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時代黨史研究的有關思考

李大釗曾在《史學要論》中以“溫故知新”和“知新溫故”來解釋“永續生存的歷史”。“溫故知新”就是通過“重新整理歷史的材料”研究歷史，得出新知。倒裝過來，“知新溫故”，就是“拿我們日新月異所進步的知識，去重作歷史”，這個過程是不斷循環往復的。如果我們從黨史研究的學科特性和社會功能的視角來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溫故知新”可以理解為通過拓展和深化黨史研究、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對推動當前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探索和回答，從而為黨更好地治國理政和加強自身建設提供“資鑒”﹔“知新溫故”則可以理解為結合時代特征與當代實際，以現實需要為導向，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充分挖掘和運用豐厚的黨史資源，更有針對性地開展黨史研究，使之不斷拓展深化。這裡的“溫故知新”“知新溫故”同樣是首尾相接，不斷滾動向前發展的。“溫故”是為了“知新”，也就是有效地“資鑒”﹔“知新”同樣可以為“溫故”提供指導，也就是幫助黨史研究更精准地找到議題和方向。而“全面把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制定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的黨的二十大，充分反映了黨在新時代對社會實踐認識的最高水平，正是“新”之集中體現，為發揮黨史“資鑒”作用指明了方向。所以，習近平在談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學習時也強調，要深入領會其中的“道理學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這對於我們開展黨史研究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一、“溫故知新”：新時代發揮黨史研究“資鑒”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關於史學的“資鑒”作用，是一個常常被提及但又在實際研究中容易被弱化的問題。常常被提及，是因為無論在中國史學傳統還是西方史學理論關於歷史價值的討論中，都有大量關於“資鑒”的內容。中國自古代起史學就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有《資治通鑒》這樣的經典著作，西方也有不少歷史學家認為，“使人能夠理解過去的社會，使人能夠增加把握當今社會的力量，便是歷史的雙重功能”，強調“歷史為當前服務”。說它容易被弱化，一是從主觀願望上講，一部分學者或因為自身興趣或因為擔心“致用”而影響“求真”，希望與現實問題保持一定距離，更願意純粹地鑽進史料裡研究過去﹔二是從客觀效果上講，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畢竟是“已經發生的過去”，要從分散、零碎的史料中“還原過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量的抽象思維活動，得出規律性的認識以指導“正在發生的現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對很多研究成果而言，鑽進歷史中是做到了，但是從歷史中再“跳出來”考慮現實需要，往往比較難。

對於我們今天探討的黨史學而言，既具有一定的歷史學性質，又與歷史學不能完全等同，其自身特點和定位就決定了天然帶有“資鑒”、為現實服務的責任，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現實性和理論性。政治性就是指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黨性原則，要會從政治上看待黨史問題，考慮成果的政治影響和社會價值﹔現實性就是指研究的內容與現實社會有一定聯系，以現實需要為重要牽引﹔理論性就是指除了揭示客觀歷史發展過程外，還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可見，“資鑒”就是黨史學的內在品格，是黨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此，胡喬木講得很清楚：“我們研究黨史，不是為研究而研究。我們是為了對我們黨的歷史進行科學的、准確的敘述和解釋，並用它來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談到黨史、近代史的有關問題時，多次運用了“必修課”“教科書”“清醒劑”“營養劑”一類的比喻，強調“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表達了充分發揮黨史“資鑒”作用的希望。這種希望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與新時代以來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面臨的形勢任務密切相關。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毋庸置疑，新時代十年，我們取得了偉大的發展成就，但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交織激蕩的復雜形勢，仍然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得到回答。從國內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如何解決？艱巨復雜的改革任務怎樣推進？各項建設中存在的短板弱項如何提升？從國際看，如何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外部環境中為民族復興創造條件？怎樣在地緣政治緊張與經濟格局演變疊加的復雜環境下正確作為？回答好這些問題，把事業向前推進，需要運用歷史思維，更好地總結經驗，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大勢，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對此，黨史研究應該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正如習近平所說：“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更需要以史為鑒、察往知來。”

