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烏調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摘要：尋烏調查是毛澤東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之一，比較完整地體現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在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次調查進一步弄清了富農問題，提出了“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方案，為制訂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提供了實際依據;進一步弄清了城市商業狀況，明確了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為深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提供了重要支撐;這次調查為《反對本本主義》的創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初步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毛澤東;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進行的實踐和理論創新活動。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由主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及其領袖、理論家、人民群眾）、客體（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具體實際）、結合過程、結果形態等多要素互動的自主創造性結合過程。判斷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是否促進了發展主體更加成熟﹔是否實現獨立自主的創造性結合及結合的程度如何﹔是否更好地把握了中國具體實際﹔是否更好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否解決了重大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實現了實踐、理論、政策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從這些方面來思考，能夠讓我們更好地把握尋烏調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的意義。

1930年5月2日，毛澤東、朱德率部攻克尋烏縣城，5月6日聽取中共尋烏縣委負責人匯報，指示召開尋烏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尋烏縣蘇維埃政府。就在此時，國民黨方面爆發了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中原大戰，給革命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紅四軍分兵發動群眾。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做了尋烏調查，對尋烏縣地理交通、經濟政治、階級現狀、土地斗爭、城市商業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分析，發現了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考，深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認識。之后，毛澤東多次提到尋烏調查。但是，長期以來，這次調查在思想理論界沒有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為此我們需要對它進行深刻的理論分析，特別是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角度確立其重要地位。【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8 － 245 頁。】

一、尋烏調查是毛澤東最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之一，比較完整地體現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在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發展上具有重要地位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論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說，毛澤東的一生就是調查研究的一生。

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已經養成了調查研究的習慣。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1917年夏，他同蕭子升一道“游學”長沙、寧鄉等五縣，考察廣大農村和城鎮的生產生活情況，初步認識到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的重要性。1918年夏初，他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等縣游歷半月，了解社會情況並寫成通訊在報刊發表。當時，湖南一師附近有造幣廠和電燈公司等，他經常深入工人、人力車夫、菜販子等下層勞動者中間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

青年時期形成的注重調查研究、重視研究中國具體國情的習慣，在革命實踐中發展成為一種科學的工作方法，成為創造性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方法論依據。建黨初期，他領導安源工人運動，多次到礦區進行調查研究。1925年后，他開始領導農民運動，經常深入進行農村和農民狀況調查，對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1925年，毛澤東在韶山進行農村調查，深入了解農村各階級的土地佔有關系、主佃關系。1927年初，他考察了湘潭、長沙等五縣農民運動狀況，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用事實批判了攻擊農民運動的錯誤言論，指出了農民問題是決定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闡明了建立農村政權和革命武裝的重要性。井岡山時期，他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1927年11月，在茅坪的壩上、洋橋湖、馬沅一代進行調查，形成了《寧岡調查》。1928年2月下旬、5月上旬，在永新的秋溪鄉、西鄉的塘邊進行調查，形成了《永新調查》。通過這些調查研究，他掌握了井岡山的實際情況，為領導工農武裝割據、開展湘贛邊界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礎。離開井岡山后，他又先后進行了尋烏、興國、長岡、才溪等調查，為制訂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重要基礎。在這些調查研究中，尋烏調查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毛澤東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中，尋烏調查規模最大、調查資料最詳細、調查內容最豐富。

一是調查規模最大，調研報告最長。毛澤東自己講過，他“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18 頁。】﹔調查之后不久，他在寧都的小布對調查資料作了分析整理，寫出了《尋烏調查》報告，共8萬余字，這是他所有調查報告中最長的一篇，對尋烏縣的地理、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

二是調查對象全面，具有典型性。直接參加調研的人員共11人，包括基層干部、知識分子、商人、農民、小地主，有城區人，有鄉下人，有年輕人，有上年紀的人，既考慮到調查對象的廣泛代表性，又考慮到他們能夠真實全面地反映情況﹔以尋烏城作為調查對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19 頁。】

