與中國局勢，分析中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與可行性。沈沛霖回憶當時團小組會議每周舉行一次，地點在巴黎的一個咖啡館，邊喝咖啡邊開會，“內容為學習革命理論，如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法共《人道報》及中文版的《向導》周刊等，討論國內外形勢，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耆年憶往 沈沛霖回憶錄》，第29頁。]。曾任旅歐團訓練部副主任的聶榮臻回憶說，“我們不僅自學，還和李富春等幾位同志，進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辦的夜校。在那裡，同法國工人和法共黨員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等基礎理論課程”，一位法共黨員經常為我們講解法文的理論著作、介紹法國工人運動的情況。[《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5—26頁。]從中可以看出，留法勤工儉學生與法國工人階級的友愛互助，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者與法國共產主義者的國際主義互相主持，而有組織的內部訓練也超出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范疇。當然與法國共產黨的“跨語種互動”，限於法文水平較高、參加法國共產黨的成員。

（三）通過對外宣傳淬煉職業革命者。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善於把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抓住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要義，成長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王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20世紀30年代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中國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頁。]中共旅歐支部、旅歐團組織的機關報《少年》和《赤光》，除了在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普及，還承擔了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斗爭的重要任務。到1924年，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代替無政府主義者，成為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主要論戰對象，據聶榮臻回憶“每次論戰，幾乎都是以我們勝利、他們失敗而告終”[《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5頁。]，吸引了大量追求進步和真理的華人。同時，論戰強化了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對自身與他者界限的認識，並迫使他們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現實問題的研究和學習，從而為論戰提供支持和滋養。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在歐洲建立后，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開展了聲援國內五卅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同盟代表大會等反帝運動，在一次次革命斗爭中初步淬煉為馬克思主義的職業革命者。正如周恩來所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6頁。]為了加強國內黨組織力量，中共中央向旅歐黨、團組織發出“努力研究，從早歸國”的號召，這些年青的黨員、團員有些直接返回國內，有些分批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或中山大學接受政治訓練，然后返回國內。他們之中很多人在國民大革命和中國革命新道路探索中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骨干力量。

四、結語

鉤沉、爬梳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等資料，不難發現影響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信仰選擇的因素是多元復雜的，個體經歷、團體活動、政治參與經驗都是影響他們心靈軌跡的因素。盡管赴法勤工儉學前他們的政治取向有所差異，但身處異國他鄉的勤工儉學生繼承新文化運動以來組織團體、共同研究的傳統，建立了許多互助團體，通過談話、辯論等各種形式求得共同進步，產生了由先驅者到多人相互影響、轉向的連鎖反應。從留法勤工儉學生到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發展是一個現實震動、團體互助、理性選擇的過程，也不能忽視法國工人階級、共產黨的間接推動，這可以算作“催化劑”。當時很多留法勤工儉學生變賣家產赴法或者陷入生活窮困境地，“需要不斷的掙扎奮斗，否則不說無法讀書，生活也無著落”[《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第70頁。]。譬如聶榮臻、周恩來曾轉校或移居至費用較低的國家。當三次大的斗爭失敗之后，生存權、求學權都無法得到保障，中、法兩國政府也不願或無力出資支持他們完成學業，此時勤工儉學生中的部分人將個人發展和民族救亡圖存問題合二為一，希冀通過社會的徹底變革解決全體青年、勞動者和民族的命運。這類心靈、行動的軌跡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信仰轉變的一個縮影。其時法國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李石曾、吳稚暉所倡導的留法勤工儉學是否具有普適性，特別是能否廣泛適用於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勞動技能等差異很大的近2000名青年，是我們回顧百年前那場教育文化運動不能忽略的基本向度。從留法勤工儉學生到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轉變軌跡與國內很多青年參加工讀互助和新村活動，之后拋棄不切實際的空想，轉而尋找改造社會的現實路徑[《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第44—45頁。]是相似的，由此呈現出近代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和建立共產黨的歷史必然性。

（作者：賈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副教授﹔殷婭嫻，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