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與僑務工作

目前，學術界關於朱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德關於政治、軍事、經濟、黨建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其精神品格、道德風范等，對朱德在僑務工作方面的建樹少有論及。僑務工作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揆諸歷史，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始終重視僑務工作，為僑務工作的開展和推進作出了突出貢獻。梳理朱德的相關思考與實踐，對於做好新時代僑務工作，凝聚僑心僑力同圓共享中國夢，仍有借鑒意義。

一、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朱德動員華僑支持革命事業

朱德接觸華僑事務始於他到國外探尋革命道路之時。1922年 9月，朱德乘坐法國郵船“安吉爾斯”號奔赴歐洲時，看到南洋一帶許多背井離鄉的中國同胞，忍受極不公平的苛捐雜稅，過著貧苦不堪的生活。朱德不禁感慨：“這都是因為華僑沒有強盛的祖國做后盾。所以，他們專門欺辱我們中國人！”通過與華僑近距離的接觸，朱德對海外華僑的艱辛生活有了初步的感知。

在國外期間，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政治眼界變得更為開闊。他認識到華僑也能被動員起來參與革命，為革命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1925年初，朱德主持創辦了一份油印周刊《明星》。他親自撰稿、刻印和郵寄，利用這份報紙向留德學生和華僑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政策，使他們了解中國革命動態。與此同時，朱德還積極組織華僑開展革命運動。同年 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朱德聽聞這一消息后，在中共留德組的安排下，與鄧演達等組織留德學生、工人和其他華僑在柏林波茨坦廣場舉行追悼孫中山逝世大會，會后還組織了游行，散發用中文和德文編成的追述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傳單、文件和小冊子。同年 5月 30日，上海爆發了英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群眾的五卅慘案。隨后，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以不可遏止的浩大聲勢迅速席卷全國。朱德聽聞之后，在黨組織內部表示：“應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這一運動。”他立刻組織編印了一期《明星》，積極向海外華僑和留德學生介紹五卅慘案的事實經過，並揭露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惡意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不僅如此，朱德還與孫炳文等按照黨組織的指示，聯合德國共產黨方面，組織中國留德學生和僑民舉行抗議英帝國主義制造五卅慘案的示威集會。后來，朱德從柏林前往蘇聯，積極去一些工廠、機關、學校參觀和演講，向華僑和蘇聯民眾揭露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並宣介中國革命運動的情況。

1926年 7月，朱德回到國內繼續開展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以后，我們黨為尋找中國革命新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到 1930年夏，全國已建立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多處在交通閉塞、通訊不暢的地區，還要應對國民黨軍隊的不斷“圍剿”，實難顧及僑務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與海外華僑完全中斷了聯系。1934年2月，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朱德收到來自美國華僑反帝大同盟三藩市執委會的來信，還有從中、西工友中募來的 100美金捐款。美國華僑在信中一方面肯定了紅軍的英勇戰績：無論國民黨軍隊“單獨的或與帝國主義合作的進攻”，“都被我們革命的英勇紅軍所粉碎”﹔另一方面表達出對紅軍的支持：“華僑反帝大同盟在美國現已領導華僑舉行一種慰勞紅軍的捐款運動”，中美工人“為了保衛中華蘇維埃和擁護紅軍勝利，都肯踴躍地解囊相助”，並表示以后仍會繼續為紅軍募捐。這一來信與捐款無疑給中國工農紅軍以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朱德復信指出：“你們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節省你們的生活費美金一百元，來慰勞我們中國的工農紅軍，我代表中國工農紅軍深致謝意，並向你們致以革命的敬禮！”“中國工農紅軍是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真正的革命武裝，為中國被壓迫民眾，謀社會的及民族的解放而斗爭”，“盼望你們為中國工農紅軍，作廣大的宣傳，使世界無產階級，予我們以不斷的援助，更歡迎你們加入紅軍，來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

與此同時，朱德還收到了來自《中國論壇》讀者聯歡會給中國工農紅軍的捐款和來信。《中國論壇》是由外國友人伊羅生和史沫特萊等人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於 1932年 1月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刊物。同年 12月，宋慶齡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和其他愛國人士。伊羅生和史沫特萊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兩位重要的外籍成員，《中國論壇》也成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機關報。在白色恐怖籠罩上海、中國革命處於艱危的時期，《中國論壇》“在國際宣傳和支援中國革命方面，做了不少有益、有效的工作”。對於此次捐款和來信，朱德專門復信表示感謝：你們將“工農紅軍與蘇維埃的偉大勝利，宣布到全世界，使世界每一個角落的革命群眾都知道中國的紅軍與蘇維埃”，把紅軍“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親密的聯系起來，使我們在艱苦斗爭之中，能夠不斷地得到他們的援助”，“請你們將我們熱烈的謝意，轉給這些親愛的革命弟兄”。