2021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到來以及黨史學習教育的開展，在使黨史研究迎來更多關注、更好發展契機的同時，也讓黨史研究如何回應社會期待、為黨和國家發展提供智慧和啟示的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在這一時期與黨史有關的重要文獻和有關黨史學科規劃發展的頂層設計中，“資鑒”這一價值取向得到了鮮明體現。202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結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九個必須”，高度概括了百年黨史中最具根本性、長遠性、指導性的內容。11月，對於黨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出台，同樣有著鮮明的“資鑒”導向，即“聚焦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就在黨的二十大召開前不久，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直接將“中共黨史黨建學”列為一級學科。這固然反映了黨史研究持續推進、不斷向深度廣度拓展的現狀，也折射出當前黨和國家對於發揮黨史研究“資鑒”作用、服務黨的全面領導、促進黨的科學執政的期盼。

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史研究本身的深化，同樣與努力發揮“資鑒”作用，關注現實、關注政治、關注大局緊密相關。也就是說，“資鑒”可以作為外部動力，助推黨史研究不斷向前發展。舉一個直觀的例子，在這一時期發表的黨史論文、出版的黨史著作中，以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防治重大疫病的歷史與經驗為主題的數量是比較可觀的，使得疫病防治這一原本在黨史研究中相對邊緣、冷門的領域，一度成為學術研究視野中比較受關注的對象。再比如，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后，學術界對制度史、組織史研究的關注也掀起了一個小熱潮，對制度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制度建設背后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動因、百年制度建設的歷程和經驗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制度史研究的發展。還比如，習近平提出“大歷史觀”后，黨史學界就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並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不僅對拓展黨史研究的視角、樹立正確黨史觀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推動黨史學和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互動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所以，發揮黨史的“資鑒”作用，既有助於社會實現變革和改造，也有助於打破學科的封閉，促進黨史研究自身的發展完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學術史”從來不是“學術”一方面單獨寫就的，而是“學術”與“社會”雙邊互動共同執筆的。

二、“知新溫故”：黨的二十大報告為發揮黨史“資鑒”作用指明了方向

發揮黨史 “資鑒”作用，必須有效“知新”，找准切入點，與國家的戰略需求相“對標”，了解現實需要、社會關注的重點議題是什麼。這樣才能以黨史研究之“矢”，射中新時代社會之“的”。那麼，如何找到這些重點議題呢？我們的回答是非常明確的，即深入學習黨的二十大精神特別是認真研讀黨的二十大報告。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承擔著定黨之大計、議國之大策，研究和解決黨和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而推動社會發展前進的重要使命。會后黨領導人民對會議所謀劃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就是按照黨和人民的意志改造社會實踐的過程。黨的大會報告是黨代會精神的集中體現，貫穿著黨的思想理念、價值取向和基本意志，具體反映了黨在特定時期對社會實踐的認識水平。要與某一時期的歷史進行對話，了解當時的黨和人民關注什麼、重視什麼、需要什麼，必然繞不開相關歷史時期的黨代會報告。

黨的二十大報告作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精神的體現，通篇都是在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並在此基礎上明確當前和今后一個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目標任務和大政方針，進一步指明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方向。報告深刻闡述的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都為“知新溫故”研究黨史和在新的基礎上“溫故知新”，發揮黨史“資鑒”功能提供了重要指引。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新時代十年的歷史作出科學總結，為從學理上充分論証“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的裡程碑意義”提供了重要遵循。2022年7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提出：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此予以進一步強調。對這個論斷的科學認識，關系到全國人民對黨的領導和我們當前所從事的偉大事業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對於鼓舞全黨全國團結起來，凝心聚力、滿懷信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具有重要意義。從學理上將這一問題說清楚、講明白，是黨史研究應該發揮的作用。當然，越是當代史，研究起來就越是有難度。好在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十年進行了科學總結，深入分析了十年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從16個方面具體闡述了十年來我們採取的戰略性舉措、推進的變革性實踐、實現的突破性進展、取得的標志性成果，從九個方面列舉了存在的不足、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這些內容對於學術研究也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為科學認識、正確評價、全面把握這段歷史提供了重要遵循。此外，新時代十年本身就是黨史研究中的新興領域，空白點很多，值得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立足於扎實史料，以較長歷史縱深的眼光來認識的成果，目前還較為罕見。

