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歷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100多年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復興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經過數代人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貫穿在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之中，幾代共產黨人堅持不懈奮斗探索，走上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庄大道。這條道路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先驅們的不懈求索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回顧這段歷程，總結其經驗與啟示，對於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選擇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的背景下登上歷史舞台的﹔黨一經成立就成為中國革命與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力量，推動了從早期現代化到尋求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形成，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代化迭遭挫折后的勢所必至，是中國先進分子對西方式現代化進行反思后的潮流所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現代化方案擇優比選后的歷史選擇。
受挫后的覺醒。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針對中華民族遭受的“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歷史劫難，各種政治力量接連進行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仁人志士們從不同角度推動了器物、制度、文化層面的變革與現代化，提出“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等方案，但這些努力最終都失敗了，引領與推進現代中國發展方向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反省后的轉折。在19世紀后半葉和20世紀初期先進中國人的心目中，西方現代化一度是“提供美好未來希望的藍本”，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經濟危機，使西方式現代化的嚴重弊端不斷暴露，推動中國社會各界對其進行了深刻反省，整體取向從推崇西方文明轉向了非資本主義前途。在1933年《申報月刊》關於中國現代化討論的26篇文章中，多數選擇了社會主義方式或非資本主義路徑。我們黨順應歷史大勢，在“一戰”后的現代性反省思潮中推動實現從師法泰西到以俄為師的轉變，在經濟危機引發現代化問題討論后力主“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的新民主主義。
比較后的抉擇。中國式現代化是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是在國民黨政權主導的官僚資本主義現代化被歷史無情淘汰的情況下，在英美派學人期盼的自由資本主義現代化“化成了夢”的背景下，新民主主義現代化道路被歷史証明“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9頁），是推動中華民族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經道路。
創造現代化發展的政治前提
1933年《申報月刊》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的主題之一為“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及促進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先決條件”。對此，我們黨在創立時期就有了明確的答案。黨的早期領導人已認識到，從根本上說，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是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打亂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的兩大障礙。1922年9月13日，《向導》周刊第1期刊發《本報宣言——〈向導〉發刊詞》指出：“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李達在1923年4月發表《何謂帝國主義》一文中指出：“我們從政治上經濟上分析中國的亂源，知道攪亂中國的兩大障礙物，一個是國際帝國主義，一個是國內武人政治。”（《新時代》第1卷第1號）故而，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任務首先在“破”，即以反帝反封建斗爭為實現現代化掃清道路。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毛澤東深刻闡釋了民主革命與國家工業化的關系，提出通過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中國的現代化創造必備的政治前提。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談不上“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0~1081頁）。在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將“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視為“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必要基礎（《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5頁）。在1948年年底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將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為“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75頁）。解放戰爭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強有力的、具有現代化導向的人民民主政權，中國現代化的政治前提與根本方向得以確立。
中國式現代化過渡形態的孕育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關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與探索避不開一個重要命題：“中國現代化當採取哪一個方式”，是採用資本主義還是採用社會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建黨前后就有了明確的選擇：必須以社會主義發展實業。李大釗在1921年3月的《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一文中指出：“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曙光》第2卷第2號）。蔡和森在1922年5月發表的《中國勞動運動應取的方針》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無論如何，是不能充分發達而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應“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發展中國的大生產事業”（《先驅》第7號）。
新民主主義現代化方案針對當時知識界所聚焦的工化還是農化、資本主義化還是社會主義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三項選擇，作了符合世界現代化潮流、符合中國國情的深刻闡釋。
一是“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描繪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奮斗目標。當時對現代化概念的理解，既包括狹義上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技術層面變革，也包括廣義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整體變革”。
經濟技術層面，工業化被視為現代化的核心內涵。黨的工業化思想最初是在“以農立國”與“以工立國”的論爭中闡述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反對章士釗等人的“以農立國”論，力主推進國家工業化。瞿秋白在1923年7月的《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一文中批評章氏“不應當說現在中國還是農業國﹔更不應當說，中國是農業國，就永世停滯”，指出“中國正在由宗法式的農業國，依歷史的邏輯，漸進於商業工業國”（《前鋒》第1期）。惲代英在1923年10月發表的《中國可以不工業化乎？》一文中指出，“中國亦必化為工業國然后乃可以自存”（《申報》，1923年10月30日）。這充分表明黨一經成立就自覺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毛澤東在大革命后期就主張“發展中國工業”（《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頁）。后來，他在《論聯合政府》《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獻中都談到了“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或“國家工業化”問題。除了關注工業化，后來的“四個現代化”的另三方面即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也已被納入視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及“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號召“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華日報》先后設立了“自然科學”“科學專頁”副刊，體現了對推進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重視。
整體變革層面，提出了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造成“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奮斗目標（《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709頁）。
二是選擇社會主義，設計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路線圖。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上篇“進行民族民主革命”，下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43~244頁）。
三是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並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指導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論新階段》報告中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照搬蘇聯式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階段“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除了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5~679頁）。
從某種意義來看，新民主主義現代化之路是中國現代化在“質變”即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前的量變積累、是成長為參天大樹之前破土而出的茁壯幼苗。
為中國式現代化探索夯實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表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中國人民最終做出了三個正確的歷史性選擇，即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領導力量、根本遵循與制度基礎。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三個歷史性選擇促成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轉換躍升，為中國式現代化在全國范圍內的全面探索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具有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0頁），也具有了領導大規模現代化的地位，黨的領導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是激發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勁動力。社會主義制度成為具有顯著優越性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使新中國具備了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也具備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條件，社會主義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方向，是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制度保障。馬克思主義是使中國人“由被動轉入主動”的強大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理論指引，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遵循。正是三個歷史性選擇使近代由其他力量主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使效仿“他者”的現代化發展而為走自己的路的現代化，使被動的、依附型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發展而為主動的、自主型的中國式現代化，從而開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新紀元。
（作者：俞祖華，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