此外，朱德還發表了《致全世界革命群眾電》。電文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民族革命的先鋒，是為中國工農勞苦民眾的社會的及民族的解放而奮斗到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武裝”，“我們不惜最后一滴血”，“為民族革命戰爭奮斗到底，為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而斗爭”，“希望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與我們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來共同奮斗”，也希望“你們繼續著不斷的與我們以有力的援助”。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朱德的兩封復信以及《致全世界革命群眾電》均發表在《紅色中華》上。《紅色中華》於 1931年 12月創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其“讀者面比較寬”，據統計，“在 1933年至 1934年，《紅色中華》發行量達到四五萬份，超過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公報》”。借助該報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朱德的兩封復信以及《致全世界革命群眾電》發表后，起到了向廣大海外僑胞宣傳中國共產黨革命主張的效果。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如何聯合盡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最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設想到建立，海外僑胞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加強對僑務工作的領導，1936年，我們黨著手組建了海外工作領導小組，由朱德擔任組長。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的僑務工作領導機構。在朱德的帶領下，海外工作領導小組積極向廣大華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動員他們以各種形式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二、全面抗戰時期，朱德直接領導和推進僑務工作

華僑雖長期旅居海外，但有著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全面抗戰爆發后，廣大海外僑胞心系故土，關心、支持祖國的抗戰。同時，他們也是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部分。朱德直接領導和推進僑務工作，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秋，黨中央從延安挑選了 20多名歸僑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組成海外工作團，並由朱德擔任主任。在朱德的領導下，這些團員奔赴東南亞一帶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中國人民的抗日事跡，使得更多華僑支持和參與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動。比如，越南歸僑共產黨員符克參加海外工作團，受黨組織派遣回到越南開展華僑工作，他不僅發動廣大華僑自願捐錢獻物，還動員了 42名在越南的瓊籍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日戰爭。此后，中央成立了華僑工作委員會，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中央黨務研究室海外研究組，均由朱德領導。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1年 12月 9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委”），同時決定將原來中央華僑工作委員會和中央黨務研究室海外研究組並入海委，仍由朱德擔任主任。海委成立后，從中央各部門抽調了 39名歸僑干部成立海外工作研究班，准備學成后將這些干部派到海外開展僑務工作。朱德不僅領導研究班的學習工作，還親自為研究班講授軍事課。朱德要求學員們將對時局動向的研究和基本情況的研究相結合。他經常組織時事座談會，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國際國內問題。1942年 7月 10日，朱德在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培養黨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設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請在重慶經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關海外和華僑團體的活動情況，並把有關這方面的書報、刊物和文件及時送來延安。”研究班成員於 1944年夏結業。但由於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層層封鎖，以及時局的變化，研究班成員未能按照原計劃去海外開展僑務工作。但這些人員的培養為以后我們黨開展僑務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礎。

除了對僑務工作進行直接領導外，朱德還要事躬親，親自參與到華僑統戰工作當中。

第一，朱德積極向廣大海外華僑宣介國內的抗戰局勢，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和被奴役中國人民的悲慘境地，激發廣大華僑的愛國熱情，號召僑胞為祖國抗戰貢獻力量。1938年 2月，朱德發表《告華僑同胞書》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土及平津京滬等許多城市已被日寇肆意蹂躪，沿海各海岸大都被封鎖，廣大后方被其轟炸，一切被佔領地之同胞無日不被其摧殘”，“我中華民族已到存亡絕續關頭了，唯有全國團結，結成堅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抵抗日寇，挽救危亡”，“驅逐日寇出中國是一個持久的殘酷戰斗，中華民族解放，要依靠全民族力量的團結，從各方面努力奮斗才能獲得。因此深盼我全體海外僑胞團結一致，一面努力援助國內抗戰，同時加緊國際宣傳，聯絡並推動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持正義的人民，擴大反日援華運動，用以最后戰勝我們的敵人復興我們的祖國，至敝軍物質方面甚感缺乏，倘得海外僑胞惠予援助無比歡迎”。1940年9月，朱德又號召“全國一切抗戰的同胞們及海外僑胞”給予八路軍新四軍“以源源的資助”。

