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

【摘要】毛澤東的一生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毛澤東的人民心，體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論、歷史觀、價值觀、方法論上。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論。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生根，成為中國共產黨力量之所在，成為敵人畏懼中國共產黨之所在，這是毛澤東的歷史觀。為人民服務最光榮、最偉大﹔對人民的事業，“為有犧牲多壯志”﹔對人民遇到的災情曾三次大哭﹔認定是不是老百姓擁護者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這是毛澤東的價值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拜人民為師，從人民群眾中吸取知識、智慧和力量，這是毛澤東的方法論。

【關鍵詞】毛澤東﹔人民﹔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曾講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的一生就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毛澤東的書法作品中寫得最多的兩個字是“人民”。毛澤東締造的新中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政府稱“人民政府”，其軍隊稱“人民解放軍”，其法院稱“人民法院”，其檢察院稱“人民檢察院”，其廣播電台稱“人民廣播電台”，其中央級的報紙稱《人民日報》，其貨幣稱“人民幣”，其中央級的銀行稱“中國人民銀行”······毛澤東最有影響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初心和品德的題詞是：“為人民服務”。

中國歷史上有以民為本的思想傳統。《尚書》中分別記載了皋陶“安民”、盤庚“重民”、周公“保民”的思想。春秋時期管子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1]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2]孔子“所重：民、食、喪、祭”。[3]戰國時期的孟子是民本論的突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說，闡明得民心者得天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証唯物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歷史上以民為本的思想傳統相融合，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傳統，形成了最具特色、影響至大至遠的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心為心的人民心。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心為心的人民心，包括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論、歷史觀、價值觀、方法論等四個部分。

一、共產黨是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1949年7月9日，毛澤東向全國鐵路職工臨時代表會議暨全國機務會議全體代表和鐵道部、鐵道兵團、平津鐵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員的講話中講了這樣一段話：

“同志們！你們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們什麼也沒有，二十八年前甚至連共產黨也沒有。為什麼過去沒有的東西今天會有呢？就是因為人民需要。從前我當小學教員時，隻有靠教書吃飯，沒有想到要搞共產黨，共產黨是后來因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5]

毛澤東的這段話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起源：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后，一次又一次的巨額的戰爭賠款都落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中國人民的財政負擔比以前更重了，生活比以前更窮、更難了，上學讀書的人比以前更少了。中國成了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國人民成了一窮二白的人民。

在帝國主義實際上的統治下，中國人民的“窮”，毛澤東從小就體會到了。少年毛澤東多次看到因沒飯吃而在鄉村乞討的人，還看到因飢荒人民發生暴動的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毛澤東從少年開始就認為人民沒有飯吃的社會是一定要改造的。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他的這種認識更清晰了，直言“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社會，[6]是要不得的。

在帝國主義的實際統治下，中國人民的“白”，毛澤東也從小就體會到了。他曾對斯諾說：“我父親上過兩年學，認識的字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卻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裡的‘學者’。”[7]擁有15畝田地的毛順生之家尚且如此，無立錐之地的窮困農民食不飽腹，全家都是目不識丁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重視耕讀傳家的。在帝國主義壓榨下，耕者吃不飽飯，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8]

中國人民迫切需要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況，而要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況必須推倒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歷史証明，地主階級改良派運用封建社會的思想武器搞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缺乏先進的生產方式，用傳統的農民起義的辦法，也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改良派或資產階級革命派能不能在中國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呢？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証明也不行。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在西方，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是資產階級所起的領導作用。而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他們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無法承擔這個任務。”[9]

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改變一窮二白狀況的迫切需要，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孕育中國共產黨誕生並促使其成長的理論武器，不是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理論武器，也不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器，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即科學的、人民的、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孕育中國共產黨誕生並促使其成長的階級力量是中國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是隨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辦企業而產生的，比中國資產階級產生得早，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同中國廣大農民階級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在這樣的理論基礎和階級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實事求是的模范，也是遠見卓識的模范，又是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富有犧牲精神的模范。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政治領導者。”[10]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什麼帝國主義能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中國，連比中國面積小得多的日本也敢於欺負中國呢？除了中國工業化沒有搞起來，經濟技術落后的原因，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封建制度的腐敗，沒有民主，中國人民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毛澤東說：“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日本人口少，中國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夠欺負我們，因為我們的廣大的人民沒有很好地組織”。[11]中國共產黨是順應人民的呼喚、民族的呼喚而產生的，是能把中國人民凝聚起來、組織起來，結束一盤散沙狀態的政治領導者。毛澤東指出：“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12]

