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偉大建黨精神到延安精神的衍生、賡續與弘揚
摘要：黨的二十大將“弘揚偉大建黨精神”作為大會主題的核心內容，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的精神指向和行動遵循。偉大建黨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之源，歷經百年發展形成豐富磅礡的精神譜系。延安精神居處其中的重要方位，是偉大建黨精神在延安時期的時代體現，由源及流的衍發過程中兩種精神持續嬗迭意涵、彰顯特質、釋放勢能，在邏輯相承的演進軌跡裡刻寫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成就。新征程上，中國人民迎來攀登“精神高峰”的歷史際遇，秉持系統觀念的哲學思維、自信自強的精神風貌和觀照現實的問題意識去弘揚兩種精神是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的應有之義，對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具有重要影響和深遠意義。
關鍵詞：黨的二十大﹔偉大建黨精神﹔延安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主題，向全黨昭示新征程上的精神指向和行動遵循。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陝西瞻仰革命聖地延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弘揚延安精神，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發揚斗爭精神，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1】兩種精神皆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結晶。“延安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在延安時期的時代體現”【2】，二者脈絡相通、機理相銜、意旨相襲，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發展史中一脈相承。摹寫由偉大建黨精神到延安精神的發展軌跡與賡續脈絡，既可對踐行和弘揚兩種精神有所裨益，又能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持久精神力量。
一、偉大建黨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衍生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斗中鑄就一座座巍峨的精神豐碑，構筑壯麗雄奇的精神世界，偉大建黨精神是貫穿始終的主線中軸。“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偉大的延安精神。”【3】延安精神的主要內容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4】，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融匯在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廣闊精神流域中。
（一）偉大建黨精神形塑延安精神的理論根基。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偉大實踐方能孕育偉大精神，正如偉大建黨精神及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形成、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密切關聯。“實踐也証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5】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革命性凝結在其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實踐中，而科學性和理論適用性則蘊藏在其與中國實際結合的歷史進程中。得益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世界從不缺乏堅實的理論支撐。偉大建黨精神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理論基石，也形塑了延安精神的理論根基。偉大建黨精神乃“精神常量”，其理論內涵和實踐意旨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其為“源”衍發生成的諸“流”則是“精神變量”，位列譜系中的諸種精神皆在源頭精神之上持續積迭時代意理。“精神常量”與“精神變量”的關系體現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無論是兩種精神的自身建構還是置於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的體系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指引始終貫穿始終。
理論基礎為理論創新供給不竭活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一項重要成就便是系統地梳理和總結了歷史經驗，並以理論建設為主要抓手完善了黨的自身建設，破除了長期束縛和困擾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思維方式的徹底革命，充實了延安精神的理論底蘊。這既是對“堅持真理”的實然踐履，也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必然要求。偉大建黨精神本就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史事敘事來體現的歷史形式”【6】，與延安精神一同兼具歷史性與學理性。同時，兩種精神的內涵以理論形式建構，滲透在歷史薪傳中並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偉大建黨精神與延安精神的理論脈絡同根同源，兩種精神要素相融、邏輯自洽、義理互通。概言之，延安精神在偉大建黨精神的理論涵養中持續煥發蓬勃生機。
（二）偉大建黨精神錨定延安精神的價值立場。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之源，偉大建黨精神為包括延安精神在內的諸多衍生精神奠定了價值基石。“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穩，一個民族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7】價值立場是偉大精神的立足之魂，也是區別其自身與其他精神的根本所在。理解某一精神，首先要通曉其價值立場，了解其“因何立足、何以立足”，方可追問憑何“站得住、站得穩”。偉大建黨精神從根源上錨定延安精神的價值立場、從本原處標定延安精神的價值稟賦，由“源”及“流”的衍發實則是彰顯價值觀的精神形塑歷程。延安精神的價值立場由多維意蘊構成，充分彰顯黨的性質、宗旨以及行動邏輯和目標指向。
首先，延安精神繼承了偉大建黨精神的人民至上性。《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8】黨始終將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張思德的追悼大會上，毛澤東作了《為人民服務》講演，開宗明義指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9】這高度凝練了延安精神的人民至上性，黨的七大更是把其寫入黨章。其次，延安精神承襲了偉大建黨精神的歷史主動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並非偶然，而是問世於革命先驅開天辟地的能動探索與實踐后，更離不開歷史主動精神的加持。發軔於此歷史背景下的偉大建黨精神天然具有主動性，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之中的諸種精神亦也襲之。歷史主動精神融匯到延安精神的價值立場中有益於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理論自覺和行為主動，在認識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梳理歷史脈絡的基礎上為建立政權、建設國家等開拓性歷史實踐做足精神准備。再次，延安精神延續了偉大建黨精神的與時俱進性。創黨實踐開啟了歷史新篇章，此中培植的偉大精神自然具有革新屬性。與時俱進性不僅是兩種精神的靜態屬性，更是其發展邏輯的建構基礎。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不斷創新才能衍發出包括延安精神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諸“流”。“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10】延安精神滿足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堅持斗爭的精神需求，其時代化升華得益於與時俱進性。這一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世界不斷完善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三重特性統一於價值立場中，夯實了兩種精神縱向貫通的傳承邏輯。