三是調查時間較長，形式多樣，思考深入。他親自主持開了10多天的調查會，口問筆錄﹔除了開調查會外，還做了20多天的實際調查，深入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販、游民談話，還到城郊農村，同農民一邊干活一邊調查，廣泛了解各行業群眾的生活思想狀況，獲得了生動、豐富、真實、具體的第一手資料﹔這次是靜下心來的仔細調查，調查中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

尋烏調查比較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方法。

一是堅持正確理論指導，徹底貫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和階級分析方法。在尋烏調查中，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思想路線，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對商業問題、富農問題不了解，抱著弄清問題、追求真理的態度，甘當小學生，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事物，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行政區劃、人口構成、行業結構等作系統周密的調查﹔與此同時，運用辯証分析的方法，從事物的聯系中去把握事實，對調查所得的材料進行認真檢証，辨別真偽，力求探索事物發展的規律。

二是把一般性的普遍調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調查有機結合起來。先是馬上觀花式地了解尋烏的政治區劃情況，這部分內容在調查報告中隻有400字﹔再深入一步下馬觀花式地了解尋烏的歷史、地理、交通等概況，這部分內容在調研報告中有1300字﹔之后進行更加深入的解剖麻雀式的調查研究，重點了解與土地革命密切相關的城市商業、土地關系、階級關系、土地分配的具體情況。在典型性調查方面，他明確提出，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於研究個別地方，於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2 頁。】，也就是抓住尋烏城進行典型剖析，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從一個地方的分析中得出普遍性的結論。

三是調查主題明確集中，事先做好調查研究的提綱，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尋烏調查始終圍繞著當時實際工作的中心即土地革命斗爭來進行，著重調查與土地革命直接相關的鄉村和城市的階級關系，不同階級的政治態度，土地分配的方法，以及城市問題、商業問題、富農問題等，力圖通過調查研究形成理論觀點和對策思考﹔在調查尋烏的區劃、交通情況時，也不限於一般性的客觀描述，而是著眼於實踐斗爭主題來考察，分析了土地革命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事先做好充分准備，擬定調查大綱，列出調查項目，在調查會上親自“做主席和記錄”,掌握調查進程，獲得第一手調查資料，弄清要分析解決的問題。

四是注重在調查中提出和解決問題，致力於對調查內容進行理論提升。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致力於提出和發現問題，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和對策，認真研究了城市問題，為制定城市工作政策和工商業政策提供基礎，發現了富農與貧農的斗爭是土地斗爭的核心問題，提出了“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方法等﹔《尋烏調查》報告的第五部分，用了9千字的篇幅來分析土地革命實踐中的問題並探索解決的方法，調查中形成的許多觀點都吸收到《反對本本主義》當中﹔調查之后，他在小布做了系統的資料整理，形成了理論性認識。

五是樹立甘當小學生的態度，虛心向群眾實踐學習。懷著滿腔熱情，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調查中“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①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1 頁。】，真正做到了眼睛向下，不恥下問，抱著尋求真理和解決問題的強烈願望，解決自己過去不熟悉的商業問題、富農問題等。

這些調查研究的方法基本上都吸收到《反對本本主義》當中，作為調查的技術進行推廣，成為毛澤東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后的調查研究實踐和理論論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豐富。

二、尋烏調查進一步弄清楚了富農問題，初步提出了“抽肥補瘦” 的土地分配方案，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提供了實際依據

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土地革命，必須要形成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要順利完成土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好鄉村中的階級劃分和土地分配問題。階級問題的關鍵是准確地劃分農村中的階級成分，准確劃分出地主、富農、貧農、雇農等不同階級和階層，分析他們對革命的不同政治態度。土地分配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決好土地分配的方法，即按照什麼標准和原則來分配土地，解決好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問題即土地的所有權問題。

中國農村的階級成分是特殊而復雜的，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根據資本主義社會所提出的兩大階級鮮明對立的情況不同，同俄國的情況也不相同。為此，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階級劃分、土地分配原則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逐步確立了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尋烏調查是制定土地革命路線過程中的一次重要的調查研究，對於形成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有著重要作用。

