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開啟的調查研究之風的現實影響

摘要：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對這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從毛澤東開啟的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之風的視角觀察，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認識。第一，毛澤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傳統和作風。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調查研究一路走來，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沉著冷靜地應對各種復雜環境，不斷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新局面。第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奠定了通過調查研究“多謀善斷”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勤於調查研究、長於多謀善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干事創業、推動工作的一大特點。第三，毛澤東親自確定並推行了通過調查研究來轉變黨的作風這個基礎一環。調查研究，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工作路線，轉變領導作風和改善工作方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途徑，是落實好黨的群眾路線，解決好“四風”問題，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的重要方法和基礎環節。第四，毛澤東開啟了通過調查研究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決策思路。在毛澤東的奠基作用和黨的領導人的率先垂范引領下，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善於運用調查研究結論掌握歷史規律、順應時代發展大勢、破解發展難題的政黨。

關鍵詞：毛澤東﹔調查研究﹔開創作用﹔現實影響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面對復雜局面和極度困難的情況，毛澤東作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從100多年歷程看，中國共產黨依靠調查研究、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路走來，應對各種復雜環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不斷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新局面。今天，面對更加嚴峻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習近平在傳承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基礎上，進一步發出“必須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這說明，調查研究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具有極端重要性。對這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從毛澤東開啟的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之風的視角觀察，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認識。

一、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傳統和作風

中國共產黨有著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是靠調查研究立足、靠調查研究吃飯的政黨。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毛澤東同志開啟的。自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起，毛澤東就積極倡導並親自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開創了許多典型的調查方法，寫下了眾多調查報告，作出了許多重要的判斷，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結論。

早在1921年春夏之際，毛澤東就與同學沿洞庭湖到各地考察學校教育，作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寫了系列調查通訊。建黨之后，他隨時隨地作過眾多有關工廠和農村的考察，特別是專門作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問題的調查，寫出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名的調查報告，對於中國基層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問題進行了透徹分析。這些調查和分析，對於后來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選擇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僅從20世紀20、30年代他在農村專門作過十幾個系統調查來看，這些調查結果，既為認識中國社會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材料、為作出決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同時也帶動了黨內調查研究風氣的形成。僅從收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的7篇調查報告來看，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報告的內容也特色鮮明。

目前所見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最早的一份關於農村問題的調查報告，是1926年寫作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裡面詳細列舉了中國佃農的生產生活狀況，並分析了“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他剖析舊中國現時重租制度之下佃農的悲慘生活是極其普遍現象。

《尋烏調查》，記錄了毛澤東早期“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查活動，主要是了解城鎮商業。毛澤東說在這之前“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毛澤東對尋烏調查“下大力氣”，作了很大規模的城鎮調查，實事求是地探索了解中國的城鎮商業和各行各業情況，也分析了其中的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情況。

《興國調查》，毛澤東開始有了“農村的基礎概念”。了解中國農村，歷來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重點。因此他在江西的興國縣永豐區農村作了一次“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的農村調查，“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礎概念”。

《東塘等處調查》，是毛澤東簡略所作的一個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從峽江到吉安布置撤退留宿東塘時在行軍途中作的，主要是想了解“這些地方的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毛澤東說，“在這次調查前，我對於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調查后發現，實際情形完全不同，有很大的出入。

《木口村調查》，是毛澤東作過的最為簡短的一次調查。1930年11月21日，毛澤東和古柏、謝維俊等人途經吉水縣，在吉水縣木口村落腳並享用午飯，在這短暫的時間中他作了一次專題調查，目的是調查了解“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且在《木村口調查》中有所收獲，例如中農“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等。

《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是1933年11月毛澤東為了總結和推廣基層工作經驗所作的兩個調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以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執行有了不同的理解，他們開始了管理國家的探索。政府管理、政權運轉的模式需要進一步創新並結合中國實際，在這一基礎上，毛澤東嘗試找尋一些典型經驗用以推廣基層的好做法，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應運而生。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調查筆錄風格不同、形式多樣、寫法靈活，但均是針對時下問題所進行的真調查、真研究，他在這一系列報告中形成了適合中國共產黨人進行調查研究的獨特的、新穎的方式方法。

