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二十四史》的研讀和批注

毛澤東愛讀歷史書籍。從青少年時代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歲月，他都手不釋卷，讀過許多歷史書籍。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藏書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這部《二十四史》是工作人員根據毛澤東對中國古籍的廣泛需要於 1952年添置的。這部書字比較大，是線裝本，使用起來比較輕便。毛澤東對之愛不釋手，從 1952年到 1976年，24年朝夕相伴，在北京，去外地，人在哪裡，書就帶到哪裡，讀到哪裡。筆者作為毛澤東專職圖書管理工作人員，對此多有觀察、深有感觸。這部《二十四史》，成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讀得最多、批注圈畫最多的歷史書籍。

一、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基本情況

毛澤東在閱讀這部《二十四史》的過程中，在天頭、地腳、分冊封面上、正文的字裡行間等處，先后寫下了許多批注和圈畫符號。因讀到書上的某些文字而引起讀者當時的所思、所想，進而表達出看法、想法、認識、思想主張及心理活動等，就仿佛是讀者與書的作者或書上的人物等面對面交談、交流、討論。從毛澤東讀書的情況看，他對書上作者的話，對書上人物的話及其政治主張和思想、認識、觀點等，都入腦入心，用心思考，有感即發，有想即批，有話即寫。對書上作者寫的話，古人說的話、注釋的話、評論的話等，贊成就表示贊成，不贊成就表示不贊成，有疑問就提出疑問，有反對就提出反對。總之，隨讀隨想隨思隨畫隨寫，怎麼想就怎麼批、怎麼注、怎麼畫、怎麼寫。這部《二十四史》，毛澤東先后連續傾心讀了24年。在這部書上所作的全部批注和所畫的各種符號，就是這樣在讀書過程中一天一天畫下來、寫下來的。所有的圈畫和批注都是毛澤東在讀書過程中頭腦裡所產生的想法看法、認識見解、思想主張、體會感受、史事評論、人物評說及心理活動等的真實記錄，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值得認真研究。

對毛澤東的這些批注，筆者曾做過粗略的統計，一共涉及《二十四史》中的 15種史，共寫下 198條計 3583個字的批注（不含在許多分冊封面上寫的歷史人物的姓名、卷數等提示性、說明性的文字）。其中《史記》批注 3條，20個字﹔《漢書》批注 3條，15個字﹔《后漢書》批注 6條，77個字﹔《三國志集解》批注 25條， 1739個字﹔《晉書》批注 6條，60個字﹔《宋書》批注 2條，10個字﹔《隋書》批注 1條， 4個字﹔《南史》批注 50條，513個字﹔《北史》批注 5條，25個字﹔《舊唐書》批注 23條， 233個字﹔《新唐書》批注 24條，375個字﹔《舊五代史》批注 19條，202個字﹔《新五代史》批注 16條，138個字﹔《宋史》批注 8條，112個字﹔《明史》批注 7條，60個字。批注一條最少的就寫了兩個字，最多的一條寫有 914個字，大部分批注都是一條有十幾個字到三四十個字左右。批注大部分寫在天頭上，少量寫在地腳上、正文的字裡行間或相關分冊的封面上。寫在封面上的批注大多是提示性、說明性的。此外，也有個別批注因字數較多是另附紙寫的。批注和多種圈畫符號大多是用筆芯較粗且較軟的上海中華牌黑鉛筆寫的 ,也有少數文字和符號是用紅鉛筆、藍鉛筆寫的。

統觀毛澤東所寫的這些批注，內容非常豐富。總起來說，重點是關於兩個方面的批注：一是關於歷史人物的批注。包括歷朝歷代皇帝、大臣等歷史人物，如楚霸王項羽、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漢元帝劉奭、梁武帝蕭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趙光義、明太祖朱元璋等﹔二是關於歷史上的戰役、戰爭、戰略、戰術等的批注。例如，宋楚之戰、城濮之戰、“圍魏救趙”之戰、楚漢戰爭、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淝水之戰，等等。其中，在《舊五代史》一書上寫的 19條批注，有 14條是與戰爭、戰略、戰術有關的。

