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實踐本源和文化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都提出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創新思想。這是黨百年歷史的一個重要理論收獲，是對長期講的“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一個結合”的豐富和發展。它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怎樣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基本理論、實踐經驗和傳統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亦即怎樣理解“兩個結合”，以及“兩個結合”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的關系。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之際，本文以毛澤東思想的創立為例，來談談如何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創新理論上述三要素進行科學定位的個人體悟。

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

毛澤東在講述自己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時曾說，自己在青年時期同許多希望拯救國家的中國人一樣，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都看。但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西方的新學在中國行不通。這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先進的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書籍，在組織共產黨的工作中進一步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他在延安回憶這段經歷道：《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對於馬克思主義，既要堅定信仰也要正確對待，即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指南，還是照抄照搬的教條。毛澤東的偉大就在於，他既是一個異常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又不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他講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初心時曾說到，《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著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讀了這些書之后，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這樣就“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於是，“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毛澤東將《共產黨宣言》等的內容歸結為“階級斗爭”四個字，這個提法可再斟酌。但就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的一根紅線，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是分析階級社會的主要方法而言，不能不說，他抓住了問題的根本。特別難得的是，他能從中悟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說明他自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始，就不把這些書上寫的東西當作教條，而是真正看作行動的指南。這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也是他能脫穎而出成為我們黨的領袖的一個重要特質。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黨內存在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親歷了大革命后期的嚴重挫折，也飽嘗了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艱難困苦。針對這“兩化傾向”（也就是本本主義），他在1930年5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尖銳批評那種“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唯書”觀念，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絲毫不存在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觀念在裡面。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段話雖然是在20世紀60年代發現此文后增補進去的，但這個思想是原著所闡述的。這就是說，在我們黨誕生后不到十年的幼年階段，就已有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雛形。

中共中央到達延安之后，為了清算王明教條主義的危害，肅清其“左”傾路線的影響，毛澤東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通過對此前黨所經歷的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即大革命前期的勝利和后期的失敗，土地革命戰爭前期領導武裝起義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勝利，中后期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被迫戰略轉移進行長征）經驗教訓的總結，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闡發了一定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思想。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在批判過去中央領導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的危害時，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意義。他提出了全黨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隨后，他又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這些理念進一步明確我們黨所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

在1941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關於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進一步成熟。他更加嚴厲地批判教條主義，強調“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他抨擊教條主義，指出一些同志引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很會的，但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地分析與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則是不會的。他們學習馬列理論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列的。這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后來，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他指出：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經過四年整風運動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全黨普遍確立了科學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觀。

作為整風運動理論結晶的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以黨的重要文獻形式提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隨后召開的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

據此，能否說毛澤東思想就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來的呢？這個答案雖不能簡單化地說“錯了”，但應當說不周延、不全面、不精准。因為在五四運動以后特別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不少，卻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創造出毛澤東思想這樣的拯救中華民族和改造中國社會的科學理論。再則，從上述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可以了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態度，實際上就是兩種馬克思主義觀。教條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不可能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種簡單的回答，完全沒有點到“穴位”。

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將其作為科學指南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歷史過程，充分說明隻有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

二、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經驗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本源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過：我們黨中央的路線，是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要求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1963年5月，毛澤東又講：“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沿著毛澤東的這個思路，我們同樣可以提問：毛澤東思想——這“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和政策”，“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前面說了，它的理論來源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這裡又強調正確的思想“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這兩者是什麼關系？怎樣理解社會實踐對毛澤東思想的影響？簡言之，這裡講的是毛澤東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問題。如果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那麼對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則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本源。

對這個特別重要的理論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解讀。

第一，毛澤東一生都致力於研究中國實際，非常注重對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經驗的總結。

還在青年時代，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學友“出洋”，自己卻執意留在國內，盡管這對他后來也有另一方面影響。那時他覺得：作為中國人，要在現今世界上盡點力，不可不對中國這個地盤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在一浪高過一浪的留洋潮中，他能作出如此冷靜的選擇，已顯出他具有非一般人所有的高遠志向。有如前述，他在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后，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就去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從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國共合作和武裝斗爭等第一線的工作。大革命失敗后，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他回答道：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霹靂一聲暴動，他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隊伍攻打長沙失利后上井岡山開辟黨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引領中國共產黨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他提出，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是“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表明，他已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跑者。