（一）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方式，觀一點而知全貌。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是毛澤東早期常用的調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澤東在進行《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的調查研究時，找來自己家鄉的壯年佃農張連初，通過了解張連初的基本情況、生活習慣，來詳細分析他家裡包括食糧、豬油、燈油、茶葉等在內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豬、冬季或砍柴、工食省余等在內的“收入之部”。通過分析這些翔實的家庭情況，毛澤東得知：如果沒有天災人禍，這戶細農的收入每年僅有147元7角2分。由此毛澤東指出：中國佃農的苦難，“在中國現時重租制度之下，是極其普遍的”，“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二）短暫的專題調查方式，及時糾正政策和認識上的偏差。針對一些突出問題及時採取專題性的臨時調查，也是毛澤東常用的調查方法。在復雜多變的斗爭環境和社會實踐中，經常會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特別情況，有時也會發現已有政策中的一些突出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或糾正認識偏差，毛澤東經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作一些短暫的針對性極強的專題性調查。木口村調查，就屬於這種情況。這次調查是在行軍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飯的機會作的。在木口村調查中，毛澤東不僅調查了相關“成分”，還分別了解了木口村全村人員包括普通勞動力和村政府人員等的組成、結構情況。在這個隻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澤東逐一分析了村政府辦事人員和所謂消滅了相關“反動派”的情況，最后得出結論：“在這個調查中証明，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富農小地主則在農民的激烈斗爭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陣營中去的”。這個調查雖然規模很小，但針對性強，通過調查發現黨的一些地方組織在掌握對待地主階級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問題。

（三）大規模的系統性調查方式，詳細摸底了解情況。對於一些重大的深層次問題，隻要時間和條件允許，毛澤東都盡量採取詳盡、系統的大規模調查方式。尋烏調查，就是屬於這一類。在尋烏，毛澤東開了十多天的調查會。參加調查會的人員十幾人，從20多歲到60多歲，有雜貨店主、職員、小商販、縣署錢糧兼征櫃辦事員、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等職業，這些人中，有的“做過小生意”，有的“開過賭場”，有的“做過小學教師”。大多是貧農。調查報告中介紹了尋烏城的全貌，重點講了“尋烏的商業”。裡面所列各個行業的情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極為詳細。為什麼調查要如此細致?毛澤東道出了真實想法：“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為此毛澤東表示：“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總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給材料的人。”毛澤東認為自己到了尋烏，才有了這樣的機會，“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對於這樣的機會，他不僅自己表示“不勝歡喜”，而且提請黨內同志注意，“於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式，避免材料報告的“一葉障目”。這一調查方式，是毛澤東在各種調查中多次強調且付諸行動的重要調查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僅能夠針對問題進行合理解決，還能避免僅僅是通過看材料報告所造成的“一葉障目”的問題，真正做到上接天線、下接地氣。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從實際出發和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過程。如果僅限於看材料，依賴別人的調查結果和報告，是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具體生動的現實情況、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的。他曾特別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貫穿在毛澤東一生的調查研究工作中。新中國成立后在多次倡導調查研究工作時，毛澤東都強調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重要性，他告誡黨內同志：“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五）研究總結典型經驗的調查方式，把基層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區域推廣。善於發現、總結並推廣基層工作中創造的鮮活經驗，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調查研究，是毛澤東最常用的一種調查方法。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就屬於這一類。在作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之前，毛澤東發現，在蘇區工作中，往往黨的任務是提出了、許多工作計劃也發布了，但在怎樣動員群眾去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方面，卻出現偏差。“現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這些蘇維埃同群眾的關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如何解決?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裡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於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於更高的任務與計劃。”

除了早期的這些調查外，毛澤東后來還親自倡導並主持過一系列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活動，比如：延安時期的調查研究活動、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關於農村改革的調查研究活動、1956年召開中共七大前的調查研究活動、1961年總結“大躍進”失誤而倡導搞一個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的調查研究活動等。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他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而且把調查研究當作各級干部必須練就的基本功。早在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他就提出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等體會論斷﹔在黨較為成熟的延安時期，他告誡全黨“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新中國成立后，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過程中，他又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等著名口號。事實証明，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在毛澤東的倡導和親自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分別作了大量的專題性和系統性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調查研究的著名論斷，並分別形成了一系列有關調查研究的決定和各級領導干部親自撰寫的調查報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調查研究一路走來，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沉著冷靜地應對各種復雜環境，不斷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新局面。這就是為什麼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深刻道理。

二、奠定了通過調查研究“多謀善斷”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中國共產黨是靠調查研究謀劃工作、應對風險挑戰並取得成功的政黨。在認真地做好調查研究基礎上多謀善斷、上下謀劃、推動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取勝之道、成事之道。