具體地說，這些批注，從文字內容上來看，可以再細分為以下八個方面：一是關於歷史人物的批注﹔二是關於歷史人物治國理政的政論、政見、政綱、奏疏、奏稿等的批注﹔三是關於戰爭、戰役及其戰略、戰術的批注﹔四是對史書本身內容的注釋、注解的批注﹔五是聯系古今人物、史事、史實的評論、評議、評說的批注﹔六是對歷史人物、史事、史實等表達鮮明的個人意見和看法的批注﹔七是關於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八是關於注釋性、說明性的批注。

這些批注，涉及古今 5000多年眾多人物史事、戰事、故事、趣事，以及國家興旺繁榮及衰落滅亡的國事、大事、要事、往事，內容極為豐富，主要包括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科學、教育以及社會生產、生活、天文、地理、民族、宗教、民俗等，是毛澤東在 24年裡寫下的讀《二十四史》時心裡的想法、看法、認識和觀點。

二、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時所作批注的主要內容

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在讀這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時，共寫下了3583個字的批注。這些批注，充分說明毛澤東讀史、治史是很認真的，是一絲不苟、十分嚴謹的。因篇幅所限，筆者在這裡按照八個方面各擇主要的例子介紹一二。

（一）關於歷史人物的批注

毛澤東在讀《史記》卷 48《陳涉世家》第 8-9頁時，先后寫下了“一誤”“二誤”兩條批注。《史記》中說，“陳涉少時，嘗與人佣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及至陳勝起義為王，舊時伙伴找來。開始時，陳勝未食前言，接待了他，這人因而得以經常出入宮廷，也常常無顧忌地談及陳勝為雇農時的貧困往事。有人對陳勝說：“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勝聽信了這些話，就把舊時伙伴殺了。“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在這一段文字記載的天頭上，毛澤東用黑鉛筆批注了兩個大字：“一誤”，文中用粗重的紅鉛筆畫著著重線。

《史記》中又說，陳勝任用朱房為掌管人事的官員，任用胡武為糾察過失的官員。這兩人作威作福，對在外作戰的將領，凡不順從他們命令的，隨意治罪﹔對他們不喜歡的人，不送司法部門審理，而是擅自處罰。“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在這一段文字記載的天頭上，毛澤東又用黑鉛筆批注了兩個大字：“二誤”。在文中也用粗重的紅鉛筆畫了著重線。

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批注中指出的陳勝、吳廣起義最終失敗的一誤，是功成忘本，脫離了本階級的群眾﹔二誤是用人不善，偏聽偏信，脫離了共患難的干部。兩誤的后果是眾叛親離，本來在軍事上佔有很大優勢，望風披靡，銳不可當，天下歸心，但其政權卻僅僅維持了 6個月便夭折了。這兩條教訓，於古於今，都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

（二）關於歷史人物治國、治軍的政論、政見、政綱等的批注

毛澤東在讀《新唐書》卷 124《姚崇傳》第 1-6頁時，寫了兩條批注。一條是在《姚崇傳》開頭寫的：“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一條是在姚崇向唐玄宗陳述“十事聞”的文字旁寫下：“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

姚崇歷任武則天以及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是一位下筆成章、滿腹文採、敢說敢當的名人。唐玄宗即位后，勵精圖治，重振朝綱，擬任姚崇為相。姚崇根據時勢的需要，勇敢地向唐玄宗提出了 10條意見，他說：“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這 10條意見的具體內容是：“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裡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這 10條意見，條條句句針對性很強，都是姚崇針對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時期的嚴重政治弊病提出的。

這 10條意見簡單明了，但條條極切時弊，深刻、尖銳。因此，毛澤東稱贊其是“古今少見”的治國“政治綱領”，並贊美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論者”。

