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黨史黨建學融合發展的幾點思考

【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建設大家談】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在法學門類新設立“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從根本上解決了該學科的名稱及門類歸屬兩個問題。近年來，這一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已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高校及科研單位紛紛成立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中心）等，中共黨史黨建學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當前，如何實現融合發展是我們在推動中共黨史黨建學高質量發展中應當關注的重要方向。

辯証處理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共黨史黨建學下設的二級學科如何具體設置尚無定論，但這不影響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兩個二級學科的核心地位，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未來發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個學科的發展態勢和前景。中共黨史黨建學的融合發展，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兩個學科的融合發展。一方面，離開了“中共黨史”學科建設的支撐，“黨的建設”學科將失去堅實的基礎，容易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中共黨史”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要以“黨的建設”為參照，隻有深入研究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才能為深化黨史研究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撐和更為明確的目標指向。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兩個學科之間是辯証統一的關系，並不存在孰輕孰重、誰主誰次的問題，更不要彼此輕視或者疏離，而是要辯証統一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征程中，統一到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中，統一到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研究需要加強結合，著力探討“大黨史”和“大黨建”的諸多學術問題，實現“大黨史”“大黨建”的融合發展，真正體現中共黨史黨建學的不同二級學科是分工而不是分家、是融合而不是割裂。

科學把握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系。中共黨史黨建學必然要體現作為學科的學術性和學理性，具有歷史學、政治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一般屬性，同時，中共黨史黨建學具有獨特的政治性。因此，無論是人才培養或是學術研究，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者始終既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同時也要體現學術自覺。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事物的發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証統一，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不能脫離普遍性而存在。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發展，不能以學術性代替政治性，亦不能忽略學術性，而是要在科學把握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系中推進學科發展行穩致遠。

正確對待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系。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術研究，既要理論聯系實踐、也要歷史結合現實，是推進學術研究創新的重要生長點。中共黨史具有歷史學的一般性和規范性，同時需要強化自己的理論性，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來的，並且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理論建設和用理論指導行動。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充分體現了理論與實踐、歷史和現實的密切聯系。就黨的建設而言，從“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到“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再到“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既體現黨的建設歷史一脈相承，也體現黨的建設理論與時俱進。因而，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術研究，必須正確對待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系，要從理論上總結歷史規律、從實踐中提煉理論經驗，不斷推進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發展，為黨的建設提供經驗借鑒。

推動不同研究領域的融合發展。學科發展需要不斷拓寬研究領域，同時深化原有領域的研究。事實証明，正是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提升了中共黨史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學科發展，然而，在拓寬研究領域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不利於學科發展的傾向，如有的研究者把新開辟的領域與原來的領域割裂開來，其實，新的研究領域並不能代替原來的領域，也不意味著超越原來的領域。比如，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堪稱質量上乘的成果，有不少青年學者加入這一新領域，豐富和拓展了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及領域。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既有領域已不重要，或者說已無可研究的問題，而是應該不斷用新的視角和理論方法加以深化。又如中共黨報黨刊史研究亦逐漸成為新的領域，同樣，這既不能代替中共宣傳工作史或中共新聞輿論史，也不意味著對其超越。這些新領域的不斷開拓，持續為中共黨史研究的創新注入新活力，提供學術生長點和增長點，同時也可以為原有領域增加新的視角與方法。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整體提升和創新，需要不同研究領域的融合發展、共同推進，並在融合發展中催生新的研究領域和成果。

積極倡導多種研究范式的融合發展。從學術發展史來看，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一樣，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了不同范式的影響。這些研究范式都為推進中共黨史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發揮了作用。每種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優長，同時也有缺陷和不足，彼此間可以取長補短，互相促進。隻有實現多種研究范式的“百花齊放”，才能整體推動和提升研究水平和學科發展，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術研究才能“春色滿園”。

（作者：林緒武，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