在朱德等人的號召下，許多華僑紛紛表示願為祖國抗戰貢獻自身力量。比如，1938年 6月，新加坡華僑給八路軍寫信說：“我們最近讀朱、彭副指揮的通電，……比野獸還沒有理性的日本法西斯軍閥，他們瘋狂到極點了”，八路軍“使我們遠居海外的僑眾，欽佩萬分”，因此，我們現在已組織“華僑援助第八路軍大會，……決定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給予八路軍和晉陝冀魯同胞“作防毒防疫的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據筆者統計，僅 1941年，《解放日報》就刊登了 22則華僑回國投資建廠以及為祖國抗戰捐錢獻物的報道。朱德適時對華僑支援祖國抗戰事業表示感謝。1945年 4月，朱德在黨的七大上談到醫藥急缺問題的解決時專門講到：“抗戰初期，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幫助了一些藥物，令人感謝。”此外，朱德還為在抗戰時期作出突出貢獻的愛國華僑題詞以示勉勵。1945年 4、5月間，朱德書錄詩句“生經百戰飲倭頭，不淨胡塵劍不收。鴨綠江邊期嘯傲，何須九世報斯仇”，請新華社香港分社饒彰風帶到新加坡送給愛國華僑洪駿聲。

第二，朱德通過書信與海外華僑保持密切聯系。朱德與許多海外華僑保持著密切聯系，這不僅對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發揮了積極作用，也使海外僑胞能夠及時了解國內抗戰形勢，隨時投身到支援祖國抗戰的行列之中。比如，八路軍的英勇奮戰行為獲得了許多海外華僑的贊揚和支持。1937年 12月 1日，東南亞的 8個華僑團體各向八路軍獻旗 1面，托華僑戰地服務團團長曾聖提帶回轉交給八路軍。他們還集體附信一封，對八路軍全體將士“在西北戰場浴血奮斗，舍身為國，或成仁，或取義，使暴敵欲掠奪我每一寸土，必須付出慘痛代價”的“驚天地泣鬼神之英勇精神”，表示極為欽佩。次年 2月，朱德、彭德懷給他們復信，不僅對他們的獻旗行為表示感謝，還表示八路軍全體將士會“鼓起繼續殺敵”的勇氣。再比如，1938年 3月，朱德收到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菲律賓分會的捐款和來信，信中指出：“公率三軍，捍衛華北，僑眾欣悅。”對此，朱德、彭德懷聯名回信，對其“厚意熱情，無任感奮”，並表示會“再接再厲，誓報國仇”，將“率領八路健兒，與東方強盜奮戰到底，務求不負同胞之期望，而盡軍人之天職”。

第三，朱德經常深入到歸僑中，關心其生活，並參加其開展的活動。抗戰時期，“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據調查，抗戰時期來到延安的華僑青年共約六七百人，其中較長時間生活、戰斗在延安的有 300人左右。對於歸僑青年而言，能否適應延安的生活是對他們的一大考驗。朱德對歸僑的日常生活非常關心。1938年 10月，朱德利用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之機，專門去抗大四大隊第十隊看望學員。當他得知此隊存在華僑青年時，就到窯洞裡同他們談心，問他們到延安來生活習不習慣，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此外，朱德還多次囑咐食堂的同志給歸僑青年加菜。1942年，歸僑庄焰的夫人分娩時，朱德還用自己勞動種菜得來的錢買了兩隻老母雞派人送去。

朱德還經常同歸僑青年進行交流，聽取他們對有關工作的意見。對於歸僑青年提出的中肯的意見，朱德充分肯定並予以採納。比如，1944年，歸僑羅道讓在延安王家坪八路軍總司令部擔任伙食管理員。他看到干部和戰士糧食不夠吃，就動腦筋想辦法，向朱德請求養豬，增加肉食。這一意見得到朱德的支持。

除此之外，朱德還多次參加歸僑的一些集會活動。1941年 3月，延安華僑救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救聯會”）舉行大會，朱德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他對抗戰以來華僑“擁護祖國抗戰之熱忱，致以欽佩”，希望“加強對海外僑胞的聯系和宣傳”，表示“歡迎華僑同志參加邊區經濟建設運動，並歡迎僑胞資本家向邊區投資，邊區政府一定保護他們的利益”。同年 10月，救聯會再次舉行大會，朱德應邀參加並再次發表重要講話。朱德在講話中指出：“海外僑胞對祖國抗戰建國事業，向來踴躍參加，他們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希望“延安華僑與海外華僑建立密切聯系，積極對各抗日根據地投資，開辦實業，增加抗戰力量”。朱德的這些講話實際上闡明了黨在全面抗戰時期僑務工作的主要內容。