二是提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要命題，使黨的理論探索史研究明確了為理論創新服務的“資鑒”方向。理論探索史在黨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明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而且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兩個結合”：“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這些內容內涵豐富，意蘊深刻，既有利於加強對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進一步拓展黨的理論探索史的長度和厚度，又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而這些方法論是可以由黨史研究加以實証並不斷豐富、深化的。比如，以“兩個結合”為例，在目前的黨史研究成果中，“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內容反映較多，“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相對單薄。雖然“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個貫穿百年的經驗，但具體到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又呈現比較復雜的面貌，需要在對這些面貌進行深入探討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如下一系列問題：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到底是如何在回答和解決實際問題中深化結合的？中國人是怎樣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在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方面有哪些有效做法？等等。這些問題的回答對於“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有積極意義。

三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有關問題進行深入闡述，指導黨史學界更好地開展現代化相關問題的研究，從而為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智慧和啟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自20世紀80年代起，近代史研究領域興起了“現代化范式”，並曾經一度對黨史書寫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胡繩晚年就曾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是很有意義的。”有關成果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前提、歷史進程、具體內涵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也涉及對全球性現代化進程的研究。但由於當時的中國還處於“追趕時代”的歷史背景下，所以學界關注的重點往往集中在“發達的早發型現代化”國家是如何對現代化起步較晚的發展中國家產生示范效應以及如何解決傳統與現代因素的沖突等一類問題上。今天，我們已經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黨已經帶領人民取得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成果。在這種時代條件下，習近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問題，就更側重其“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即“中國式”的“原創性”，強調其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特別是其克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弊端，“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正是出於這些重要認識，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性質，從五個方面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並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九個方面的本質要求。在2023年2月7日舉行的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又對這些內容作出了進一步闡釋，並就“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法論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黨的現代化理論系統集成的重大創新，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的重大豐富和發展，將指導黨史學界從新的視角、結合新的實踐，進一步深化對現代化問題的研究，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作出貢獻。

四是全面闡述了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黨和國家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為黨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氣息、現實意義的研究議題。報告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科技教育人才工作、民主政治建設、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保障和改善民生、美麗中國建設、維護國際安全穩定、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港澳台工作、對外工作等方面作出了系統設計和具體部署。如果黨史研究者在精細研讀的基礎上進行深挖，可以找到不少值得回溯歷史、進行深入研究的選題。比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二十大報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單獨列成一個部分並放在比較靠前的位置，還是第一次。報告中提到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充分揭示出教育、科技、人才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意義。這些內容都說明，對於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歷程和黨的科技發展戰略、舉措等問題的研究，是值得繼續做實做細的，特別是可以進一步探討我們黨如何統籌科技與經濟發展、如何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如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問題。類似內容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研究、“三農”問題研究、對外開放研究、全過程人民民主研究、黨的形象塑造研究、共同富裕問題研究、台灣問題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國際戰略研究等，有些還需要綜合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思維方法，既立足黨史看黨史，又跳出黨史看黨史，對問題作出更透徹更科學的分析，更好地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學性、針對性、指導性。