（三）關於戰爭、戰役及其戰略、戰術的批注

毛澤東在讀《南史》卷 58《韋睿傳》時，對韋睿敢於以寡敵眾，十分稱贊。公元 506年，北魏中山王元英領大軍，攻打南梁北徐州，圍困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於鐘離。毛澤東在讀這段文字旁加了旁圈，寫下批語：“雖眾，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派曹景宗前去解圍，此公到達邵陽洲后，筑壘防守，卻不敢進攻。梁武帝繼派韋睿增援。時人多畏懼魏軍兵勢，勸韋睿緩行。睿曰：“鐘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后，而況緩乎！”因此，旬日而至邵陽。在距曹景宗營前 20裡處，他令將士連夜趕修工事，挖長壕，樹鹿角，截洲為城。第二天拂曉，軍營、工事都立起來了。元英大驚失色，以杖擊地說：“是何神也！”毛澤東就在這段文字的天頭上寫下批語：“敢於數萬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毛澤東把韋睿與英勇善戰、謀略過人的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三國名將周瑜相提並論，足見對其的贊賞。戰斗打響之后，韋睿有勇有謀，幾個回合之后，“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人畏懼，稱韋睿為“韋虎”。毛澤東在這些文字逐字旁圈后，又寫了一條批語：“百萬之眾，皆盡。”

（四）關於史書本身內容的批注

毛澤東讀《后漢書》卷 1《光武帝紀》時，寫下了一段較長的批注：“李賢好。劉攽好。李賢賢於顏師古遠甚，確認無疑。裴鬆之注三國，有極大的好處，有些近於李賢，而長篇大論收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鬆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李賢是唐高宗的第六個兒子，被立為太子，時人稱為章懷太子，曾召集學者張大安等儒生，共注《后漢書》。劉攽是北宋時的史學家。他協助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鑒》，專任編修漢代史部分。裴鬆之是南北朝時劉宋的史學家，為《三國志》作注釋。這三人編撰、注釋史書的共同特點，是在尊重原著的同時充實了大量史料。顏師古是唐朝的訓詁學家，曾作《漢書》注，他注釋史書偏重於考訂文字。對這兩種不同的治史態度，毛澤東更贊頌前者，所以他在批注中贊揚李賢、劉攽好，而且認為比顏師古好得多。毛澤東特別稱贊裴鬆之對《三國志》的注釋。《三國志》系西晉陳壽撰著。裴鬆之為之作注時，廣泛搜集東晉以來陸續發現的大量史料，把作注的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據統計，陳壽撰著的《三國志》約 20萬字，而裴鬆之的注卻有55萬字之多，這就極大彌補了原著簡略的不足。

（五）關於聯系實際的批注

密切聯系實際，是毛澤東讀書時的一大特點，也是他堅持終身的一條讀書方法。讀《二十四史》時也是這樣，毛澤東總是能夠密切聯系革命斗爭實際，把歷史和現實聯系起來。比如，他在讀《南史》卷 58《韋睿傳》第 1-7頁時，寫下一條批注：“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前面提到，韋睿作戰能攻善守，英勇果斷，是難得的將才。毛澤東對韋睿的品德、作風大加贊賞。《韋睿傳》記載：韋睿“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余財”。毛澤東在此段文字旁逐字加了旁圈，寫下“仁者必有勇”的贊語。又載：公元 505年，韋睿攻打合肥時，“俘獲萬余，所獲軍實，無所私焉”。毛澤東逐字旁圈，又寫了“不貪財”的批語。李延壽記敘韋睿“雅有曠業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澤東逐字旁圈，對韋睿統兵打仗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關心將士生活的優良作風，很為贊賞，欣然提筆寫下了“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的批注。從史中聯想到干部的作風，注重以史為鑒、古為今用，這是毛澤東聯系實際讀《二十四史》的一個獨到之處。

（六）對史實、史跡等表達鮮明個人意見和看法的批注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僅是在讀史，而且對一些不確切、不妥當、不真實的甚至是錯誤的史實、史跡等，能鮮明地表達個人的意見和看法。比如，《舊唐書》卷 74《馬周傳》第 10頁記載，貞觀 11年，馬周上疏：“今百姓承喪亂之后，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毛澤東在這句話的天頭上寫下批注：“不確，比於隋時，大約五分之一。”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對歷史上唐太宗時期和隋朝時期的徭役情況有著相當的認識和了解。

（七）關於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

毛澤東在讀《舊唐書》卷 72《李百藥傳》第12-13頁時寫下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李世民就是唐太宗。據《李百藥傳》記載，李百藥在貞觀二年任禮部侍郎時，寫給唐太宗的《封建論》中概括了唐太宗臨朝執政的四個方面的做法：“陛下每四夷款附，萬裡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游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后，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毛澤東對這四條做法很是注意，在這段文字旁一一加以圈點，並寫了上面的批注。這四個方面的做法，毛澤東稱之為“工作方法”。

