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與毛澤東長談12小時

岡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又譯根室·史坦因），出生於德國柏林，1941年加入英國國籍。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任《中國空郵》編輯和自由撰稿人，1941年至1944年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和美國波士頓《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重慶記者，是一名抗日戰爭時期活躍於中國的外國記者。1944年，他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近5個月，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多次長談，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被收入了《毛澤東文集》（第三卷）。斯坦因通過實地參觀考察，對中共的政治主張、邊區社會建設和八路軍的戰績等情況都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他撰寫《遠東民主的種子》《八千六百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紅色中國的挑戰》等文章和書籍，把“紅色中國”的魅力傳播到了國內外。

“我看的越多，我的懷疑就越少了”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為了遏制共產黨的發展，在各方面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壓制和封鎖。1939年秋開始，國民黨政府不僅時常攻擊、抹黑共產黨，而且嚴格禁止新聞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擅自進入封鎖區採訪，引起外界越來越多的不滿和疑惑。作為駐重慶記者，斯坦因非常關注事實真相，多次申請到封鎖區採訪，都沒有得到批准。1944年2月，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重大進展之際，斯坦因等10位外國記者寫聯名信給蔣介石，再次要求到陝甘寧邊區參觀、訪問。在各方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最終同意了採訪要求。

5月17日，斯坦因以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和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身份，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參觀團一行21人，從重慶出發，於5月31日進入陝甘寧邊區，6月9日抵達延安，受到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

初到延安，斯坦因最大的感受是“自由”。在來到延安之前，參觀團按照國民黨要求，先去採訪了西安、山西等國民黨統治區，那裡的官員處處設防，監視著他們的一 言一行，訪問項目受到嚴格限制，斯坦因感慨，像是把他們“當作一個來自潛在的敵對國家的貴賓”。但是，在延安，雖然共產黨非常重視中外記者的訪問，為他們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但“並不故意給我們什麼印象”。斯坦因記述：“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要到那裡去就到那裡，要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沒有被拒絕的答復。”

訪問之前，斯坦因一直不解：一個小小的延安，如何來和重慶爭勝呢？6月9日至7月12日，他與參觀團其他成員一起，集體參觀了政府機關、軍隊、工廠、農場、學校、醫院、法院、監獄，參加中共組織的各種報告會、座談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參訪活動，斯坦因對邊區已有一定了解，他初步得出結論：延安與重慶在“氣氛”上有明顯的不同。他注意到，這裡雖然沒有電，沒有現代機器，沒有摩托交通，沒有可以航行的河流，也沒有飛機從外面運入物資，但這裡充滿了歡樂與信心，斯坦因不由自主感慨，“我看的越多，我的懷疑就越少了”。

“在封鎖線后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

在發表於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通訊報道中，斯坦因說：“在封鎖線后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

在延安期間，斯坦因與毛澤東有過多次近距離接觸，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6月12日下午，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他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之后，斯坦因提出單獨採訪的要求。7月14日，斯坦因與毛澤東長談12小時，從下午3點一直到次日凌晨3點，他記述：“當深夜三點，我神志困頓，兩腿疼痛……最后告辭時，他仍然像下午一樣的新鮮、生氣勃勃。”他提出各種各樣問題，毛澤東都不厭其煩，一一作答。結束后，為了盡量做到客觀、公正，他不僅把訪談要點翻譯成中文請毛澤東校正，在對外宣傳時也沒有添加任何個人的主觀評論。

7月12日，參觀團中的中國記者和國民黨官員返回重慶，斯坦因等5位外國記者堅持繼續留在延安採訪。隨著實地參訪的深入，他發現中共非常注重向群眾學習，要求邊區干部要“嚴肅努力的去採取‘群眾觀點’”。斯坦因多次突擊拜訪邊區民主參議會，親眼看到簡陋的會議室裡共產黨員隻佔三分之一，農民、地主、商人、紳士們很滿意這樣的機會，積極參與討論，議題涉及農業、工業、造林、教育、衛生等方方面面。他還看到大字不識的老百姓，通過“豆子投票”參與選舉。對於親眼目睹的這一切，斯坦因贊嘆不已，他認為“這一點的成功是毫無疑問的”。斯坦因曾用幾天時間整理了一本“共產黨字典”，他把“人民參議會”稱為中共獨創的“特殊的政治術語”，作了詳解分析和介紹。

此外，“勞動創造一切”的政治理念，也讓斯坦因感到十分意外。他看到，在經濟封鎖造成物資匱乏的情況下，邊區人民用自己的雙手，盡量生產著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吳滿有是1942年邊區老百姓推選出來的勞模，也是被毛澤東稱贊為解決糧食短缺作出重要貢獻的人，他所在的村子“吳家棗園”也發展成了模范村。斯坦因與他有過多次交談，還親自去參觀他的家鄉。在這裡，他實際觀察到了邊區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看到了邊區鄉村建設的進步。不但如此，斯坦因還驚奇地發現，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同時也給老百姓做出勞動榜樣，邊區的干部不論職位高低，在做好本職工作之余，還承擔農業及其他生產工作。他為此感慨：在中國這塊最落后的區域，許多百姓過著“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生活”。

“要把所見事實報道出去，揭穿一切對八路軍的造謠污蔑”

事實上，除了實地參觀，與邊區共產黨員、普通群眾座談之外，斯坦因還經常接觸各個階層以及邊區的外國人，他經常向許多由前方來的指揮官和士兵打聽，向戰區的政工人員打聽，向跟八路軍一起工作多年的林邁克和馬海德大夫打聽。在《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斯坦因單列了“中共作戰努力目擊記”一部分，詳細記述了“別人”眼中的中共和邊區。美國的飛行尉官告訴他，“我願意回國做個講演旅行，把中國共產黨的真相告訴我們美國人民”﹔林邁克和馬海德“都說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對於邊區中共抗日根據地甚為稱贊”。當斯坦因詢問“八路軍對待人民確是和我在延安每個人所告訴我的那樣好麼”時，得到的答案是：“從未聽過如國民黨的流言所說的共產黨燒殺或虐待人民的事情。”

8月中旬，斯坦因與其他4位外國記者一起，赴晉綏抗日根據地參觀，再次印証了他的所見所聞。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抗戰日報》在系統報道參訪情況時曾提到：“記者團諸先生一致表示：要把所見事實報道出去，揭穿一切對八路軍的造謠污蔑。”事實上，在延安期間，斯坦因和其他外國記者一起，撰寫了100多篇電訊稿，但大多數都被國民黨中宣部新聞檢查人員扣檢或刪去了主要內容。

10月2日，斯坦因離開延安，結束了近5個月的訪問。回到美國之后，他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文章與出版書籍，為國內外了解中共及其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真相，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在其著作《偉大的道路》中稱贊說，岡瑟·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對抗日根據地情況的客觀而詳實的報道，令人為之折服。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9月15日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