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194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直接以黨性命名的《決定》，既有效應對了當時黨內存在的現實問題，也為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思想問題提供了遵循。今天，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背景下，重溫這一重要歷史文獻，對我們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推進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決定》出台的歷史背景

《決定》的出台既有復雜的歷史因素，也有緊迫的現實原因。

總結皖南事變教訓是《決定》出台的直接原因。1941年1月6日，新四軍皖南部隊9000多人奉命北移過程中，在茂林地區遭國民黨優勢兵力包圍襲擊，除2000余人突圍外，其余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局勢和對策，及時進行反思總結。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明確指出，軍隊干部，特別是各個獨立工作區域的領導人員，“決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否則是異常危險的”，並慎重而嚴肅地向全黨提出了“黨性”要求，“一切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即是說黨性不純的同志，特別是軍隊的領導人員，必須深自省察”，“全黨特別是軍隊中干部與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個絕大的問題”。皖南事變暴露出的不服從黨中央統一領導的問題是我們黨強調黨性修養、制定並通過《決定》的直接促動因素。

提高新吸納黨員素質是《決定》出台的現實因素。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我們黨為適應形勢變化和斗爭需要，採取大量發展黨員的方針。全國黨員從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增加到1938年底的50萬人，再到1940年初的80萬人，其中75萬是新黨員。這些新黨員大都是在統一戰線環境下入黨的，沒有經受過革命戰爭和艱苦環境考驗，階級成分、思想觀念和入黨動機復雜，黨的觀念不強，出現了不少“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等違反黨性的傾向。黨中央認識到必須及時糾正這些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以保証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在1941年3月1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寫一篇關於增強黨性的文章。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題討論增強黨性、反對獨立主義問題，希望通過黨內制度建設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提高黨的戰斗力。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充分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認為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指出：“自遵義會議后黨內思想斗爭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面去了”，“我黨干部要做到雖受到打擊也要服從組織，就是在一個時期為上級所不了解，並且孤立，都要能夠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王稼祥、張聞天、陳雲等在會議發言中也認為，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重申的以“四個服從”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在黨內貫徹得並不完全理想，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中央權威時常有被挑戰和削弱的危險，造成這些問題的症結在於正確的思想路線沒有真正確立。會議決定由王稼祥負責起草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決定。

探索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路線問題是《決定》出台的主要目標。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對國民黨政府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方針，汪精衛集團投敵叛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將黨派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加緊反共宣傳，制造軍事摩擦。面對復雜嚴峻局面，為服務抗戰需要，黨中央迫切需要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一。然而，當時在黨內，遵義會議雖然解決了最緊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路線問題，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問題卻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但全黨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意義並成為自覺行動還需要經歷一個過程。要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就迫切需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教育和啟蒙。因此，制定一個能統一全黨步調和行動的規范性文件，成為解決黨內存在復雜思想問題的客觀需要。

二、《決定》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作用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后，王稼祥等開始認真作調查研究，研究各地區、各部隊的報告、文電，聽取有關匯報，在會議上反復研究，在此基礎上起草草案。草案經中央政治局同志閱改后形成《決定》稿，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

《決定》正文共約1800多字，分為3個部分：

第一部分約300字，論述增強全黨黨性的極端重要性。《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煉，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然而革命事業偉大而艱難。“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

第二部分約800字，指出黨內存在的違反黨性的傾向。諸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動，獨斷獨行，陽奉陰違﹔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在思想意識上，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等。

第三部分約700字，提出了糾正違反黨性傾向的辦法：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加強紀律教育，嚴格遵守“四個服從”的基本原則﹔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從中央委員到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要參加支部組織，過組織生活，增強黨性的鍛煉。

為宣傳解釋《決定》，任弼時於1941年下半年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闡明了黨性范疇、增強黨性問題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缺乏黨性的傾向和表現以及鍛煉和培養堅強黨性的基本路徑。其他中共領導人也多次就黨性問題作出重要論述，比如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1942年4月3日，中央宣傳部將《決定》列入整風學習的首批18個文件，成為延安整風期間黨員干部的重要學習文件之一。

《決定》開啟了我們黨自我改造的歷史新時期。毛澤東1942年4月在中央學習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決定》。他說，在黨的歷史上，全黨范圍對整個干部進行內部教育還很少，從《決定》開始，我們黨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注意了黨性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是有全國意義的。任弼時也曾指出，“我黨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

《決定》是我們黨對自身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愈發成熟的重要體現。黨中央出台《決定》的意圖很明確，不是總結個人得失，而是站在黨的建設角度深入剖析，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決定》第一次從全黨高度明確黨性概念、內涵和增強黨性的方法，引起了全黨對黨性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增強了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黨性意識，加強了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團結統一，為完成黨的歷史使命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

《決定》強調加強黨性的根本目的是建設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決定》強調，雖然黨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力量和決定的因素，但革命仍然面臨著艱難的前途，黨內存在著不統一的因素，為建設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全黨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全體黨員特別是干部黨員就要增強黨性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隻有加強和鞏固了集中統一領導，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決定》還有著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深刻表明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深刻表明全黨必須發揚自我革命精神，著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深刻表明我們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才能始終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堅強領導核心。

三、《決定》的時代價值

《決定》是黨中央對黨性問題進行系統思考后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是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勇於自我革命的歷史見証，對我們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自覺做到“兩個維護”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黨性概念的引入為我們黨提供了衡量黨員的明確標准。從《決定》開始，黨性概念更加廣泛地進入黨的建設領域，黨性要求成為對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決定》指出，“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這為我們黨提供了從黨性角度衡量黨員的明確標准。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性問題，在不同場合作出重要論述、提出明確要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指導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指出，“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加強黨性鍛煉，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把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作為根本政治擔當，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從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黨性覺悟，增強拒腐防變能力，涵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加強黨性鍛煉、黨性修養是黨員干部一生的必修課，也是共產黨人的心學，所有黨員干部要經常念好這部心經，自覺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第二，加強黨性修養是黨的建設的永恆課題。《決定》指出：“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決定》中關於增強黨性的論述，對於我們今天不斷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實現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堅強的黨性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從頭腦中自發產生的，而是從嚴格的黨內生活中反復鍛煉、修養得來的，最終目的是實現黨性觀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加強黨性修養是黨的建設的永恆課題，一百多年來，我們黨從未削弱對黨性的重視，越是面對漫長艱難的征途，越要回顧初心、錘煉黨性。2019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指出：“干部的黨性修養、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工齡的增長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必須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改造。”“要涵養政治定力，煉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規矩，自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2020年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隨著黨齡增長和職務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會自然保質保鮮，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塵褪色，久不滋養就會干涸枯萎，很容易走著走著就忘記了為什麼要出發、要到哪裡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丟了。”我們要不斷加強黨性修養，保持黨同群眾的血肉聯系，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三，錘煉黨性的根本方向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決定》明確指出，為了糾正違反黨性原則的傾向，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保証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深入學習、准確領會、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根本原因在於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導。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是全黨的重大政治責任，更是每名黨員加強黨性修養的根本方向。現在，黨內黨外環境與《決定》出台時已發生了根本改變，但黨面臨環境的復雜性和考驗的嚴峻性更加深刻，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還存在一些重大風險，甚至是驚濤駭浪。在黨內，“七個有之”等現象仍然存在，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忽視、淡化、不講政治的問題還較突出。現實環境要求我們要不斷加強黨性鍛煉、提高黨性修養，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團結起來、鞏固起來，統一思想、意志和行動，步調一致向前進，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再創佳績。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二級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