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兼收並蓄的包容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闡述了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包容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天地大德，也是社會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更是實現中華文明長期繁榮的精神源泉。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特性，對我們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都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中華文明的包容特性由來已久。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先民就發展出一系列富於包容性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准則，諸如“厚德載物”的修養之道、“因睦以合族”的治家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處世之道、“兼聽則明”的治國之道，以及“協和萬邦”“修德來遠”的民族、國家間交往之道。這些思想及其包容性內涵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不斷豐富發展，深深浸潤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傳統之中。

中華文明包容特性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物質環境條件和經濟社會背景。東亞大陸特別是中原地區面積遼闊而內部相對通達的地理特征，為早期人群的遷徙和交往創造了便利。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對穩定秩序、分工合作的需求，農耕與游牧兩大體系長期共存、互補互嵌的特征，都有利於各族群間建立更為密切的經濟聯系和文化認同，並以開放的心態尋求合作共生。在社會文化層面，中國自古形成了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社會組織結構，發展出“倫理本位”的文化特征，對內造就了仁愛、寬和、協調、有序的人際交往和社會治理模式，對外形成了“天下一家”“有教無類”共躋“大同”的民族、國家間關系主張。以此為基礎成長起來的中華文明，具有高度的理性化特質，關注現實世界，崇尚以人為本，強調人文教化，呈現出不同於世界上某些排他、自負的一神教文明的寬和包容特性。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又是與原則性高度統一的。古人主張“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穩定等重大問題，必須堅持原則、從嚴處置。對待各種新生事物和外來事物，則既開放吸收、虛心借鑒，又恪守國家與文化的主體性，堅持以我為主，不生搬硬套，更不妄自菲薄。在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主導文化是國家的“不易之道”“常經大法”，也是各族人民最廣泛的思想共識，以及和諧交往、包容發展的文化基礎。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轉換，但民族和文明的主體性並未喪失，更在此基礎上逐步確立起現代中國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進一步激發、支撐了文明的包容性。中國的包容文化，既講“存異”，又講“求同”，特別是求“大同”。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容”的目標和結果即在於“融”，就是在尊重差異性、包容多元性的同時，通過不斷深入的交流碰撞、合作互動，著力尋求共識，增進共同性，推進一體化，保持自身充沛生機和強大活力。而包容性對於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巨大基礎性作用，也由此得以充分實現。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

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就是眾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園，各族人民長期密切聯系、頻繁交往。中國傳統天下觀認為，周邊“夷狄”人群與中原“華夏”人群共居同一個“天下”，也同屬一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盡管“夷夏”有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以種族、血緣或地域來劃分，更多是從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程度來判斷，並且這種認同是可以養成和轉化的，因而夷、夏人群同為“圓顱方趾”的天下之民，本質上並無差別。正如《論語》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中國人很早就萌生出極具包容性的“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開明民族觀念。后世歷代中央王朝，無論其創立者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也無不尊崇這種理念並作為治國原則——“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這種毋論華夷、包容一體的民族思想，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程的持續深入推進、為各民族不斷融入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共同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政治保障。

在強調各民族一體性的同時，中國古人還意識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民族治理思想，主張對邊疆民族“因俗而治”，包容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風俗，為各族人民之間持續、良性的互動創造了積極條件。以此為基礎，各族人民在不斷交往交流的歷程中，和睦共處、相互吸收，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攜手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向心力也隨之不斷加強。近代，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抗爭中，在追求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大業中，傳統的民族包容交融思想進一步升華為各民族平等的共同准則，中國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愈發團結凝聚在一起，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從自在走向了自覺。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