（三）偉大建黨精神淬煉延安精神的實踐品格。實踐品格是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不斷升華的密鑰，賦能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蓬勃發展。“黨的百年奮斗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偉大建黨精神實踐力量的成果轉化。”【11】偉大實踐孕育偉大精神，因為實踐是精神意志“降臨”到現實世界的重要路徑，延安精神的實踐偉力同樣緣自偉大建黨精神。革命性、開辟性的創黨活動為偉大建黨精神刻以實踐性烙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2】寶貴的實踐品格不受時空桎梏，在由“源”及“流”的衍發過程中反復淬礪，為延安精神創造出“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機遇。從理念世界的精神形態到現實世界的物質形態，實踐是延安精神效能轉化的必由之路。實踐將理論優勢上升為精神武器，精神武器又通過實踐轉鑄為物質力量，這是延安精神得以被中國共產黨人掌握從而改造客觀世界的“制勝法寶”。
精神信仰的偉大彰顯於其物質轉化力和實踐指導力。“我們黨強調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就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証法。”【13】抽象的精神、理想、信念和理論並非虛無縹緲。實踐是連接應然世界與實然世界的橋梁，精神力量也正是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融匯為民族的歷史主動基因，並對客觀世界產生實質影響。“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4】偉大建黨精神及以其為精神原點和邏輯起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在歷史與現實交織中延綿、於理論與實踐互攝中演進，以指導實踐、變革世界為其品位歸宿——延安精神概莫能外。從偉大建黨精神到延安精神，實踐品格在繼承中淬琢、在發展中磨礪。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邊區人民不斷進行實踐嘗試，施行包括“三三制”在內的民主政治制度，鞏固了根據地發展並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初作求索。其間，開展的大生產運動有效緩解了當時物質匱乏的壓力，為奪取更大的革命勝利奠定物質基礎，並培育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艱苦奮斗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榮傳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15】可以說，持續的革命實踐探索是延安時期黨的工作主旋律和主基調，實踐品格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延安精神特征的形成。
二、延安精神賡續延展偉大建黨精神的意蘊內涵
從上海到延安，偉大精神的存續形式隨時代推移而更迭變遷，延安精神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世界的汪洋中也逐漸沉澱。“延安精神展現了這一時期延安軍民豐碩的精神文明成果”【16】，不同歷史階段的偉大精神呈現樣態不盡相同，每個時代的精神都是過往精神積澱的延續，同時這個時代的精神意涵也會被后一個時代的精神所延續。
（一）延安精神擎舉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鮮明旗幟。“堅持真理、堅守理想”是偉大建黨精神的內核，閃爍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光輝。“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7】由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猶如火炬照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革命先驅日漸認識到，隻有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救國方案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五四運動點燃革命之火，中國共產黨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偉大建黨精神也於此萌生。“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18】也可以認為“看不起中國精神的時代也應當完結了”，因為偉大建黨精神樹立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思想旗幟，其具有真理性與革命性，一經勃發便引領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方向並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事業注入磅礡精神偉力。
革命道路既是光明的也是曲折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左”或右的錯誤思想困擾、束縛尚未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在“堅持真理”遭遇挫折的同時“堅守理想”也開始動搖。黨的事業因此蒙受巨大損失，被迫開始長征。在中國革命的緊要時刻，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找到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中共中央遷到延安后，逐漸開始反思政治策略和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相繼完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就開始對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進行撥亂反正，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了共產黨人。”【19】同時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20】和黨史學習為主要內容的延安整風運動，確立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並形成全黨的思想共識。此時期也是形成延安精神的關鍵環節，“伴隨著延安整風的進程，延安精神得到了發展、培育、確立與弘揚，而且，延安整風自身就是踐行延安精神的光輝范例”【21】。理想信念是黨的靈魂所在，這關系到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歷史事實表明，政治方向關系到革命事業的前途命運——堅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則是在革命實踐中得出的顛扑不破的真理。“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22】實事求是就是對“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踐履。可見，延安精神繼承了偉大建黨精神的思想旗幟，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一步步求索真理。