在黨的幼年時期，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多次遭到執行錯誤路線的中央領導拒絕。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他成為黨中央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黨的歷史實現偉大轉折。到達陝北延安后，黨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有了更為深刻和完整的認識。特別是抗日戰爭的偉大實踐，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相互交錯呈現的極端復雜局面的斗爭本領，積累了異常豐富的實踐經驗，使我們黨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動力、對象、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黨的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走向成熟。《新民主主義論》在理論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基本建構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體系。它包括中國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等諸多內容。這個理論是對建黨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形成的重要標志。它發表后，延安的思想理論界認為，中國“已經產生了一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著作“是馬列主義中國化最好的體現”，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豐富和發展”。此后，黨中央的領導人開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稱謂，概括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開展延安整風運動的作用是什麼？就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來總結中國革命豐富的實踐經驗，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奪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學會“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四年整風運動，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解決了這個問題。作為整風運動理論結晶的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作了全面深刻總結，對提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創立的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形成了共識。黨的七大決定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實行“第二次結合”，毛澤東思想得到了豐富和發展。這樣，對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經驗的總結也就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實踐本源。

第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來說明對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經驗的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本源問題。

我們就以毛澤東《實踐論》中的道理來加以論述。毛澤東指出：列寧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人們的認識來源於社會實踐，真理的標准也隻能是社會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証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斗爭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這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在創立時也主要來源於中國革命的實踐，是對革命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全民族抗戰開始后，既有了延安相對安寧穩定的環境，也為了獲得抗戰勝利之道，毛澤東開始集中精力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先后寫出包括《實踐論》在內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他在那時就非常感嘆：“中國的斗爭如此豐富，卻不出理論家！”也正是通過整風運動之后，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不僅認識到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上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理論上對馬列主義有創造性的發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且認同了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碩成果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毛澤東思想。黨的七大通過的新黨章，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史上第一次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就宣告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主要源於對中國革命豐富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起的作用，就是為正確認識中國社會和歷史提供科學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為正確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提供如恩格斯所說的進行科學研究使用的方法。

第三，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和相關文獻對毛澤東思想的定位。

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形成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定位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隨后黨的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對毛澤東思想的創立和定位作了完整表述，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黨的十五大對毛澤東思想內涵的表述仍然維持黨的十二大的內容，指出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但是在提出黨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時的表述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正是有了黨的十五大這樣的表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制定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也有這兩種表述。講毛澤東思想的創立時的表述是：“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講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豐富和發展，對其定位的表述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這裡，三個歷史決議和相關文獻對毛澤東思想的定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經常聽到一種提問：對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表述，有的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有的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兩者有什麼區別？我以為，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不同表述，主要與其前后語境有關，為避免語義重復是一種考量。如果要講區別的話，“中國實際”比“中國實踐”的外延要寬些，既包括現實的，也包括歷史的。現實的實際為直接的實踐經驗，歷史的實際為間接的實踐經驗。不過，不少人是混用的。但不管用哪種表述，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這是無疑的。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文化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和第三個歷史決議提出的“兩個結合”思想，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底蘊。前面論述了毛澤東思想是首個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創新理論。這裡繼續講第二個相結合：毛澤東思想實際也是首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創新理論。我們也從三個維度來分析。

第一，毛澤東一生酷愛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主要締造者。

黨的百年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凝聚了不少諳熟中國傳統文化的有識之士。但在過去黨的領導層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得最好、成就最為突出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從小就博覽群書。他不僅用心攻讀過“四書五經”等經典古籍，還讀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116卷《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和鄭觀應等人的近代時政著作。他在上中學時寫的論商鞅變法的習作，被老師嘉獎為“才氣過人，前途無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毛澤東的過人才氣，並非天生的。他不是書香門第或官宦世家出身。他的才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諳熟，完全是靠勤奮獲得的。他的傳統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時代奠定的。