中國特有的包容性歷史傳統與文明形態，奠定了我國宗教治理的基本模式。中華文明自古就是一個崇尚理性的文明，主張“天道遠，人道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中華文明不排斥宗教，但比起“神道設教”，更注重人世間的社會秩序和道德倫理，也慣於從現實角度來觀察、評價各種宗教。同時，中華文明“大一統”的國家政治格局，使歷代王朝皆把現實政治權威置於宗教之上，構建起“政主教輔”“政主教從”的政教關系，避免任何宗教左右政局，也不讓國家與特定宗教截然對立。中國歷史上總體保持了一種有原則的宗教寬容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在宗教不違背國家主導文化、不觸犯國家法律、不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情況下，國家基本不強制干預宗教。在這種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中華文明得以平穩順利地包容多種內生或外來的宗教，形成各種宗教有序並存的局面，以及總體和諧平等的宗教關系。

與此同時，中華文明也著力引導各宗教發揮“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化”的積極作用，服務於社會文化生活和國家治理。佛教之慈悲利他，道教之清靜寡欲，伊斯蘭教之潔己好施，基督教之助益科學技術傳播，都被中華文明吸取運用。在此過程中，各種宗教也以中國國情民情為依據，不斷進行自我調適——佛、道二教與儒家思想不斷互動交融，最終走向“三教融合”﹔明清時期，中國伊斯蘭教涌現出一批致力於“以儒詮經”的“回儒”﹔明末天主教東傳，為在中國立足，定下了許可信眾尊孔、祭祖、敬天的“利瑪竇規矩”。考諸歷史，我國宗教的發展也再次証明了中華文明鮮明的包容特性和強大的包容能力。正是這種包容性奠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並使之在中華文明發展總體進程中發揮出積極作用。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

中華文明不是孤立於世界的，中華文明所創造的文化也不是封閉保守的。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玉石之路就已將中原、西域和中亞、西亞連接起來。《山海經》描繪的“四海八荒”的奇人異物，反映了先民們豐富的域外知識和旺盛的探求精神。古人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思是堅持包容和諧，則能生成萬物，若完全趨同單一，反而無法延續發展。於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漫長歷史中，中華文化堅持以開放博大的胸懷面對其他文明，包容尊重外來文化，進而主張“修文德以來遠人”，通過自身的德性修煉，以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和平和諧。

同時，中華文化又能積極吸納、融合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正如古人所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中國先民深知兼容並蓄、廣納博收的必要。經由絲綢之路、瓷器之路、茶葉之路，乃至其他大大小小的對外交通孔道，全世界的文明成果，無論物種、技術，還是資源、人群，抑或是思想、文化，都持續不斷地進入中國，又在經過中華文化的改造加工之后，融為其有機的組成部分。中華文明5000多年發展史充分說明，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始終未曾間斷，中華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也不斷獲得賴以發展壯大的新資源、新動力。直到近代，即便面對列強的侵略欺凌，中國仍未關閉對外開放的大門，反而更清醒地認識到差距和不足，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愈發廣泛主動地吸收外來文明成果，探求救國救民之道，最終尋得了馬克思主義，也開辟了中華文明新的境界。放眼世界，中華文化中這種開放包容的文明觀，也為我們超越“文明沖突論”，更好地認識、維護和發展全人類文明，提供了新的眼界與思路。

不斷實現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當代發展

歷史上，包容特性對中華民族的成長發揮了巨大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也極大地形塑了中華文明的形象和氣質。近代以來，隨著中華民族所面對的內外形勢與歷史任務的顯著變化，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有了新的表現。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本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文明意識，以開放的世界眼光，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在吸收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深化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認識，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雙百”方針、對外開放等體現高度包容性的根本制度和重要方略。在民族宗教工作上，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在國際關系上，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維護並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些大政方針的制定實施，讓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社會主義的當代中國得到不斷激發。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容特性的歸納、闡釋與運用，強調“要秉持開放包容，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關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未來走向的重大創新理論，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文明包容特性的創新活力，深化了創新特性的時代內涵。今天，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更應立足“兩個結合”，堅持多元一體、開放和諧、以我為主、兼收並蓄，不斷深入研究並持續激發中華文明的包容特性，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的征程中取得更為輝煌的成就。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科研秘書，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7月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