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毛澤東就緊緊抓住土地革命的核心問題，探索土地分配的方式方法。1928年12月，他領導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土地法即《井岡山土地法》。在土地分配方法上，堅持以人口為標准、以鄉為單位進行平均分配﹔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主張沒收的土地歸蘇維埃政府而不是農民所有，農民有耕種權而沒有所有權﹔在沒收土地方面，主張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隻沒收地主土地。1929年4月，他領導制定了《興國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使土地革命中的階級劃分更加清晰起來，斗爭的對象更直接地指向地主階級。1929年7月，他指導中共閩西“一大”制定了《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較前有了較大進步：區別了地主和富農，隻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把土地革命的目標集中於地主階級﹔分配土地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補少”原則。1930年的“二七會議”制定了《二七土地法》，在土地分配對象問題上提出，暴動后立即沒收土地分與農民，沒收標准不限於豪紳地主，隻要真實的群眾要求，自耕農的土地亦得沒收﹔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提出，應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盡量分與一切需要這些東西的人，隻有不便分配的才由蘇維埃管理﹔在分配的方法上，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上述土地斗爭中存在一個突出問題：隻注意土地數量上的按人平分、抽多補少，而對土地質量的好壞、肥瘦搭配問題沒有照顧到。在土地分配實踐中，出田戶一般是富農，進田戶大都是貧雇農，富農總是千方百計把近田、好田留給自己，而把遠田、壞田退出來分，由此貧雇農分進來的大都是差田或遠田，這就嚴重影響了貧雇農的分田積極性。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這個問題越來越突顯。作為土地革命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已經開始關注這個實踐中的問題。

這個問題同時也是土地革命中如何對待富農的問題。富農是中國農村階級結構中一個復雜的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過程中，既要有效地限制富農，但又不能完全消滅富農經濟。而這個問題恰恰是土地革命中糾纏最多的一個問題。顯然，如何確定富農的階級地位和政治態度，制定對待富農的正確策略，通過有效的限制性措施，既不過度損害他們的利益，又從他們手裡拿出土地合理地分配給貧雇農，以激發貧雇農的革命積極性，是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必須認真解決好的一個大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開始了尋烏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根據正在開展的土地革命實踐，在階級劃分方面把富農問題鮮明地提出來，在土地分配原則方面提出了“抽多補少”和“抽肥補瘦”相結合的解決方案，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重要基礎。

鄉村階級關系劃分問題是土地革命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重點。這就要通過調查研究，分析農村的人口成分、土地佔有情況、階級劃分情況、不同階級對革命的態度，為制定正確階級路線奠定基礎。為此，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對鄉村的階級關系進行了細致劃分：鄉村的地主分為公共地主和個人地主兩大類，前者包括袓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后者包括了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自耕農中又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也分為四個不同的階層﹔與此同時，還有雇農、手工業者、無業游民等等。這些階級階層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思想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就是要針對不同階級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和政治作用，制定合理的策略，形成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

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之前已經注意到了富農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弄清楚，他曾說，這次調查是在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進行的【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18 頁。】，為此在調查過程中，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通過仔細的調查分析，他認識到：貧農同富農的斗爭是鄉村土地革命中極其重要的階級斗爭，廣大貧農所提出的“平田’、“徹底廢債”口號就是針對富農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就要支持廣大貧雇農對富農的斗爭，“共產黨如要阻止貧農的行動，那末貧農就非恨共產黨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富裕自耕農的債，分富裕自耕農的谷，也是沒有疑義的。必須這樣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這是農村斗爭的重要策略之一。”【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99 頁。】