第四，朱德熱情招待來延安訪問的華僑。1940年 5月 31日，愛國僑領陳嘉庚到達延安訪問，隨后開展了為期 8天的考察。在此期間，朱德與陳嘉庚多次接觸，並陪同他參觀邊區的學校、工廠。比如，朱德陪同陳嘉庚參觀了延安女子大學，了解了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為滿足陳嘉庚參觀邊區工業的要求，朱德還陪同其去離延安數十裡外的安塞鋼鐵廠參觀。6月 7日晚，朱德出席延安各界舉行的歡迎陳嘉庚等人的晚會並致詞。他說：“我們過去已經為團結盡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現在更要求全國團結。希望你們回去以后，把這個精神傳達給海外的數千萬僑胞。”同年底，華僑青年郭戈奇來到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現代日報》記者的身份採訪朱德，朱德知道后欣然接受。在採訪中，朱德不僅向郭戈奇闡述了八路軍、新四軍的宗旨、武器來源以及同人民群眾的關系，還充分肯定了海外僑胞對祖國抗戰所作出的貢獻。這些來訪延安的華僑通過與朱德的交流，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理解。他們在離開延安后，又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傳播出去，對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極為有利。

三、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提出僑務工作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路並積極踐行

新中國成立后，引導華僑參加新中國建設成為僑務工作的重點。1949年 10月，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了由政務院直接領導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何香凝被任命為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為副主任。這是新中國成立后設立的首個僑務工作機構。朱德先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是新中國僑務政策的制定者和僑務工作的領導者之一。早在 1946年 3月，朱德在救聯會會員大會上就曾指出：“各位回到祖國參加抗戰，艱苦奮斗了八年，現在已取得勝利，全國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階段，這是大家都高興的事情。在和平時期，僑胞應努力參加建國工作，我們歡迎華僑回國或投資開辦工廠、銀行、商店及參加各種建設。”這雖然是朱德針對抗戰勝利后的形勢而言的，但表達了鼓勵華僑參與祖國建設的一貫態度。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使廣大僑胞認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更好地參與新中國建設，朱德不僅提出了僑務工作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路，還積極投身於各項涉僑事務。

第一，朱德明確提出僑務工作要全心全意為華僑服務。1950年 1月，朱德在華僑聯歡會上發言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央人民政府一向是十分注重華僑工作的。華僑事務委員會雖然建立不久，工作還有很多困難”，但“隻要我們全心全意為華僑服務，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工作是會有成績的”。“全心全意為僑服務”，實際上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僑務工作的宗旨。這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在僑務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第二，朱德明確提出要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新中國成立之初，東南亞地區形勢十分復雜，在一些國家發生了迫害華僑的事件。比如，1949年 11月，“駐越法國軍隊對我國在越僑胞橫施奸淫焚掠，僑胞生命財產遭到嚴重損失”。對此，朱德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庄嚴宣告：“中國人民任人欺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中央人民政府對於海外僑胞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再不像過去的反動政府那樣漠不關心了，我們的方針是對於守法的外國僑民自當保護，而我們也一定盡力保護我國華僑的正當權益。”對於海外華僑的悲慘遭遇，朱德一面代表新中國政府“對受難的僑胞表示關切與慰問”，一面警告迫害華僑的“資本主義和反動派”，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對華僑的暴行，轉變對華僑的態度”，不然，他們“就應該擔負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的責任”。這充分表明了新中國保護海外僑胞正當權益的基本態度。

第三，朱德提出了華僑大團結的僑務工作理念。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提出，華僑應該做好兩個層面的團結：一方面是華僑之間要相互團結，“凡是贊成擁護共同綱領的人，都應該團結起來，哪怕是那些曾經盲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隻要他們改過自新，誠心誠意擁護共同綱領，也應該團結他們”﹔另一方面是海外華僑應該積極團結當地民族，“華僑與當地民族的關系，應該是休戚與共、親如骨肉的關系，我們應該主動地把這種關系搞好”﹔“如果我們全體華僑實現了團結，又緊緊地團結了當地民族，任何困難都是可以戰勝的”。除了應做到上述兩個層面的團結外，朱德還倡導海外華僑能與我國國內各階層人民緊密團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大顯身手。1956年 9月，朱德在黨的八大上作了題為《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指出，我國以較快的速度建成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最根本的有利條件就是——“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以及國外華僑，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以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去發展生產力”。