勤於調查研究、長於多謀善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干事創業、推動工作的一大特點。毛澤東曾經說過：“多想多讀，多謀善斷。謀之於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謀之於秘書、部長助理、副部長、司局長，謀之於省地縣社直至生產小隊長，謀之於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志，這一點很要緊。就是說，認真地做調查研究工作。”這裡點明了調查研究對於我們謀事和成事的極端重要性。

（一）謀之於“一把手”。必須通過調查研究來多謀善斷，這是毛澤東對黨內各級“一把手”提出的要求，強調的是“一把手”親自到第一線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

對謀之於“一把手”這個問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極為重視，在他們的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上，要求各級“一把手”或主要領導都要親自作調查研究。強調如果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謀事之基，也談不上成事之道﹔如果沒有調查研究，也會成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壞事之源。因此他們極為強調領導干部親自通過調查研究來謀事成事，歷來反對在調查研究問題上“假手於人”，由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干部即“一把手”親自到第一線作調查並親自撰寫調查報告的優良傳統。比如1930年，毛澤東在作出“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個論斷的時候，就明確提出：“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最長的一篇調查報告《尋烏調查》，8萬多字。比如1961年3月，毛澤東在提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調查研究年”的時候，再次強調：“自己當記錄，這是調查的一個要點。……要自己當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正是在毛澤東親自帶動和不斷倡導下，調查研究才形成了我們黨的謀事之基和成事之道。再比如1963年，在處理中國第一艘開往日本的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沉沒事件過程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親臨上海和東海艦隊現場調查，並提出了“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領導干部，一定要親自出馬，這要成為一條規矩”的要求，他還強調：“主要領導干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於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可見，領導干部親自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既是我們黨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還是我們黨的處理和解決重大問題的一個根本性方法。

（二）謀之於“最基層”。毛澤東特別重視謀之於“最基層”的問題，強調深入最基層的調查研究與謀劃工作的密切關系

“最基層”的謀劃，就要直達“省地縣社直至生產小隊長”。從新中國建設中通過調查研究推動農村工作來看，毛澤東就親自向全國推廣過許多基層生產單位的例子。1955年，雲南省西疇縣戈木鄉東升農業社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領導不足、上下謀劃不夠的情況，成為“落后村”。中共西疇縣委經過詳細調查，寫了一份報告《西疇縣戈木鄉東升農業社是如何由混亂走向鞏固提高的》，其中主動提到群眾反映：“我們知道辦社是好事情。但是辦起社來，縣委、區委、支部都不管我們了。恐怕是嫌我們寨子窮，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們社裡來。”這個縣委在深入細致調查的基礎上，主動參與領導和謀劃，消除群眾誤會、解決實際問題。縣委的這篇調查報告刊發在雲南《農村工作通報》上，被毛澤東看到，親自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親自寫了編者按，把題目改為：《一個混亂的合作社整頓好了》。毛澤東在按語中明確指出：“所謂混亂，沒有別的原因，就是這樣一個原因。得不到黨的領導，當然就要混亂。領導一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這就是毛澤東對“謀之於省地縣社直至生產小隊長”這種直達最基層的調研和謀劃高度重視的經典事例。

（三）謀之於“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志”。毛澤東還特別重視“謀之於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志”，強調我們黨在調查研究方面兼聽則明的深刻道理明知是“反對派”或“不同意見的同志”，卻仍要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充分聽取他們“罵我們”的意見，這體現了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的寬廣胸懷。毛澤東說過：“謀之於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志，這一點很要緊。就是說，認真地做調查研究工作。”比如，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得出《論十大關系》的認識結論時，毛澤東就專門在第七大“關系”問題即“黨與非黨的關系”中，一方面提出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重大方針﹔一方面強調了“謀之於反對派”的事，他指出：“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毛澤東在這裡表達的，就是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一種寬大胸懷，對待像龍雲這類“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志”，也要善於與他們共謀、共存，他們對我們黨批評得有理，我們認真改進﹔批評得無理，我們自信反駁。總之，都應該認真對待。

（四）謀全局、謀萬世。不謀全局就不足以謀好一時和謀劃長遠，這裡強調的是必須全面掌握並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性思維和辯証統一觀點

在這方面，毛澤東也為中國共產黨開創了從矛盾視角調查研究和謀劃工作的傳統。至今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習近平就特別引用過毛澤東的話：“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特別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突出強調了“六個堅持”，其中“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講的就是對未來工作的系統性謀劃和戰略性部署問題，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系統觀念的體現。對於謀劃近期工作，習近平特別強調指出過：“到了年終歲末，各地各部門都要總結今年的工作，謀劃明年的工作，加強調查研究很有必要。”對於謀全局和謀長遠的工作，習近平也特別指出：“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這就清晰地告訴我們，謀全局、謀萬世，就必須首先加強調查研究。