貧農和富農的斗爭，集中體現在土地分配方面。關於土地分配，土地革命開始時候並沒有現成的辦法可以引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實踐中進行摸索，確定了幾種方式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按人口平均分配，也就是'袖多補少”的方法。但是，這種分配方法在實踐中遇到了困難，即肥瘦不均的問題，這是富農同貧農斗爭的焦點。毛澤東在調查中發現：“沒收富農與否，群眾認為是不成問題的。群眾中成為問題的，就是一個肥瘦分配的斗爭，這是土地斗爭的中心，也即是富農與貧農的斗爭”【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236 頁。】﹔“實際的斗爭就是在抽多補少裡頭。這種斗爭是農民對地主富農的斗爭，抽多的不願抽肥，補少的不願接瘦，要調配妥當，故需要相當時間。”【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234 頁。】由此，他認為，必須把“抽多補少”和“抽肥補瘦”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滿足廣大農民的利益，才能對地主富農進行真正的斗爭，達到土地革命的目的。

正是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掌握了土地分配的實際情況，弄清楚了富農同貧農斗爭的關鍵所在，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后來，他說道：“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毛澤東: 《關於農村調查》( 1944 年9 月13 日) ，《毛澤東文集》第2 卷，第379 頁。】”毛澤東提出的“抽肥補瘦”方案，在1930年6月的南陽聯席會議上得到了初步落實，會議通過了《富農問題》決議，規定了限制富農的措施，將“抽肥補瘦”原則在決議中予以確定。之后，毛澤東又作了興國、東塘、木口村等調查，進一步完善了對富農問題的思考，形成了更加完整准確的關於富農的策略。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適合中國特點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土地分配的正確原則：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線﹔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方法。1934年1月，在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完整闡述了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

三、尋烏調查進一步弄清楚了城市商業狀況，明確了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為深化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論提供了重要支撐

尋烏調查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之際的一次極其重要的調查研究。此前，毛澤東已經初步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理論，但是這個理論需要進一步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尤其是要對這條道路的兩個核心問題即鄉村和城市問題加以深入分析。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提出了尋找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任務。會議做出的《告全黨黨員書》提到：“在嚴重的環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機的時候，我們要整頓改編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著新的道路”，號召全體黨員積極地幫助黨做這件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 1927 年8 月)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290 頁。】。從1927年10月率兵上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著手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系統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的理論，為創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理論奠定了基礎。1929年3月20日，毛澤東在長汀起草《關於攻克汀州及今后行動方針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報告》，站在全國革命的高度，提出了一個大膽決策：利用軍閥大戰的空隙，大力發展革命根據地，擴大工農武裝割據，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最終取得三個省乃至全國的政權。這個決策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進一步擴大和提升，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孕育。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會后根據會議精神復信中央，【毛澤東: 《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 1929 年4 月5 日)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54 － 63 頁。】明確提出農村斗爭是促成中國革命高潮的重要條件，重申了3月20日決策的思想，對僅僅看到城市斗爭的城市中心論思想提出批評，初步闡發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1930年1月5日，他在給林彪的回信中【毛澤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 年1 月5 日) ，《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7 － 108 頁。】，深刻揭示了中國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系統分析了中國革命發展的總體趨勢，對革命低潮和高潮的關系做了辯証分析，科學闡述了用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批評了“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在全國范圍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以及單純流動游擊的錯誤觀念，要求大家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推動全國革命高潮，最終實現全國革命的勝利。這篇文章標志著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正如周恩來在延安時所說，“關於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周恩來: 《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 1944 年3 月3 日、4 日) ，《周恩來選集》( 上)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79 頁。】

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論提出之后，必須在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在實踐中進一步驗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必然涉及兩個核心問題：一是鄉村，二是城市。為了更好地闡明這條道路，就不僅要把鄉村搞清楚，而且要把城市搞清楚，在此基礎上弄清楚城市和鄉村的關系。

當時，毛澤東領導工農紅軍主要在鄉村轉戰，對鄉村情況相對比較熟悉，對城市情況則缺乏足夠的了解。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過去曾經長期生活在城市，對城市情況是很了解的。但是，過去毛澤東在城市時還沒有確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觀念，對於城市的了解並沒有從中國革命道路的角度去思考。而當他確立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論后，就需要從革命道路的角度來了解城市情況。為此，毛澤東急迫地要在新的理論框架內對城市情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他在《尋烏調查》中就談到自己“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18 頁。】﹔他還談到自己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1 頁。】，但是總沒有機會來做好這個事情，尋烏調查正好提供了這個機會。