（二）延安精神堅持了“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責任情懷。責任與宗旨是鑒別政黨性質的試金石。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置於崇高地位，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奮斗目標。“踐行初心、擔當使命”體現了偉大建黨精神的價值立場和延安精神的責任情懷。百余年前的中國內憂外患、民生凋敝，建黨先驅們懷揣崇高理想，肩負起救亡圖存的時代重任。“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23】中國共產黨將責任與初心使命相聯結，以此回應人民的期許。“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24】中國共產黨將初心和使命系之人民，將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謀復興的家國大義融匯在踐行初心使命的黨史的奮斗中。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之際以抗日救國為已任，正確分析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變化，推動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並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毛澤東闡釋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時指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25】可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初心使命，並將之與實際革命目標和長遠理想結合起來。盡管時局多艱，中國共產黨堅持顧全大局、勇於擔當，在根據地實施了多種有效政策，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延安軍民積極響應毛澤東同志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號召，開展了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線。”【26】中國共產黨在帶領根據地人民改善生活水平、增進生活福祉的同時，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共產黨的為民初心在與人民的互動實踐中升華，謀求廣大人民的利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自覺使命。“黨在根據地內實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使各項建設事業得到發展，奠定了堅持長期抗戰、克服嚴重困難的堅實基礎。”【27】人心向背是決定延安精神能否賡續偉大建黨精神“踐行初心、擔當使命”責任情懷的關鍵因素。
（三）延安精神承繼了“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革命風骨。“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勾勒出中國共產黨人高潔傲岸的革命風骨，在精神譜系的源流拓展中發揮了標定意志品質的作用。百余年前，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在從事革命事業伊始就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豁達的心境和壯烈的情懷慷慨就義。李大釗在談及黃愛、龐人銓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先烈的犧牲時說道：“先驅遇險，我們后隊裡的朋友們，仍然要奮勇上前，繼續犧牲者願做而未成的事業……但能達到這個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辭。要知道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28】中國共產黨人一向深知“奮勇上前”是通向革命事業的必由之路，有斗爭也就必然有犧牲。習近平總書記曾總結道：“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們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生死考驗，付出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29】犧牲於革命事業並不少見，能否自覺為理想目標獻身則是衡量真正革命者的標准，“不准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30】。舍生忘死的高尚品質與頑強斗爭的堅定意志融匯於偉大建黨精神，流淌至延安精神。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篇尾直陳，“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31】,概括了包括延安時期在內的多段歷史時空中革命先驅取義成仁的壯烈詩篇。
遙望彼時，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嚴峻的內外部考驗。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步步緊逼不斷擠壓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空間，革命形勢岌岌可危。黨通過召開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逐步確立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革命斗爭指明了正確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時期，黨以頑強的斗爭精神和高超的斗爭本領，有力開展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斗爭，有力應對了西安事變、七七事變、重慶談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戰。”【32】延安軍民以無私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抗爭精神開展對敵斗爭、反摩擦斗爭、大生產運動，於無數個以身許國的動人事跡中澆灌延安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時期，千千萬萬革命先輩和共產黨人為了黨和人民事業無私奉獻、忘我奮斗，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惜犧牲了寶貴生命，譜寫了我們黨堅持艱苦奮斗的壯麗篇章。”【33】偉大事業伴隨著奮斗與犧牲，不懼怕犧牲、不回避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克服千難萬險、發展壯大的意志保障，也凝結成為延安精神的要旨。
（四）延安精神涵養了“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政治基底。延安精神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忠誠觀和人民觀，涵養了偉大建黨精神的政治基底。思想和行動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向黨中央看齊是為“對黨忠誠”，而通過錘煉黨性來提高、深化服務人民的覺悟和能力即為“不負人民”，這些要旨伴隨偉大建黨精神嬗發，升華於延安精神。“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有條件的而是無條件的，必須體現到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34】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便無法保証其對黨中央的絕對擁護和絕對忠誠，為此“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35】以思想共識驅策行動一致，延安整風運動聚合了全黨的政治忠誠。樹立忠誠觀方可全面貫徹黨的人民觀，二者邏輯恰合、機理相連，統合於飽含政治慧力的延安精神，為黨和人民事業的長盛不衰提供精神保障。