中國共產黨是順應人民需要，特別是順應把人民組織起來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天天去想、去做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大事，而不是天天去想、去做個人的私事，必須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是天天去想、去做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大事的締造者。毛澤東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時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他對斯諾說：“這個學會往后對中國的事情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人數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認真的人，不屑於議論瑣事”“而且連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裡去，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而且當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來，同佣人談買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買。我感到惱火，以后再也不同這個家伙見面了。我的朋友們和我隻樂於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的性質，中國的性質，世界，宇宙！”新民學會的多位會員后來成為“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13]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告誡共產黨員：“我們的同志見了面，不要隻講生活怎麼樣，不要把生活問題變成主要的話題。”“我們的腦筋要多想，想黨內的各種問題，想階級的問題，想國家的問題，想我們民族的問題”。[14]

二、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1949年7月，毛澤東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時特別談到“二十二年前我們什麼也沒有”，這是指黨成立后的頭六年還沒有建立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還沒有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還沒有力量反帝反封建。這頭六年中，毛澤東最先看到黨組織人民開展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他最先看到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的合法權利，隻能走組織農民開展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這條道路是1927年秋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開辟出來的。走上這條道路，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黨才有了力量。毛澤東深情地說：“過去我們什麼都沒有，現在有了，不都是依靠群眾才有的嗎？”“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眾和重視群眾”。[15]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之所在，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黨才能存在、發展。

贛南閩西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怎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呢？毛澤東提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說：“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16]毛澤東深入分析了紅軍打仗與做群眾工作的關系。從本質上講，“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從數量比較上看，“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17]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強調動員全國人民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反對脫離人民的片面抗戰路線。他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若克服了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喊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他通過闡述軍隊和民眾的關系，得出一個鼓舞人心的結論：“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再次強調：“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18]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9]他從中國的廣大人口在農村，五個人中就有四個是農民的特殊國情出發，認定抗日戰爭是農民的戰爭，告誡全黨：“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20]

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依仗有美國的支持，高看了國民黨的力量，看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堅定地認為“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21]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生根，這是中國共產黨力量之所在，也是敵人畏懼中國共產黨之所在。毛澤東說：“白崇禧經常說，‘不怕共產黨凶，隻怕共產黨生根’，他是怕對了。”[22]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土地改革和保護工商業，把農民和工商業者的力量都調動起來而奪得解放戰爭勝利的。

毛澤東對鼓吹天才論、鼓吹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五十年代末，他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教科書把群眾的斗爭隻看作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進行了批評。認為這“違背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23]六十年代，他寫下了《賀新郞·讀史》，以他的詩筆勾劃了對人類歷史的認識：“人猿相揖別，隻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過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庄屩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鋮。歌未竟，東方白。”七十年代，他在廬山嚴厲批判英雄史觀。巡視中，他指出：“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裡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24]毛澤東否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但並不否定英雄的存在。他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詩句，他多次引用“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詩句，說明他眼中的英雄是順應時勢、順應人民要求，發揮個人杰出作用的英雄﹔離開時勢和人民是沒有什麼英雄的。

三、為人民服務最光榮、最偉大

毛澤東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25]

在毛澤東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為大﹔人民是地，唯此為本﹔為人民服務的事是最光榮、最偉大的事。毛澤東忍著“腸已斷”的痛，離別“人間知己”的妻子去鬧革命、上山搞武裝斗爭，就是因為“人有病”，需要解決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人民病痛。在人民解放和捍衛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毛澤東犧牲了六位親人，可說是滿門忠烈。毛澤東曾對古柏的妻子曾碧漪說：“干革命總要有犧牲的，我參加革命幾十年，父母早已不在了，我的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都為革命犧牲了，毛澤覃的一個兒子才十八歲就被敵人活埋了，楊開慧也為革命犧牲了，還有小毛（指毛主席丟在江西的兒子）也沒找到。為了革命事業，我們家裡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不能老去想自己的事，自己的兒子，應當多想想全國人民的翻身解放，多想想我們所進行的革命事業。”[26]把人民的事放在自己的事的上面，這就是毛澤東對人民的忠誠。