五是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的新的理論認識和實踐要求，引導研究者樹立“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學術關懷。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這既是根據歷史方位、面臨形勢任務、黨情發展變化作出的重要判斷，也是加強黨的建設需要解決的核心議題之一。報告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論斷、重要舉措大多是圍繞這一重要論斷展開的，諸如“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等重要論斷，以及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等重要舉措。相比於純粹的黨建理論研究，中共黨建史的研究需要有歷史意識和歷史感，即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進行分析總結歸納概括，以史實說明問題，“用歷史本身來解釋歷史”。以考察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為例，研究者可以選取有關重要事件，對決策部署的落實過程進行歷史學考察，不能想當然得出結論，也不能隻說成功的經驗，要特別注意到一些決策部署落實中存在的問題，才能發現背后機制的不足和改進空間。唯有這樣的研究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黨史研究所長並產生“資鑒”意義。

三、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就以黨的二十大精神之“新”溫黨史之“故”而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供的是思考方向，是熱氣騰騰的現實和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是，從找到思考方向到形成“資鑒”價值大、社會影響力強、學術水平高的精品，達到更高層次的“知新”，既促進學術繁榮又更好地為大局服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艱辛的研究和探索中，有以下幾個問題是需要黨史學界格外注意的。

一是以“資鑒”為名，忽視“求真”的基本要求。“求真”是歷史學的本質屬性，“對於歷史，當然隻能是按照其本來面目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有回應時代要求、關注社會現實的問題意識是好的，但不能結論先行，根據現實需要“倒推”歷史，按照既定結論去“拼圖”。這是舍本逐末之舉，既失去了歷史研究的全部意義，也不可能得出有“資鑒”價值的結論。胡繩曾專門批評過這種研究誤區：“實事求是是我們必須遵守的原則。過去的事實是怎樣就怎樣，當然不能根據主觀的意願去改造歷史，不能因為今天或明天的現實有什麼要求，就按照這種要求去描述歷史。”隻有盡可能還原歷史發展過程，尊重歷史原貌，弄清歷史的“本然”是什麼，才有進行總結、提煉、分析“所以然”的科學基礎，也才能形成正確的理論並有效地指導實踐。

二是刻意勾連、盲目嫁接。“資鑒”應該成為內化在研究成果中的一種問題意識和價值導向，具有“資鑒”意義的結論是在進行充分研究基礎上自然而然得出的，而不是人為制造關聯、刻意“嫁接”的。如果得不出有價值的結論，應該重新思考選題的意義及考察過程是否科學，而不是“照貓畫虎”，非要以“格式化”的寫作方式，生硬拼湊“現實意義”的“一二三”。有的成果沒有寫“現實意義”卻依然“無聲勝有聲”，有的成果寫了“現實意義”卻還是流於淺表、缺乏實質。

三是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歷史經驗不是千古不變的教條，“我們的任務不是重復前人的結論，而是要在前人所沒有或不可能接觸到的領域內，在前人沒有做出正確的或完全正確的結論的問題上求得真理”。時代的發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視角、新的方法。“資鑒”研究應該是從新的時代高度出發，立足於更加豐富扎實的史料，以全面、多維、開放的視角，恰當運用研究方法，對歷史作出新的觀察，“對歷史原貌和歷史發展的脈絡有更清楚的理解和更深刻的領悟”，特別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對過去被忽略的問題，對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經驗，要著重地研究”。研究者要敢於打破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即使得出和前人不一樣的結論也沒關系，可以進一步研究、實踐、論証，這樣才有可能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辦法。

“溫故知新”與“知新溫故”，背后貫穿的是一個“通”字。一方面，過去、現在、未來是貫通的，“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另一方面，人在歷史中不是無所作為的，而是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透過歷史的表象，尋找深層的必然性、規律性，向著“通古今之變”的目標而努力。這也是新時代黨史研究者應該具備的歷史自覺。在當前，這種歷史自覺具體地表現在認真學習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讀黨的二十大報告，找准現實需要與黨史問題的結合點，進一步發揮黨史的“資鑒”作用，而黨史研究本身也將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滋養，不斷取得進步。

作者：茅文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