第四，朱德積極投身各項涉僑事務。為使華僑更好地致力和投身於新中國建設，朱德多次聽取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員的僑務匯報，並進行指導。比如，1959年 2月，朱德到廣東省台山縣視察工作，在聽取台山縣負責人匯報僑務工作后指出，“在國外的華僑有二千多萬人，你們台山縣也有一百萬人在國外。他們在國外已有好幾代人，都是熱愛祖國的，很多人都想回來。我國越富強，華僑在國外的地位就越高。你們要加強對華僑的宣傳，努力做好僑務工作”。1960年 2月，朱德主持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聽取了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關於 1960年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問題的報告。同年 12月，朱德主持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聽取了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方方關於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工作情況的報告。朱德對僑務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指導意見，為中央和地方僑務工作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比如，廣東就根據朱德的意見創辦了華僑投資公司。

同時，朱德還直接號召華僑為新中國建設出資出力。1950年 1月，朱德在華僑聯歡會上講到，“海外華僑多少年來，希望有一個繁榮昌盛的祖國出現，並願意貢獻他們的力量”，“僑胞們，踴躍地參加祖國的建設大業，這是你們的光榮任務”。這一號召得到了海外僑胞的積極響應。比如，據統計，廣州市東山區在 1963年有歸僑 1021人，其中，新中國成立后歸國的有 770人，佔到75.4%。這些歸僑無疑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力量。

海外華僑大多都有眷屬在國內，朱德十分關心僑眷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僑眷總人口超過 2000萬。海外親人的匯款是僑眷的生活來源之一。據對 1950年廣東省粵中區的調查顯示，該區僑匯大約有 3000萬美元，這和該區當時的農業收入總值大體相當，其中，97.73%的僑匯是由海外華僑寄給親屬的贍家費。僑匯的暢通與否，影響著僑眷的生活質量。對此，朱德指出：“僑匯是關系幾千萬僑眷生活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設法疏暢僑匯，並給以各種便利。我們現在已經採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但還要繼續改進。”1950年，新中國政府頒布了《僑匯業管理暫行條例》，提出了“便利僑匯，服務僑胞”的僑匯政策。這一政策的有效施行，對於保障僑眷的日常生活，以及恢復國民經濟，都是有利的。

不僅如此，朱德還到我國僑胞眾多的廣東、福建等省份關心和了解僑屬和歸僑的真實生活。1963年 1月，朱德視察了海南省興隆華僑農場，當看到興隆華僑農場的職工居住條件較差時，囑咐農場負責人，“要注意改善職工的居住條件”。1964年 1月，朱德到福建視察工作，發現僑屬的日常生活還有一些困難。他在隨后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致電中指出：“福建省僑居國外的有二百多萬人，國內做好僑屬工作，這不僅是一個爭取僑匯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的問題。當前在對僑屬的物資供應方面還有些不足，主要是高檔用品和食品不足，有關部門應當及時幫助解決。”

此外，華僑教育是新中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朱德對此也非常關心。朱德倡導通過發展華僑教育，增強華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從而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同時，華僑通過學習增強自身技能，也能夠為祖國發展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朱德指出：“國外華僑遠離祖國，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很難得到像在國內一樣的充分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我們有責任協助華僑把文化教育事業辦好，比如有計劃地培養僑校師資，提供各種文化食糧等。至於對歸國求學僑生，應該盡量設法便利他們就學﹔對於貧困學生，政府可以設一定名額的助學金，使他們畢業后回到僑居地有謀生的技能，同時也替國家培養了一批建設人才。”在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導和推動下，華僑教育事業開始蓬勃發展起來。1951年，教育部決定由燕京大學承擔部分僑教任務，在廣州南方大學設立了華僑學院。1956年，廈門大學設立了華僑函授部，北京、廈門、廣州、汕頭、武漢、昆明、南寧等地也開辦了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許多愛國華僑也捐資興辦了許多中小學校。

四、結語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統一戰線都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作為統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僑務工作始終與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息息相關，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朱德關於僑務工作的思考和實踐，折射出我們黨領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不平凡歷程。1952年 5月 13日，緬甸華僑回國觀光團向朱德獻旗、獻詞，獻詞中稱：“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祖國斗爭中的無數英勇事跡，廣泛地在僑胞中間傳誦著。海外僑胞們深切地了解：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祖國的和平建設，我們為捍衛祖國邊疆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就有了有力的保証。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我們海外僑胞愛祖國的信心和勇氣的泉源。”獻詞既是對朱德和人民軍隊的禮贊，也反映了一向重視僑務工作的朱德在僑胞中的威望和影響。

（作者：汪效駟，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耿東旭，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