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不僅下大力氣了解鄉村土地革命斗爭的情況，而且花了很大的精力來了解城市問題。8萬字的《尋烏調查》文本中，關於尋烏商業的內容就多達3萬字，其中關於尋烏城的內容有2萬7千多字。在關於尋烏城的調查報告一開始，毛澤東講到了作城市調查的目的。當時，他已經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這就必須要對城市和農村兩個方面的情況都要有所了解，唯此才能制定正確的對待城市工商業的政策和策略。他說道：“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為此，他“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並希望引起黨內其他同志研究城市的興味，“於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並提出要像研究農村問題一樣“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1-132 頁。】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毛澤東以尋烏城為典型，對城市的行業狀況、人口構成、階級狀況、不同階級的政治態度等作了詳細的調查分析。他對尋烏城內生產生活狀況的了解可以說是細致入微，涉及到了鹽、雜貨、油、豆、屠坊、酒、水貨、藥材、黃煙、裁縫、傘、木器、火店、豆腐、理發、打鐵、爆竹、打首飾、打洋鐵、修鐘表、圩場生意、娼妓等20幾個行業，從中剖析城市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

毛澤東對城市的分析緊緊圍繞著各階級的地位和態度來展開，通過對尋烏城這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2 頁。】的調查分析，他深刻認識到，中國城市的階級關系是相當復雜、相當抽象、甚至是非常模糊的，決不能照搬照抄經典作家書本上的描述，也不能照搬照抄蘇聯的情況。例如，他仔細研究了雜貨店店員制度后發現，“他們的階級關系原來是那樣的模糊”【毛澤東: 《尋烏調查》( 1930 年5 月) ，《毛澤東文集》第1 卷，第139 頁。】，隨著店員身份、名稱的變化，他們的薪俸和經濟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進而其階級地位也發生了轉化。再如，尋烏城中的何子貞，從小學教師到商業資本代表，再到與封建豪紳妥協成為封建派領導，進而成為最惡劣的反動首領，通過這個人的變化情況，毛澤東認識到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關系處於復雜的變化過程當中，對城市人口的階級關系和政治態度必須要作具體的分析。

毛澤東把調查研究同深化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結合起來，仔細解剖了尋烏城這個“農業手工業城市”的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從中分析出不同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把握中國鄉村與城市的關系，為制定正確的城市階級斗爭策略、正確的城市工商業政策，以及實現農村土地革命與城市階級斗爭有機結合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撐。他在對尋烏城人口結構進行綜合性分析后發現，城市中的地主、商人、傳教士等統治階級佔了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農民、手工業者、游民等被統治階級佔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其中地主和商人中，反動派只是少數，一部分是中間派，一部分還是同情革命的﹔而游民中有部分人是為統治者當走狗的。而且，中國的城市人口同鄉村人口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城市的地主和大商人同時也是鄉村中的大地主，城市中的許多游民和小商人也是同時游離在城鄉之間的。因此，在城市進行階級斗爭必然要同農村的土地革命結合起來，而農村的土地革命也不能不聯系到對城市統治階級的斗爭。針對這種情況，在制定土地革命路線、城市工作和工商業政策時，必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

總的來說，毛澤東通過對尋烏城這個典型麻雀的分析，認真研究了城市的生產生活和階級關系狀況，進一步弄清楚了城市和鄉村的關系，更好地認清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依靠力量，為進一步深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提供了生動豐富的資料支撐和實踐基礎。

四、尋烏調查為《反對本本主義》的創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初步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從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就顯示出他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方面的獨到性，那就是致力於通過調查研究來把握中國的具體國情，基於實踐需要來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來切割中國實際，用照搬外國模式的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經過了長期革命斗爭實踐和深入的理論思考，毛澤東在1930年5月創作了《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 卷，第109 － 118 頁。下引此文內容不再另注。】（原名《調查工作》）這篇經典著作，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已經提出，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首先，針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錯誤，他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對於一些人不調查研究就到處瞎說、到處指手畫腳的做法，他嚴厲地批評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是最可惡沒有的”。這些論斷科學闡明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集中體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歷史觀和方法論。