歷史充分証明並仍在証明，調查研究既是中國共產黨形成正確決策的基本前提，也是這個黨能夠領導人民干事創業的基本方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始終堅持在掌握實情基礎上進行決策和落實各種方針政策。這個黨作出的一切科學決策，無不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的﹔這個黨不斷拓展的各項事業和開創的一切生動局面，無不是以了解和掌握中國具體國情和現實情況為基礎的。

三、確定並推行通過調查研究來轉變黨的作風這個基礎一環

中國共產黨是善於運用並講究調查研究科學方法來避免錯誤並糾正偏差的政黨。調查研究，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工作路線，轉變領導作風和改善工作方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途徑，是落實好黨的群眾路線，解決好“四風”問題，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的重要方法和基礎環節。

這個“基礎一環”，是毛澤東確定並推廣起來的。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整頓黨的作風特別提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毛澤東始終認為，不調查研究，就必然產生作風上的問題，作決策和指揮行動就會背離科學方法論，就類似於“瞎子摸魚”。他指出：“‘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是應該廢棄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佔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麼‘狹隘經驗論’。”自延安時期起，為糾正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作風，毛澤東不斷批評各種缺乏調查研究而造成這種作風的現象。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還特別針對我們這個承擔偉大歷史使命的“大政黨”在調查研究方面還存在的短板，深刻指出：“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

為了改變這種“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的主觀主義作風，毛澤東不斷提醒黨內同志必須深入基層作各類調查研究，並於1941年親自起草了黨內第一份專門性的調查研究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毛澤東明確告誡全黨同志，隻有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能真正轉變我們黨的作風，也才能取得我們最后的勝利。毛澤東在這份決定中提出的改進這方面作風的辦法，就是從中央到地方設置調查研究機關，動員全黨和全體同志開展系統性的、長期的、持續不斷的、各方面收集材料的調查研究，並且在全黨養成一種“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的良好風氣。這份調查研究文件發出去后，全黨迅速開展起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而且逐步養成了經常性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習慣。

自毛澤東特別強調通過調查研究轉變黨的作風后，我們黨對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也自覺地依靠調查研究清醒面對現實、一路開拓前行，並形成了調查研究的一系列制度，成為一個能夠擔負起偉大革命任務的偉大政黨。

當然，大黨也有大黨的難處，也存在自身需要持續不斷解決的難題。一個大黨作風建設的問題，也是一個“永遠在路上”的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針對黨內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進一步提醒黨內同志要經常性地開展調查研究。每到歷史關鍵時期，我們黨的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更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在黨內反復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后，鄧小平對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明確指出：“各級班子要搞好，領導人的作風要轉變。要解決官僚主義、不深入的問題。”鄧小平還從學習領會黨章高度深刻指出：“必須有系統地改善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方法，使領導工作人員有足夠的時間深入群眾，善於運用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眾的情況、經驗和意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絕大部分時間用在坐辦公室、處理文件、在領導機關內部開會上面。應該縮小領導機關，減少領導機關的層次，盡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員騰出來派到下層去，使留在領導機關的工作人員必須親自處理實際工作，防止領導機關官僚化的危險。”越是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越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決定工作方針，因為“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這是唯物主義”。

任何一個政治集團，一旦缺乏調查研究，就會發生認識脫離實際、決策出現錯誤、領導作風偏離，陷入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在黨和國家歷史上，每當各級干部調查研究不夠不足不系統的時候，必定會出現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也必定會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出現問題。如果不作調查研究，隻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如果不用足夠的時間深入群眾，運用全面系統和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眾的情況、經驗和意見，而是把絕大部分時間用在坐辦公室、處理文件、在領導機關內部開會上面，我們就會出現情況不明、政策不准、方法不對、決心不大的問題。正如劉少奇所批評的：“有一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從來沒有到基層單位認真地蹲過點，認真地同群眾談過心，系統地周密地了解過情況。他們對於工作的指導，當然就隻能是不切實際的，主觀主義的。直到現在，有一些負責干部還是不願意踏踏實實地去做調查研究工作，或者抱著一定的成見去做調查研究工作﹔還是不願意虛心地同群眾商量問題，或者只是到某些群眾中去找適合於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話，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還沒有真正端正過來。”

