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的關注

導語：東北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抗日救國旗幟，團結東北各族人民，堅持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有力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毛澤東對東北抗聯一直十分重視和關注，不僅高度贊揚抗聯的英勇斗爭，而且就支援抗聯作出戰略部署，對於鼓舞抗聯指戰員的抗日斗志，推動東北抗日斗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東北抗日聯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歷史（包括東北抗日義勇軍前期的斗爭）長達14年。在敵強我弱、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抗聯指戰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抗日救國旗幟，團結東北各族人民，堅持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有力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毛澤東對東北抗聯一直十分重視和關注，在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獻和他個人著作、講話中，曾多次高度贊揚抗聯的英勇斗爭，就支援抗聯作出戰略部署，對於鼓舞抗聯指戰員的抗日斗志，推動東北抗日斗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毛澤東提出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組織和領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東三省廣大民眾和一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沖破南京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禁錮，組成各種形式的抗日義勇軍，揭竿而起。在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興起之時，毛澤東就特別強調對義勇軍的組織和領導。1932年，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和《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指示：“當著紅色游擊隊向外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則應領導民眾組織抗日義勇軍，自動的武裝起來，實行游擊運動，直接對日作戰”。1932年4月15日，《宣言》和《訓令》正式發表。文件傳到東北后，被當時正在創建磐石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楊靖宇翻印並廣泛宣傳，有力促進了東北地區的抗日斗爭。這是東北抗聯文獻中提到的第一篇毛澤東著作。1934年1月24日至25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再次把組建和領導東北義勇軍作為中華蘇維埃“領導反帝斗爭與白區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他指出，“蘇維埃政府必須加強對於全國反帝斗爭與國民黨區域工農革命斗爭的領導”，“特別在東三省、熱河、察哈爾、華北等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地帶，組織人民革命軍與義勇軍，領導舊有的義勇軍，使之脫離國民黨的反動影響，而與日本帝國主義堅決的作戰。”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二屆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楊靖宇化名張貫一當選為委員。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精神和楊靖宇當選的消息，極大振奮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毛澤東高度評價東北抗聯的英勇斗爭和歷史貢獻

東北抗聯教導旅部分官兵

毛澤東多次高度贊揚、充分肯定東北抗聯的英勇斗爭和歷史貢獻，並以此說明中國人民是有能力抵御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的。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於1935年11月同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機關報《紅色中華》記者談話，痛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發表的所謂對外方針的演說，同時指出“滿洲義勇軍數年頑強抗戰的經過”足以証明“中國有力抗日，有力來恢復失地，並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在給章乃器等救國會負責人的信中寫到，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抗戰“已使敵人損失‘十萬以上的生命和幾萬萬的金錢’，並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國內地，雖然他們還未取得徹底的勝利，可是對於國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勞與幫助。”這一評價精辟地指出，東北抗聯的作用不僅在於給日本侵略軍造成了兵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更在於它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意義和精神價值。這種意義和價值也正如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的：“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在論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時，毛澤東首先提到了東北抗日聯軍並指出：“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這也是毛澤東對東北抗聯歷史地位和貢獻的一個經典評價。

毛澤東深刻總結東北抗聯斗爭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十分注重總結東北抗聯在斗爭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多次要求全黨予以重視和借鑒。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東北抗聯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道：“東北抗日聯軍，如果有好的領導，在有山村及反對民族敵人等條件下有發展的可能，否則也有削弱的可能。”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指出了三項東北抗聯的工作重點和成敗關鍵，即黨的領導、建立山村根據地和共同反對民族敵人。其中，關於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毛澤東曾特別贊揚由楊靖宇主持創建的長白山抗日根據地，把它列為幾個根據地之首，認為它“是抗日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場所，是抗日戰爭的重要堡壘”。關於共同反對民族敵人的經驗，毛澤東曾指出，東北“也是民族統一戰線，除共產黨員外，還有其他的派別及各種不同的軍隊與民眾團體，他們已在共同的方針下團結起來了”。此外，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把東北抗聯發動農民群眾、組織游擊隊的經驗作為全民族抗戰的榜樣，指出：“抗日義勇軍從日本壓迫者手中贏得了自由，並以同樣的方式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都得到訓練、武裝和組織，他們也同樣能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歷史証明，東北抗聯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以山村根據地為依托，團結一切愛國力量、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結果。