其次，針對惟書論、惟上論的教條主義錯誤，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個科學論斷，闡明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根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要求，明確了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確立的科學態度。

再次，針對當時黨內嚴重泛濫的“唯共產國際論”的錯誤，他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科學論斷，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中國化氣派。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根本前提，必須依靠中國人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不能單純地依靠外來的經驗和遙遠的指揮。

最后，針對脫離群眾實踐進行主觀決策的錯誤，他提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針對那些不深入群眾實踐而主觀決策的做法，他批評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為此，他大聲疾呼：“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他徹底貫徹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群眾史觀，展示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尋烏調查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尋烏調查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形成之際進行的，《反對本本主義》又是在尋烏調查的過程中創作的，二者相互影響，互為支撐。

首先，尋烏調查為毛澤東集中整理思想和系統表達理論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環境和時機。從思想發展的進程來看《反對本本主義》中的核心思想當然早於尋烏調查。尋烏調查之前，毛澤東已經對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艱辛探索和深入思考，已經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思想觀點。但是，因為長期處於動蕩的游擊戰爭環境中，並且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巨大壓力，他很難靜下心來進行冷靜思考和系統整理。尋烏調查期間，環境相對和平安定，紅軍在各地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指揮戰斗的任務比較少，毛澤東獲得了一個可以冷靜下來思考的時機，把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凝練成系統的理論文章，這就是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初步形成的標志性著作——《反對本本主義》。

其次，尋烏調查不僅驗証和深化了毛澤東此前的思想認識，而且推動了他根據調查資料展開進一步的理論思考，形成新的理論觀點。一方面，尋烏調查驗証了毛澤東此前的諸多判斷和觀點，如中國革命的具體性、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農村不同階級階層的劃分及其政治態度等等，使他更加堅定自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論認識，反對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觀點和做法。另一方面，尋烏調查又促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獲得了新的收獲，更加豐富了自己的理論思考，如關於城市問題、富農問題、商業問題、土地分配中的“抽肥補瘦”方法等。由此，他關於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更加豐富、全面和深刻。

再次，尋烏調查同《反對本本主義》相互支撐、相得益彰。尋烏調查的開展同《反對本本主義》的寫作是同一時間進行的，尋烏調查可以說是在初步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第一個調查研究，也可以說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初步形成之前的最后一個調查研究。《反對本本主義》從尋烏調查中獲得了豐富的資料基礎和實踐依據，從而更加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說服力，尋烏調查的許多論斷直接體現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當中。尋烏調查從《反對本本主義》中獲得了正確的理論指導，貫徹落實了《反對本本主義》的基本觀點，生動體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始形態。從文本內容上來看《反對本本主義》和《尋烏調查》報告的很多表述非常相近，很多論斷基本相同《反對本本主義》的論述更具有理論抽象性，《尋烏調查》的論述則更具有現實具體性。例如，《尋烏調查》中講道：“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本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與此大體相同但更具有理論性的話在《反對本本主義》的開頭是這樣說的：“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裡，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再如《尋烏調查》中，毛澤東講到自己先前對於商業和城市問題是個門外漢，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並希望同志們除了研究農村問題之外也要研究城市問題，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他闡述道：“我們從前的調查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偏於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同志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總之，尋烏調查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調查研究之一，比較完整地體現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在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這次調查進一步弄清了富農問題，提出了“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方案，為制訂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提供了實際依據﹔進一步弄清了城市商業狀況，明確了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為深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提供了重要支撐﹔這次調查為《反對本本主義》的創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初步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切告訴我們，尋烏調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顯示出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主體更加成熟，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探索中更加具有獨立自主性，對實踐中提出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做出了深入思考和重要回答，形成了許多重大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成果。

作者簡介：金民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文章來源：《蘇區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