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的戰略謀劃和指導

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深入分析我們黨領導人民堅持長期抗戰所面臨的嚴重的物質困難，提出了必須全面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和要求。他著眼於革命全局指出，大生產運動是解決物質生活困難、推動革命向前發展的一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學界對大生產運動的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於大生產運動與知識分子改造、大生產運動中的勞動教育問題、農村女性與大生產運動等微觀層面。本文基於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從宏觀視角深入研究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的戰略謀劃和指導。這有助於呈現更加立體全面的大生產運動，也可以為我們今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繼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情，從而有效應對各類風險挑戰提供啟迪。

一、分析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原因

大生產運動，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倡導和統一領導下，於陝甘寧邊區率先發起，進而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華南等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陸續開展起來，由部隊、政府機關、學校以及農民、工人等共同參加的一場勞動生產運動，其直接目的是解決各部隊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困難。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時指出：“抗戰以來，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那時，在軍隊方面，由於經費不足，開始了生產運動。”毛澤東在1938年使用的“生產運動”這一表述，實際上指的就是“大生產運動”。胡喬木曾明確把陝甘寧邊區1938年留守兵團在戰斗和訓練之余從事生產運動，作為“大生產運動的發動”階段來看待。由此可見，作為廣義的大生產運動是從1938年開始的。隨著陝甘寧邊區以及敵后根據地進入極端困難時期，1941-1942年間，生產運動開始在軍隊、機關、學校等單位得到普遍重視，中央再次強調要走生產自救道路，並確立了“大生產運動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1942年后，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也開始了，並在“1943、1944年發展為普遍運動”。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發動、組織、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使人民負擔大為減輕，明顯地改善了軍民生活，為抗戰最終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那麼，我們黨為什麼要發起這場大生產運動？毛澤東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對大生產運動前后的形勢有何判斷？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會把大生產運動作為全面抗戰時期革命的一個重要任務來抓。

1938年10月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調整侵華策略，逐漸將主要兵力用於進攻我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很多根據地遭受到極大損失。與此同時，國民黨抗日態度日趨消極，反共傾向明顯增長。在日軍的瘋狂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下，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形勢越來越嚴峻。在陝甘寧邊區，由於土地貧瘠、人口稀少、自然災害時常發生，物質供應能力弱，難以滿足軍需民食，而經濟封鎖進一步加劇了物質供給困難。對此，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明確提出這一現實問題。他說：“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通過“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解決“穿衣吃飯問題”，這是生產運動最直接的動因，而根本原因是為了堅持長期抗戰直至勝利。他強調：“開生產動員大會，意義是很大的。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

1942年7月，毛澤東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對發展生產與堅持抗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我們黨在抗戰最后階段主要將面對兩種困難：第一種是政治上的困難，即在實現黨內團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第二種是物質上的困難。二者相比，更嚴重的是“物質方面的極端嚴重的困難”。毛澤東認為，對於第一種困難，從1937年開始，中國共產黨用了5年時間以“極大的力量”逐步實現了全黨的團結統一，但他也清醒看到，克服這個困難並非一勞永逸，未來還需要進一步增強黨的團結統一。而對於第二種困難，並不是黨內所有人都有清晰認識。這一方面表現為有的黨員對克服物質困難的必要性認識不夠充分，另一方面表現為部分黨員對未來一段時間內物質困難趨於更加嚴峻的態勢估計不足。毛澤東指出：“普通的人，容易為過去和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為今后也不過如此。”而對當時我們黨遇到的困難以及未來可能遇到的更大困難，毛澤東是極其警醒的，他的分析視角不同於“普通的人”。他認為，雖然困難較過去增加了好幾倍，但“如果現在沒有正確的政策，那末極端的困難還在后頭”。

后來歷史的發展証明，毛澤東的分析是十分正確的。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開始后最為困難的時期。從1941年開始，日本帝國主義集中了侵華兵力的64%向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野蠻進攻，在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下，不少根據地遭遇到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與此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軍部遭受嚴重損失。同時，國民黨政府還停發了八路軍和邊區政府的經費，並且加強了對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的包圍封鎖，使用的兵力近80萬之多。面對日軍的瘋狂進攻以及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我們黨和根據地軍民面臨著遠比生產運動之初更為嚴峻的物質困難。毛澤東在回憶這段歷程時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1年至1942年極端的物質困難對我們黨領導的抗戰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這段時期，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處於下降的態勢，解放區縮小了，人口降到5千萬以下，八路軍減員至30萬人。鑒於此，“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邊區軍民更加努力地開展生產運動，以使邊區的財政經濟由半自給轉到完全自給。”此后，遍及軍隊、機關、學校以及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更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在陝甘寧邊區以及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普遍開展起來。於是，最初主要地在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內開展的生產運動，逐漸演變成為在部隊系統、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普遍開展起來的、以實現生產自給為目標的大生產運動。