毛澤東酷愛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不斷用馬克思主義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為革命事業服務。這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對“實事求是”的新解。“實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國的一個成語，其本意是講治學態度，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正確認知。毛澤東在投身中國革命后，不斷使實事求是思想成為改變中國命運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抗戰期間，他經常引用這個廣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語，來講述共產黨的思想作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給這個千年前的古典成語賦予新的含意，指出：什麼是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此后，“實事求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通俗表達。這就是毛澤東化古為今之妙用，也是他的點石成金之術。中國文明數千年，古典成語萬萬千，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金句的成語，無出其右者。“實事求是”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代名詞，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1943年6月，共產國際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便於各國共產黨根據各國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的決定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思想、道德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倡導者、締造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不是復歸中國舊傳統，而是要大力創造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就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新國家裡，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還要有新文化。前面講到的《新民主主義論》，為締造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篇著作明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內涵，指出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謂民族的，即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堅持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帶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謂科學的，即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真理、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文化。所謂大眾的，即是民主的、為廣大工農群眾服務並逐漸為他們所掌握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個新文化的稱謂——“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被與時俱進地賦予時代的要求，不斷地豐富其內涵，一直沿用到現在。

第二，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

中國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並以其作為指導思想﹔同時又是吮吸中華文明的乳汁成長的，不能不擔當中華文明的傳人。毛澤東不僅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而且在二者相結合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本土化、大眾化的過程中，提出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文化極其豐富，但這些文化主要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因而異常龐雜，精華和糟粕並存，有其階級的、歷史的局限性。毛澤東雖然酷愛本民族傳統文化，但態度一直鮮明，決不會不加區分地兼收並蓄。他指出：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有很多好東西，但也有許多毒素和糟粕。這些東西對於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必須拋棄。清理古代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裡講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惡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動文化等﹔“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那些屬於“真、善、美”，對人民有益無害的文化﹔要發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這樣的新文化，無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

——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對於“封建性的糟粕”要拋棄，對於“民主性的精華”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必須進行改造，“批判地繼承”。毛澤東指出：“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有區別地加以利用”。這也就是他講的“推陳出新”。怎麼“批判地利用”或“推陳出新”？他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在延安時期，他對孔夫子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一方面，他認為孔子出身貧寒，辦過多年的學校，著有《春秋》這樣的歷史著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培養出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大賢人，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樂家。“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聖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孔子的思想體系是唯心主義的，對其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分析，加以更多的批判。毛澤東對孔子的這種分析，為“批判地利用”歷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指出了方向。

——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毛澤東在延安時提到古今問題說，古人講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這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於牛馬穿了衣裳一樣。什麼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隻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學習，不但我們要學習，后人也要學習。”毛澤東提出厚今薄古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他認為，尊重歷史，“不是頌古非今”，“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1964年9月，他在一個批示中提出“古為今用”思想。厚今薄古，雖不是他提出的，但是根據他的思想作的概括。很長時期以來，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成為對於傳統文化的重要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齊放”出自清代章回小說《鏡花緣》。毛澤東用此語比喻，提倡藝術上應有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他在多次會上說：文藝界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100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是說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展開爭論，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后世稱這個時代的學術氛圍為“百家爭鳴”。毛澤東用此語也是來比喻學術上的不同學派應當自由爭論。他說：“百家爭鳴”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現在也需要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有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基本論斷，為我們黨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基本原則。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作出的評價：“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三，毛澤東著作浸潤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墨香。

毛澤東既是推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政治領袖，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與倫比的文化宗師。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有許多獨特創造。這裡不論及毛體書法和毛氏詩詞推陳出新的驚世創造，單講他的文章風格，同字如其人、詩如其人一樣，也是文如其人，洋溢著天馬行空的才氣、豪氣、靈氣、神氣和王者之氣，令人嘆為觀止。

——創造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還在全民族抗戰初期，毛澤東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共產主義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的新思想，一定要通過民族形式來表現。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風。它體現在毛澤東的文章中，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他在早年求學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寫道：“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那年他20歲，剛出鄉關進省城，就有這樣的抱負，很了不得！12年后，被選入《毛澤東選集》開篇之作的開篇之語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體現出非凡氣勢！不是非凡政治家，誰能有這種高屋建瓴的非凡之言？！二是文野相濟，雅俗匯融。中華傳統文化，可分為主流經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毛澤東不僅熟悉經史子集等主流經典文化，而且對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滿濃厚興趣。許多歷史故事，無論是經史子集中的還是野史雜書中的，他都能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三是敘議畫龍，用典點睛。凡是文章大家，寫的文章不僅要讓人家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讓人家看得有味，有文有質，深刻生動。毛澤東敘事議理很講邏輯，明白曉暢，清澈碧透。凡能用典能使文章更生動、更入神的地方，他能順手拈來一個典故，使所畫之龍“點睛”飛天。從而，文章就有靈動感。所謂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毛澤東用活了。