毛澤東為人民之憂而憂、為人民之樂而樂。新中國成立后，對人民遇到的災難，毛澤東曾三次大哭。第一次是新中國初期，淮河發大水，災情嚴重。毛澤東從電報上得知，有不少是全村淹沒，有不少災民和蛇一起逃到樹上，有的人被毒蛇咬死。他難過得哭了。他接連在淮河水災及治淮情況的電報上寫了四封批示信給周恩來，其關心群眾、愛護群眾、同群眾同呼吸共患難的情感，躍然紙上。淮河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大規模治理的第一條河。第二次是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政策失誤，引起人民群眾生活困難。據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毛澤東不斷派衛士下去了解情況。一天，一名衛士帶來一個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糠皮的窩頭說：“鄉親們就是吃的這個”。毛澤東兩眼怔怔地盯著那個窩頭，雙眉緊鎖。隻見他接過窩頭時雙手直在發抖，費了很大勁掰開一塊放入嘴裡。老人家嚼著嚼著，流下了眼淚。毛澤東一邊流淚，一邊將掰開窩頭分給我們幾個衛士：“吃，你們都吃，都要吃一吃，吃啊，這是農民的口糧，是種糧食人吃的口糧······”他吃著吃著，最后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從那天起，毛澤東整整七個月沒有吃過一口豬肉。[27]正是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群眾患難與共，才順利地調整了國民經濟，渡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第三次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眾傷亡、損失慘重。當時重病中的毛澤東靠鼻飼生活。據他身邊醫療組成員王新德回憶：“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28]這次特大災難，毛澤東派華國鋒赴災區慰問，集全國之力搶險救災，盡可能地減輕了震災的損失。

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的問題看成一切問題的中心，一切政治的關鍵。他提出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不能當官做老爺，脫離人民群眾﹔不能高高在上，老百姓見了他們敬鬼神而遠之，而應該“到哪個地方就和哪個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為老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有沒有客觀標准？他說有，“比如，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后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見得落淚，他是自封的群眾領袖。因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實公事一辦完，人家就掉頭而去，不大理睬你了。”“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29]賀晉年回憶了一件和毛澤東交往的一件事：1939年賀晉年任安邊、定邊、靖邊警備區司令員。一次從定邊去延安開會，途中下大雨，趕到一個老鄉家要求住下，但老鄉硬是不讓住，好說歹說才讓住下。賀晉年向毛澤東反映這件事時，毛澤東卻和藹地說：“我看，這是個好事情嘛！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敢不讓你這個司令員住，說明你是人民的軍隊，若是國民黨軍隊的司令來了，老百姓敢不讓你住？隻有老百姓把你看成是自己的軍隊，和你一條心，這樣你才能打勝仗，這是多好的事情啊！”[30]這番話給了賀晉年深刻的教育。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與人民一條心，才無敵於天下的呀！

為人民服務就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毛澤東1947年轉戰時，給佳縣縣委的題詞是：“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毛澤東重視維護農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就是從為絕大多數人服務出發的。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宗旨，也是力量的來源。絕大多數人支持共產黨，共產黨才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老百姓所思所想的最重要的事是兩件：一是缺啥別缺吃的，二是有啥別有病。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日子，首先要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和防病治病問題。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不要隻知道向人民要糧草、要稅收，“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31]他提出“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對前者用了苦功，對后者便輕而易舉。”“不注重組織黨政軍群眾和人民群眾的廣大勞動力，以開展群眾生產運動，隻片面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忙於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觀點，是錯誤的。”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32]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把解決好人民的吃飯問題作為第一件大事。盡管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搞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不得不搞糧食統購統銷的辦法，但他始終重視從發展農業的基礎上去發展工業。他同地方干部說：“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認食為天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事情就好辦了。”[33]為了發展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他特別重視水利工作，發出了一個又一個江河治理的戰略號召。