二、堅持以系統觀念指導開展大生產運動

在指導開展大生產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沒有單純就生產談生產，而是運用系統觀念，將開展生產與堅持抗戰、發展經濟、增進軍民血肉聯系、鞏固軍政團結等問題統籌謀劃。

（一）堅持開展大生產運動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服務的戰略導向

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的首要任務是團結領導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開展大生產運動必須服務於奪取抗戰勝利的需要。

毛澤東強調：“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通過大生產運動改善軍隊的生活，既提升了軍隊戰斗力，又減輕了“人民的賦稅負擔”，能夠“支持長期戰爭，並足以擴大軍隊，因而也就能夠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達到最后地消滅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目的”。毛澤東這段論述的核心意思很明確：要戰勝日本侵略者、贏得抗戰勝利，必須做好經濟工作。當時，這一點在黨內已基本成為共識，但在把生產擺在怎樣的位置這個問題上，不少人不能夠堅持系統觀念，尤其在大生產運動逐步取得一些成績后，黨內有人開始提出不切實際的計劃，希望攤子鋪大，要求發展重工業、大鹽業、大軍工等。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談發展生產，“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採用的”，必須從黨所處的革命實際環境出發增加生產、發展經濟，“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清醒，而也正是由於這種清醒，毛澤東才能夠統籌抗戰全局來謀劃加強生產這一重要工作。

（二）統籌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

毛澤東強調，在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他在這裡所談的經濟工作，指的是以發展生產開辟財源的問題﹔財政工作，指的是“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兩項工作有所區別，又緊密聯系。毛澤東對此指出：“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財政與經濟的關系，主要是為了糾正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的錯誤認識。當時，有一些負責敵后抗日根據地財政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由於缺乏財政管理知識、缺乏經濟工作經驗等，在工作思路上陳舊、保守、片面，“他們的腦子終日隻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其具體表現是：沒有將軍隊、機關、學校以及農村、工廠的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開展生產運動，而只是組織動員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在狹小的范圍內琢磨財政工作﹔“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隻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些錯誤的認識和行動，是缺少系統觀念的表現，即沒有把財政工作放在經濟工作的大系統中來考慮，看不到解決財政經費困難的根本性方法是大力發展經濟事業、擴大經濟規模。沒有經濟基礎，就不能徹底解決財政問題，而財政問題得不到改觀，必然會對抗戰大局造成消極影響。要做到發展經濟，除了發動人民群眾外，還必須通過廣大部隊、機關、學校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在強調發展生產對財政工作的重要意義、分析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關系等原則性問題基礎上，毛澤東還提出了具體的工作安排，要求把大生產運動所取得的經濟效益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中進行核算。1941年6月，他在給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信中指出，制定財政預算時“應把自力更生部分打進去……遺落此種部分是不合實際的”。在毛澤東的指導和推動下，陝甘寧邊區不斷改進財政工作思路，在廣大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各單位中發動大生產運動，統籌開展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這一做法還逐步擴大到華北、華中等各個根據地的財政工作中。

（三）統籌黨政軍民學共同參與大生產運動

關於誰來開展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明確指出，必須“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隊、機關，在戰斗、訓練和工作的間隙裡，一律參加生產”。可見，大生產運動不是單純地號召群眾參與，也不是僅動員部隊和機關干部參與，而是堅持黨政軍民學共同參與、全面參與，是一種系統的戰略規劃安排。

一方面，我們黨要通過幫助農村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使廣大農村群眾獲得充足的糧食和日用品，解決物資匱乏的問題。這樣就能大力支援抗戰事業，人民群眾也能夠做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發展自己。具體來說，幫助農村群眾開展生產，要發揮部隊“武力”和“勞力”的雙重作用。部隊既需要抗擊敵人，掩護“群眾的生產”，又要在戰斗和訓練間隙提供“勞力”，“無代價地幫助群眾生產”。這樣可以免除廣大群眾開展生產的很多后顧之憂，也有助於促使軍民關系更加融洽。

另一方面，我們黨要組織部隊、機關等單位一起參與生產。毛澤東指出，“為著渡過困難，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這是因為，在長期抗戰背景下，農村常被敵人摧殘，部隊和機關參與生產以保障軍需、減輕人民負擔就十分必要﹔而戰爭主要分散發生於廣大農村地區，則使得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參與生產成為可能。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的生產不同於工農群眾相對專門的生產活動，主要是利用訓練、戰斗、學習和工作間隙，既從事集體的生產，也從事專門生產活動，包括創辦農場、菜園、牧場、作坊等。