——創造了哺育一代又一代廣大干部群眾的新文體。毛澤東獨特的文風，形成獨特的文體，一看便知是“毛文”。它的特點是，既能將深奧的學理化成婦孺易懂的大白話，又能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既能縱橫捭闔、辨析剝離，又能汪洋恣肆、磅礡“收官”。比如，《丟掉幻想，准備斗爭》一文，通過駁斥美國白皮書，敘述近代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中國人民不斷斗爭直至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歷史，總結出兩條歷史發展的邏輯和定律。一是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即“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另一條是人民的邏輯，即“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他作出結論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一篇4000多字的政論文，通過概述中國近代史講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將陽春白雪的高深理論化成下裡巴人能聽懂的通俗白話，居然裝了一本教科書的容量。也隻有毛澤東有此本事！直到現在，人們還不斷襲用這個“毛體”，它滋養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創造了許多廣泛使用和長久傳播的名言金句和新文辭。毛澤東作為全面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宗師，不僅創造了新文風、新文體，還創造了許多聞名遐邇又朗朗上口的名言金句，成為廣為傳頌的新詞語。以“老三篇”為例。《紀念白求恩》寫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裡的兩個“極端”和“五個人”，從此成為黨的先進性的標杆。《為人民服務》是他紀念警衛戰士張思德的講演。此后，“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座右銘，也成為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終身佩戴的徽章。《愚公移山》是黨的七大閉幕詞，講了古代寓言“愚公移山”故事。這個寓言也成為中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強大精神力量。

四、答疑辨析與體悟初論

上面講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能否說毛澤東思想來源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呢？不能這樣輕率地說。

第一，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整體而言，是屬於兩種文化觀、歷史觀、世界觀。

比如孔孟儒學，就其世界觀、歷史觀、文化觀而言，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它也有由初始的進步走向反動的歷史過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不乏朴素的唯物論和辯証法思想，但絕沒有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也絕不可能從中總結出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這些理論的誕生是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緊密聯系一起的，根本不可能從中國本土的封建歷史文化中產生。沒有資本主義的時代底蘊，沒有上述基本理論的偉大發現，就不可能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能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先進分子也不可能找到改變近代中國衰敗命運的真理，不可能獲得拯救瀕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它的優秀精粹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個理論——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

第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沒有任何一個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化。

黨的百年歷史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有兩次重要概括。先看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的概括。他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具體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都是對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總結。再看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概括。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多方面的內容，就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理論、關於政策和策略理論、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論、關於黨的建設理論。此外，還有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三條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些理論內容，都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

第三，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歷史傳統文化，是摒棄糟粕、批判繼承其精華的關系，不是什麼理論來源關系。

我們說毛澤東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旨在說明毛澤東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來批判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經過批判繼承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豐富營養，並非說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源。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絕不能混淆。有人問，上面所述的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不就是優秀的傳統文化嗎？“實事求是”概念無疑是傳統文化，但其內涵完全不同了。“實事求是”典出東漢班固的《漢書》。漢朝皇帝在河間地區（今河北省河間市）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稱贊其“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意是講治學態度。前已指出，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它作了全新解釋，要求我們“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給這個千年前的古典成語賦予新的含意，用它來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質，將其提升到思想作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的高度，特別是作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通俗表達，這與班固賦予的內涵不能同日而語。為理解這個關系，也可打個比喻，有如“舊瓶子裝新酒”。傳統文化是“舊瓶子”，它不可能成為“新酒”之源，只是裝新酒的容器。“新酒”是根據新的食材和新的技術和方法釀造的，與那個“舊瓶子”不存在造酒來源關系。因此，豐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文化資源，而不能說成是理論來源。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講到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形成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時，指出：這兩大理論成果，“既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這是黨中央主要領導人首次明確表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理論具有的三個要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20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制定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又提出“兩個結合”思想，也是講的這三者關系。綜上所述，就毛澤東思想的創立和發展而言，馬列主義為其理論來源，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為其實踐本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其文化資源。

本文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