要克服或避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就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中去作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這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必做的工作。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曾反復強調過。劉少奇在講到避免主觀主義等不良作風所造成的損害時，曾嚴肅地提醒過黨內同志：“必須幫助他們學會用老老實實的態度在群眾中進行調查研究，幫助他們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並且使他們懂得，這是他們能夠繼續擔負黨的領導工作的必要條件。”陳雲也曾精准地表達過這樣的意見，他反復提倡說：“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

走出辦公室、走出讀書齋、走出領導機關，到基層去、到人民群眾中去。這是我們黨始終提倡的轉變作風的辦法。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時期，毛澤東都特別重視通過調查研究來克服黨內存在的不良習氣，改變黨的作風。他專門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要求：“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當然，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徹底改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也會隨著歷史條件和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翻新花樣。當前，在作風問題上突出顯現的“四風”問題仍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稍有鬆懈就會反彈回潮﹔黨的作風建設和工作方法的改善，必須“永遠在路上”，必須善始善終，善作善成。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毫不鬆懈糾治“四風”，堅決防止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蔓延。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將其作為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並在《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明確提出“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四、開啟了通過調查研究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決策思路

無論是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還是通過調查研究轉變黨的作風，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找到破解黨和國家面臨難題的根本路徑，更好地、真正地推動黨和國家工作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毛澤東的奠基作用和黨的領導人的率先垂范引領下，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善於運用調查研究結論掌握歷史規律、順應時代發展大勢、破解發展難題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形成創新發展的特性，也與毛澤東給這個黨規定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關。“思想路線”這個概念及其核心內涵，就是毛澤東1930年5月在寫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為《調查工作》）一文中提出來的。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特別強調了從實際出發搞調查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他反復思考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給我黨帶來的嚴重危害，針對那些具有“一切拿本本來”“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及那些試圖靠“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勝利”“隻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明確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由此，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也就成為我們黨最早提出的思想路線的一個核心內涵。從那以后，通過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我們黨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局面。可以說，通過調查研究找到破解發展難題的辦法，從而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進而實現創新發展，這樣的思路，就是毛澤東開創的。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的開創和引領下，我們黨逐步錘煉成一個能夠從實際出發、善於在斗爭中推動創新發展的偉大政黨。早在奠基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特性時，毛澤東就明確說過：“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新中國成立后，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又明確地總結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這些都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所開創的一切發展新局面，都與調查研究有關。一旦我們遇到工作上的困境和發展中的難題，就需要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去尋解決困難的辦法，明確解決問題的路徑，從而破解發展難題。

過去推動我們黨自身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要靠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現在推動我們的一切工作特別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仍然必須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破解發展難題、推動社會發展，歷來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當前，全面推動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而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首先摸清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和突出問題，找到阻礙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問題和基本矛盾。

主客觀因素的不斷變化，決定了調查研究必須始終堅持和不斷深化。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與單極化逆流不斷沖撞、經濟全球化趨勢與貿易保護主義不斷碰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勢與構筑小圈子搞脫鉤逆流尖銳對峙的國際大背景下，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全方位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需要首先做好全面系統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

在我們開啟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新征程的關鍵時期，不可避免地面臨影響和制約高質量發展的突出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以及當今世界各領域特別是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走好新征程、履行新使命，就必須更加深入細致地做好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善於通過調查研究真正找到解決制約當前和今后發展中的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要想推動高質量發展，就必須通過全面了解各種新情況，認真總結群眾和實際中創造的各種新經驗，努力探索各行各業帶規律性的結論，這樣才能形成科學決策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思路﹔也隻有在深入基層扎實開展調查研究基礎上，才能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舉措和具體措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中央特別強調要在這次全黨深入開展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中，“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以強化理論學習指導發展實踐，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把學習和調研落實到完成黨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項任務中去，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成效檢驗主題教育成果”。

毛澤東曾經明確說過：“調查研究，目的是解決問題。”習近平也深刻指出：“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這種高度契合的認識告訴我們，隻有通過調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實、豐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真正搞清楚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真正及時了解人民群眾的所思所盼，在這個基礎上把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辯証統一起來，使我們的思想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沖破脫離實際的固有觀念和主觀偏見的束縛，改變因循守舊、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狀態，這樣才能真正地解決發展難題，從而與時俱進地把我們的事業和各項工作不斷推向前進。

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次提倡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就是著眼於新征程和新任務，引導大家運用黨的創新理論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因此，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之所以不斷強調並一再重申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目的就是為了引導全黨同志全面深入地搞清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分析和把握制約我們發展的矛盾和問題，找到破解阻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難題的辦法。這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責任擔當。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