人民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精神財富創造、積累的“第一主體”，精神生產活動要依托人民群眾的實踐參與方可完善話語體系建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便是“不負人民”政治底色的真實刻畫。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民主政權建設、軍民關系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社會建設深度摹畫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36】。不止工作干部，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是要為人民服務的。中共七大時，毛澤東於《論聯合政府》中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內涵。他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37】1945年7月初，黃炎培等一眾國民參政員飛赴延安訪問，其間，黃炎培被毛澤東邀請到他住的窯洞作客。黃炎培拋出一個問題，即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跳出“其興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以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並問中國共產黨能否破解周期律。對此，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38】對黨忠誠與不負人民的精神內涵統合於延安精神持續演進的效能轉化中。同時延安精神也持續涵養偉大建黨精神的政治基底，並為后者的意蘊賡續提供現實參照。
三、新征程上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弘揚進路
黨的二十大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鄭重宣告：“新征程是充滿光榮和夢想的遠征。藍圖已經繪就，號角已經吹響。我們要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努力創造更加燦爛的明天。”步入新征程，“我們要始終保持昂揚奮進的精神狀態”。【39】中華民族迎來攀登“精神高峰”的歷史際遇，展望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弘揚進路具有特殊現實意義。
（一）以系統觀念的哲學思維審視兩種精神。系統觀念是唯物辯証法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思維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40】偉大精神的生產、鍛造與筑造中華民族精神世界、增強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緊密關聯，因此從哲思層面探賾弘揚路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總體而言，需以系統思維審視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傳承，並在此視域下將兩種精神置於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和中華民族精神等場域中去系統性、整體性耙梳發展脈絡，為其弘揚提供理論支撐。
系統性體現在三對關系中：一是延安精神內涵中各要素與延安精神的關系。延安精神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是多種要素以系統性存續形式表現綜合意涵的精神結晶。其生成乃是包括“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等在內的各精神要素有機耦合的結果。毛澤東就曾討論過延安精神內涵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他認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41】可見，延安精神各部分要素存在系統性關聯。二是延安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是多維多元的“綜合精神系統”，其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囊括中國共產黨發展至今的所有偉大精神結晶。如果將其視為巨系統，那麼延安精神和偉大建黨精神便是其中的子系統。子系統是巨系統的構成單元，這兩種精神即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系統要件”，其內涵、要旨、發展脈絡等元素與巨系統本身息息相關。三是延安精神與精神譜系內部其他精神間的關系。百年黨史的不同時期分別孕育了多種偉大精神，以偉大建黨精神為系統之“源”持續衍發的一系列精神成果兼具“綜合精神系統”的共性和自身的特性，且具有內在耦合關系。系統觀念助力從哲學層面審視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流變，為兩種精神的弘揚與踐履提供了新視角。
（二）以自信自強的精神風貌彰顯兩種精神。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出社會主義文化道路的發展方略：“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42】作為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構成，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民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以何種狀態或心境對待思想與文化，決定了能否建構起主體視角下精神文明發展的持久通路。故此，應以自信自強的精神風貌彰顯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力爭主動發聲和積極詮釋。對兩種精神充滿高度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並對其指導下的實踐轉化效能也充滿自信，避免闡釋時“無語”、宣揚時“失語”。中國式現代化包涵“文化現代化”或“精神現代化”，“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43】“精神現代化”包括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等目標。中華民族的復興包含精神的復興，復興的前提是對持有的精神成果高度自信，復興的要義是對希冀達致的精神文明發展目標充滿進取心和自強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弘揚和傳承偉大建黨精神的最終目標”。【44】
以自信的面貌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精神成就，既是在賡續中傳承偉大精神的重要理路，也是彰顯其廣袤內涵的邏輯旨歸。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進程中積累的精神結晶，還是世界文化之林的寶貴財富。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內蘊豐富的美好意涵和積極因子，具有超越種族、地域、文化和意識形態壁壘的實踐影響力與理論穿透力。以自強的心態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也要詮釋好中國精神的世界性涵義。自信並非夜郎自大、坐井觀天，而是充分認識到己有精神成就達到的高度，重視兩種精神在促進文化對話中的載體作用。自強則需主動將兩種精神推向世界，於中國故事中闡發中國精神、於中國精神中深描中國故事。
