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契合

核心觀點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來理想社會藍圖，共產主義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每個人都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作為中國古人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沒有差異、沒有戰爭的世界。盡管二者之間存在根本差別，但是，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都是對社會發展未來狀況的設計和描繪，存在一些共同特征。

●馬克思主義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美好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華傳統文化將“民”為治國安邦的根本。盡管“民本”思想本質上是封建統治階級和知識精英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為維持他們的利益和統治地位而發展出來的，但是他們對民眾的重視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這種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能被中國人民所認可。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於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証思維。盡管中華傳統文化的辯証思維帶有感性、直觀等色彩，但其與唯物辯証法呈現出高度一致性，這種契合關系使得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

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是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的必要條件，也是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結合的重要原因是兩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系統詮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的內在機理，對於在五千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

價值目標：共產主義與天下大同具有相通性

原始公社解體以后，人類社會進入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成了最基本的社會現象，整個社會充滿著各種罪惡、苦難和仇恨。面對社會發展的嚴重不公和底層人民的深重苦難，社會上不斷有人發出抗議和批判的聲音，並且憧憬能代替這種不合理現實的美好未來。在歐洲，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通過《理想國》闡發了他對理想社會的期盼。中世紀，奧古斯丁用“上帝之城”宣揚他的理想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后，無產者迫切希望改造現存社會並建立理想的新社會，這就產生了空想社會主義。他們的理想藍圖確實包含了大量的天才思想，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面對時代提出的“資本主義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的課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不倦的理論求索和實踐體驗，特別是通過對工人生活和斗爭的考察與總結，實現了世界觀和政治立場的徹底轉變，進而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矛盾的過程中，創立了觀察人類歷史發展的唯物史觀，解開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千古之謎。他們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指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即未來社會是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那裡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消費資料按需分配﹔階級和國家消亡，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都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中華民族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在歷史上產生過許許多多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藍圖，對社會發展的未來狀況作出過各式各樣的具體而生動的描述。這些藍圖或描述反映了當時社會條件下人們的利益和訴求。最早，古代先賢們在《詩經》中展開了對大同社會的描述。《詩經》中有一首題為《碩鼠》的民歌，表達了奴隸們對奴隸主的無比憎恨，同時流露出了對沒有剝削與壓迫的理想社會——“樂土”的向往。春秋戰國時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戰亂的殘酷現實使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言人紛紛著書立說，發表救世主張，精心論証和設計各自的理想國方案。其中儒家的大同思想最完美、最經典，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以后歷代關於理想社會的發展軌跡。在中國古代，除了儒家描繪的大同社會外，文人士大夫面對無法改變的黑暗社會現實，常常創作、塑造與之對立的美好世界，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情趣。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陶淵明面對晉宋易代的戰亂局面和農民逃亡的苦痛，寫下了不朽的名作《桃花源記》。總之，中國的“大同思想”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渴望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實，建立平等幸福的理想王國的願望。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來理想社會藍圖，共產主義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每個人都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作為中國古人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沒有差異、沒有戰爭的世界。盡管二者之間存在根本差別，但是，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都是對社會發展未來狀況的設計和描繪，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比如，都主張天下為公、實現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極大豐富，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實現人人平等，消除地區之間的人為阻隔，達到天下一家。這些共性使得共產主義的主張傳入中國后，很快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價值立場：人民立場與以民為本具有一致性

立場，是人們觀察、認識和處理問題的立足點。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唯心史觀佔據統治地位，將社會歷史看成諸如“絕對精神”“自我意識”“上帝創世”之類的精神發展史，看不到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決定作用，無法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分析和解決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兩個轉變”的過程中，逐漸樹立人民立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他們人民立場的最終確立。在人民立場的指引下，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成果的生成正本清源，解決了歷史由誰創造、依靠誰推動以及最終走向等問題。在歷史創造者層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群眾既是人類歷史的“劇中人”，每時每刻都在參與歷史，又是人類歷史的“劇作者”，時時刻刻都在創造歷史。在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層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依靠絕大多數人。恩格斯曾經指出：“隻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拯救英國要靠他們。”在歷史發展的最終走向層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每個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他們認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民本”思想。夏商之際還未擺脫神祇信奉，“殷人的統治是一種神權的統治”。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為代表的先秦諸子百家將民眾、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拔到了極高的歷史地位。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是那個時代的警世名言。漢唐時期，“民本”思想在統治者為政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比如，賈誼提出：“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在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對中，把君民關系比喻為民水君舟。明末清初，“民本”思想趨於完善。王夫之和黃宗羲進一步強調了“民”的重要性，把“君”從主體地位轉到了客體地位。這是對封建制度中以“以君為主”為底色的“民本”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可以發現，“民本”始終貫穿於古代的政治思想之中。“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實施對於維護王權、穩定政治局面、促進社會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

馬克思主義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美好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華傳統文化以“民”為治國安邦的根本。盡管“民本”思想本質上是封建統治階級和知識精英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為維持他們的利益和統治地位而發展出來的，但是他們對民眾的重視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這種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能被中國人民所認可。

思維方式：辯証法與辯証思維具有相似性

思維方式表征的是人們理解與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機械唯物主義用孤立、片面、靜止的眼光看問題，其思維方式具有形而上學性。唯心主義特別是黑格爾雖然用辯証的觀點看問題，但是由於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導致一切真實的聯系都是顛倒著、倒立著的，是一種頭腳倒置的唯心主義的辯証法。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學的實踐觀為基礎，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辯証法中的“合理內核”，創立了唯物辯証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寫道：“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看來，唯物辯証法作為思維方式具有一種內在的否定性，強調從暫時性方面看待問題，主張在肯定與否定的對立統一中理解世界、把握萬物。唯物辯証法為我們提供了辯証理解人的主觀創造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關系、民族或國家的歷史實踐與人類文明進步關系的方法論指導。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大量辯証思維方法，盡管其文本表述和邏輯呈現還不太規范與系統，但充滿深邃的理性思辨和靈動的哲學智慧。中華傳統文化的辯証思維方法在《周易》《道德經》等經典中有著突出的表現。《周易》講“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其中蘊涵著“生生不息”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與陰陽、剛柔相推相交的辯証思維。老子講，“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常以“有”“無”等兩兩相對的范疇思考天道變易之理，表達對道的理解，闡釋世間萬物的變化、運動與聯系。“有無相生”“福禍相依”等論斷強調的是對立面的依存與統一，表明對立不是絕對的，對立面的依存是永恆的，對立面能夠相互轉化，相反者相成。這種辯証思維方法積澱和熔鑄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於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証思維。盡管中華傳統文化的辯証思維帶有感性、直觀等色彩，但其與唯物辯証法呈現出高度一致性，這種契合關系使得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結合，除了社會層面的原因，還有文化心理原因。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目標的相通性、價值立場的一致性以及在辯証思維方面的相似性為他們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內在可能性。理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互契合的內在機理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傳統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2023年07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