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領導全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在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第七次修改時，他親筆加了一段話：“應當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黨曾領導了東北義勇軍······等項抗日的方針與工作，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是可惜，由於否認同中間階級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聯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錯誤。”這段話客觀地指出東北抗聯和全黨一樣，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執行脫離東北實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從而阻礙了抗日游擊隊的發展。

毛澤東積極部署對東北抗聯的支援配合

毛澤東始終關注東北抗戰的發展，多次從戰略層面對支援抗聯作出部署。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僅在東北繼續屠殺中國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華北。東北抗戰在形式上是局部戰爭，但在本質上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先聲。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政治路線上的“左”傾錯誤，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紅軍與東北抗聯互相配合的問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主力紅軍······在日本佔領區域及自治區，應盡量組織，擴大及聯合一切的抗日武裝力量—抗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等，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1936年2月至5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發起東征，渡黃河挺進山西，直指熱河、察哈爾、綏遠。在得知主力紅軍東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楊靖宇兩次組織抗聯第一軍西征，試圖打通同東征紅軍和中共中央的聯系，雖因敵強我弱等原因，未達到目的，但也沉重打擊了日偽統治，擴大了東北抗聯的政治影響。七七事變爆發后的第九天，毛澤東就同朱德一起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示“以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兵團共三千余人，編成一游擊師派去，活動於熱、察、冀間，而多派紅大干部隨去，擴大義勇軍運動。”這是全民族抗戰后，毛澤東首次提出對東北抗聯的援助問題。此后，毛澤東越來越把東北戰場作為全國總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關注。在1937年8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鼓動提綱中，把“援助東北抗日聯軍，破壞敵人的后方”作為全國軍事總動員的九大任務之一，明確表示要“為收復平津和東北而血戰到底”。同時，毛澤東十分重視八路軍挺進東北，領導部署了創建冀熱遼根據地的工作。1938年2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提出在熱河、河北交界的霧靈山一帶發展新的游擊區，指出“這是敵人的遠后方，東面策應東北抗日聯軍，南面策應晉察冀，北面與蒙古接近，西面與綏遠聯系，在天下有變的時候，這個地區可以首先得到國際的援助。”次日，毛澤東又電告朱德、彭德懷，提出應派精干部隊去霧靈山發展。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冀熱遼根據地發展很快，至抗戰勝利時已發展成15個聯合縣一級的抗日民主政權，與東北抗聯在戰略上形成了遙相呼應的態勢。

毛澤東在延安

除在軍事上部署對東北抗聯的援助外，毛澤東還十分關注與抗聯建立聯系問題。由於客觀原因，中共中央與東北黨組織及抗聯部隊的聯系在1938年以后就中斷了。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指出：“東北義勇軍抗戰最久，有七年的歷史，現在雖隻有一萬人，但成為很好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系，首先派交通員並設法派電台去。”為落實毛澤東的指示，1939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並抽調一批東北籍干部成立了東北干部訓練隊，派人到晉察冀邊區建立交通站，物色熟悉東北情況和能在東北活動的干部去東北工作。此后，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分別成立專門的東北工作委員會。這些機構都曾派出干部，深入東北，開展地下工作。1944年初，毛澤東看到上報的《滿洲工作報告》后，高興地說：“滿洲也不是鐵板一塊。滿洲工作大有可為。”雖然由於關山險阻、敵人封鎖，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系未能實現，但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黨在靠近東北地區建立根據地、在東北開展秘密工作，通過各種方式向東北滲透，這些都為中共中央收復東北奠定了重要基礎。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