為了解決防病治病的問題，1951年毛澤東提出“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34]對危害人民生命極大的血吸虫病，毛澤東予以極大的關注。在全國人民齊心協力下，防治血吸虫病終於在1958年6月取得顯著成績。毛澤東得知余江縣消滅血吸虫喜訊，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詩描述了昔日的慘境：“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第二首詩贊頌了消滅血吸虫的盛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憂慮著人民的憂慮，歡樂著人民的歡樂。這就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榮、以人民之心為心、忠誠於人民的毛澤東。

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心為心包含著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還包含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筆者曾認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與毛澤東把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密不可分，這也與毛澤東把唯物辯証法運用於實際工作中緊密相連。[35]近來筆者還認為。這還與毛澤東把唯物史觀運用到黨的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上密切相關。

群眾——領導——群眾這種方法，認識論的基礎就是實踐——認識——實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群眾——領導——群眾這種方法，辯証法的基礎就是個別——一般——個別﹔或者說特殊——普遍——特殊。一般存在於個別之中，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共性。個性又是與共性相聯結的，絕對孤立的個性是沒有的。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証法。”[36]

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論述了“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兩個方法。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認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他提出“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37]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知識和智慧方面反映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的這句名言闡明，人民群眾不僅是黨的力量的源泉，也是黨的智慧的源泉。毛澤東認為隻有在人民群眾中“甘當小學生”，才能學到群眾的知識和智慧。他提出“和全黨同志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38]毛澤東足智多謀。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說：“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諸葛亮之稱。”[39]毛澤東則認為人民群眾是“諸葛亮”。“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當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40]

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講要向群眾學習。他說：“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佔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隻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他又說：“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樣運，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大了了，我沒有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他還向大會代表們介紹他自己的做法：“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同志們，問老百姓。打仗也是這樣。”[41]

毛澤東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戰略才能、令人敬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哪裡來的？新中國成立后原國民黨將領鄭洞國曾向毛澤東提出過這個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外賓問：“您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麼？”毛澤東說：“我沒有什麼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裡學了一點知識而已。”“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42]

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必須重視人民文化水平、知識水平、整體素質提高的問題。面對“一窮二白”的國情，不僅要重視解決“窮”的問題，也要重視解決“白”的問題。

革命時期，毛澤東重視不斷提高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他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43]毛澤東在自己手掌上寫字教兩個小八路識字的照片，吸引過很多人的眼球。識字是文化的起點。毛澤東為凱豐、徐特立、范文瀾編的《文化課本》作序時寫道：“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於直接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44]許多干部、戰士、民眾正是從識字班、從夜校開始，一步一步地提高了文化水平、理論水平和各方面的本領。毛澤東欣喜地看到：“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45]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將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並提，將其看成一個車子的兩個輪子。他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號召“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是包括文化建設目標的，即：“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國家。”[46]在工業化的目標轉為現代化的目標之后，毛澤東又將科學文化現代化納入其中，始終從戰略高度重視文化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下決心進行大規模掃盲。從1949年至1969年先后四次開展掃盲運動。簡化漢字也極大地助力於掃盲運動，許許多多父輩文盲的家庭走出了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學生。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教育事業為后來的大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到2000年，中國的文盲率下降至6·72%，這是多麼了不起的變化啊！

注釋：

[1] 《管子·牧民》。

[2] 《道德經》第四十九章。

[3] 《論語·堯曰》。

[4] 《孟子·梁惠王下》。

[5]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306頁。

[6]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95頁。

[7]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8]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頁。

[9] 【美】托馬斯·亞瑟·畢森著，李彥譯《1937，延安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頁。

[10]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頁。

[13]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頁。

[14]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頁。

[15]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頁。

[16]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9、122頁。

[17]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57頁。

[18]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511-512、682頁。

[19]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20]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1318、1162頁。

[22]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6頁。

[23]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頁。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頁。

[26] 《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頁。

[27] 《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頁。

[28]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3頁。

[29]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60頁。

[30] 《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頁。

[31]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

[32]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912、1083頁。

[3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9-1560頁。

[34]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頁。

[35] 見曹應旺《使周恩來協力同心共命的毛澤東》，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6期。

[36]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320頁。

[37]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900頁。

[38]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791-792頁

[39] 《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頁。

[4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41]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5、204頁。

[4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頁。

[4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頁。

[44]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

[46]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