（八）關於注釋性、說明性的批注

這類批注，是在讀史過程中，對史書中的人物、事件、地點、時間、年齡等內容加以解釋和說明的批注。比如，《后漢書》卷 101《皇甫嵩傳》第 2頁記載：“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毛澤東批注：“正，原則性。奇，靈活性。”這是毛澤東對“正”和“奇”的解釋。毛澤東曾深刻指出，“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無疑是黨內把握並處理原則性與靈活性辯証統一關系的典范。

三、毛澤東孜孜不倦、下苦功研讀《二十四史》的原因

筆者認為，毛澤東之所以 24年孜孜不倦、下苦功夫研讀《二十四史》，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這是了解中國歷史的客觀需要

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沒有選擇出國求學的思想淵源來看。當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出國求學，他的同學也都懇勸他出國磨礪，但毛澤東最終還是選擇留在了國內。他認為，留在國內探索有多個益處：一是“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二是“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他還說：“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毛澤東沒有走出國門去游歷世界，而是走向了中國的窮山僻壤，走向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從讀“無字之書”中獲得了豐富的中華民族的社會和歷史知識。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還那樣不分晝夜地讀《二十四史》等中國史籍，就是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就是為了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知道得更多一些、更深入一些、更全面一些。

（二）這是科學對待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題中之義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孜孜不倦研讀《二十四史》並寫下大量批注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對如何對待歷史文化遺產形成了清醒的認識。1938年 10月，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中就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和闡釋如何科學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問題。1960年 12月，他在會見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時的談話中，就對待中國文化遺產的科學態度進一步作了闡釋。他說，“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反封建主義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無批判地利用的”，“我們應當善於進行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義的文化當然要比封建主義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至於充分利用文化遺產，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

《二十四史》系統記載了從中華始祖黃帝（約公元前 26世紀）起始到清兵入關、明朝滅亡（1644年）長達 4000多年的歷史。其中記載的歷朝歷代人物，包括帝王、貴族、官吏、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說客、謀士、游俠、商賈、醫卜等等，非常多﹔記載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豐富、全面、多姿，有包括歷朝歷代政治、軍事、經濟、法律、典章、財稅、外交等大事、要事的記載，還有包括文學、科技、天文、地理、風水及宗教、民族、民俗等中華民族文明史、文化史的具體而全面的記載。可以說，這部恢弘巨典，是中華民族先人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和寶貴精神財富，值得中華兒女世世代代學習研讀。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用心閱讀《二十四史》的內在動因。除了下很大功夫讀《二十四史》，毛澤東還認真讀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通鑒紀事本末》《續通鑒紀事本末》等史書及一些稗官野史。

（三）這是堅持古為今用，讓歷史更好為現實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

學習研究中國歷史，包括學習研讀《二十四史》，了解把握“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最重要的目的是從歷史中汲取對今天、明天，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科學等建設和發展有益的東西，以古人之智慧，開今人之生面。這是毛澤東酷愛讀史的一條主線。

從主觀方面來看，有著崇高理想和偉大抱負的毛澤東對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求，他在思想深處高度重視對歷史的學習和總結。從客觀方面來看，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史籍中包含著許許多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的治理及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方面的具體實踐和實際事例，蘊涵著十分豐富的可資借鑒的治國理政的經驗智慧、資政育人的寶貴財富、催人奮進的強大力量。

總之，《二十四史》是中華兒女學習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歷史，學習中華文明、研究中華文明，學習中華文化、研究中華文化的必讀之書。黃金非寶書為寶。《二十四史》是我國傳統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學習瑰寶，研究瑰寶，應用瑰寶，弘揚瑰寶，是廣大中華兒女的重大責任和光榮任務。對於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我國古代史籍，毛澤東孜孜不倦地讀、反反復復地讀、深入思考地讀、聯系實際地讀，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

在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毛澤東把歷史和現實相互聯系，把古人和今人相互聯系，把他本人的思想和認識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相互聯系，作出了高屋建瓴的評價，提出了獨到深刻的見解。從毛澤東的批注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出毛澤東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理論素養、史學功底。毛澤東對《二十四史》的批注，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思想觀點、讀書生活實踐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思想、文化財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作者：徐中遠，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