（三）以觀照現實的問題意識培育兩種精神。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精神凝練，也是源於歷史實踐的理論升華，其根本任務是解決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之問。因此，把握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理論適用性與問題導向性方可凸顯精神培育的內生動力機制。問題意識能夠提高兩種精神與現實世界的互嵌、互動程度，延展其生命力。如若缺少問題觀照，精神闡釋必然“言之無物”，而與現實世界剝離的精神生產也難以避免陷入“空洞”境地。“我們發揚延安精神，是為了解決現在存在的問題。”【45】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培育和踐行的應然指引。兩種精神飽經歷史和現實考驗，富有實踐偉力，能夠在引領中國共產黨人改造主觀世界和改變客觀世界的征程中提供強大精神支撐、供給不竭價值源泉。“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有這樣的精神構成其強大精神力量，這樣的精神無論時代發展到哪一步都不會過時。”【46】觀照現實、回應當下正是精神永續的答案所在。這兩種精神不僅不會過時，反而會隨著時代變遷迸發出新活力，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熠熠生輝的精神支點。
培育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應以“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貢獻力量”【47】為著力點和出發點，在與問題意識的互攝中實現進階式發展。兩種精神已然融匯於中華民族精神世界之中並轉鑄為民族性的精神武器，有力增強了中國人民面對挑戰的力量與勇氣，為解決困難的斗爭實踐持續注入精神動力。新征程上，需繼續堅持真理、堅守理想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繼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秉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以不懼險阻的斗爭精神和奮斗精神武裝頭腦，向“兩個一百年”目標前進﹔牢記初心使命，防止精神懈怠，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概言之，培育兩種精神的邏輯實則機理相通，運用整合視角和問題意識涵養兩種精神的弘揚與發展乃關鍵之舉。
注釋：
[1]《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 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8日。
[2]《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讓延安精神在新征程上更加熠熠生輝》，《人民日報》2023年1月8日。
[3]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9頁。
[4]同上，第98頁。
[5]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21頁。
[6]賈彥：《偉大建黨精神與上海》，《上海黨史與黨建》2022年第5期。
[7]《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4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頁。
[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頁。
[10]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第111頁。
[11]齊衛平：《第三個歷史決議與偉大建黨精神》，《上海黨史與黨建》2022年第2期。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40頁。
[13]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第12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頁。
[15]羅鳳琳：《略論改革開放精神及其對延安精神的繼承與發展》，《理論導刊》2008年第11期。
[16]蔣瑛、孫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精神文化的現代成長》，《思想理論教育》2023年第1期。
[1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頁。
[18]同上，第1516頁。
[19]《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年，第176—177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2頁。
[21]李成學：《延安整風對延安精神內涵的發展、培育、確立與弘揚》，《毛澤東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
[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頁。
[23]《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第482頁。
[24]同上，第1頁。
[2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9頁。
[26]《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 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8日。
[27]《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49頁。
[2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9頁。
[2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第423頁。
[3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59—1060頁。
[31]同上，第1098頁。
[32]《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 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8日。
[33]《胡錦濤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頁。
[3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0頁。
[3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75頁。
[36]《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43頁。
[37]《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94—1095頁。
[3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1頁。
[39]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求是》2022年第22期。
[4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17頁。
[41]毛澤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新中華報》1939年5月10日。
[42]《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35頁。
[43]同上，第119頁。
[44]忻平、姜楠：《偉大建黨精神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上海黨史與黨建》2021年第4期。
[45]《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頁。
[46]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36頁。
[47]《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讓延安精神在新征程上更加熠熠生輝》，《人民日報》2023年1月8日。
（作者：楊世照，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高福進，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 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