（四）統籌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

在如何開展生產或者說開展什麼樣的生產問題上，毛澤東認為，要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要做到公私兼顧，那些不顧戰爭環境而片面強調政府施行“仁政”，或者隻顧政府軍隊而不顧及群眾負擔的做法，都是不妥當的。

“公營經濟”，在全面抗戰時期，主要指的是由政府、軍隊、機關、學校經營的農工商等各種形式的經濟。毛澤東指出，在困難時期，“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政府、軍隊等單位發展的自給經濟是公營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在特殊條件下的產物，但是這種看似不符合分工常理的生產形式適應了抗戰的需要，因而又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從特定意義上說，大生產運動中發展公營經濟具有雙重性質，一是具有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因為這種經濟形式是反對封建主義的﹔二是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因為按照毛澤東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設想，中國共產黨人將來必定要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發展生產、建立公營經濟則是應有之義。但同時，毛澤東也謹慎地指出，“擴大國營企業不是新民主主義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義后期的事，隻有在有了大工業時才能辦到”。

再看“人民經濟”。毛澤東是把人民經濟作為與公營經濟並列的概念提出的。他這時提倡統籌發展的人民經濟實質上主要指的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這種經濟對全面抗戰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他通過列舉1940年至1942年這三年間群眾在糧食生產方面的貢獻指出，“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隻有一方面顧及“公業投資”，另一方面又注重“私業投資”，“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才能做到公私兼顧、軍民兼顧，避免“與民爭利”，解決一些“大問題”。

1945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們到了糧食和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種自造自給並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們全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敵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靠我們來建設。” 顯然，在毛澤東的視野中，大生產運動的意義和影響是深遠的。而這種眼光和格局，正是毛澤東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的生動體現。

三、提出“組織起來”以開展大生產運動

胡喬木在評析大生產運動時指出：“大生產和組織起來是毛主席領導陝甘寧邊區和所有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造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重視通過“組織起來”發揮軍隊、機關、學校和廣大工農群眾的合力，明確反對一些黨員干部只是忙於“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做法。1943年11月，他明確提出了“組織起來”的要求，強調要“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隻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通過組織起來，可以形成兩支軍隊：“打仗的軍隊”和“勞動的軍隊”。對此，他主張多措並舉，切實在大生產運動中實現“組織起來”。

（一）發揮黨在組織生產方面的領導作用

“組織起來”的前提是要有組織者。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是組織大生產運動的核心領導力量。毛澤東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還特別要求縣區黨政工作人員“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

要充分發揮黨員領導干部在組織生產中的積極作用，必須實行首長負責制，做到“自己動手，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需要進一步處理好黨政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摒棄組織生產中的官僚主義作風，真正做到與群眾相結合。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尤其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必須“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共產黨人要善於聽取群眾的批評和建議，在生產取得較好成績后抑制住自滿情緒，滌蕩散漫的小資產階級情緒，清除惡濁的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的灰塵。隻有這樣，才能把群眾的偉大創造力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去，在大生產運動中讓人民群眾信服、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為了切實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毛澤東提出，要在抗日根據地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以及人民群眾中“普遍地、無一例外地”開展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群眾運動。通過開展這樣的運動，黨政軍與人民群眾進一步打成一片，為促進生產夯實了基礎。在具體業務方面，毛澤東要求領導干部從自身做起，“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各大小單位應一律發展集體生產”，同時引導農民學會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能。他還對此提出具體要求：“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為著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

毛澤東把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定義為人民戰爭，指出革命戰爭的偉力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大生產運動作為革命的重要一環，“組織起來”很好地詮釋了共產黨人的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革命理念。

（二）循序漸進建立合作社

毛澤東指出，要提高生產力，發展生產，“中心關節是組織勞動力”。在這一方面，組織群眾的十分重要的形式則是合作社。建立合作社不僅有助於促進生產，而且有助於改善農民生活，使農民逐漸擺脫“陷於永遠的窮苦”的命運。同時，除了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大力倡導和組織合作社，一些部隊、機關、學校也嘗試建立起合作社以加強生產。

在陝甘寧邊區等敵后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實現形式多種多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那些凡是在黨的領導下，採取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式以解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都屬於合作社的實現形式。較為普遍的是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有著不同名稱，如變工隊、扎工隊、互助社、耕田隊等。其主要特點是把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組織起來，既有人力的互助，也包括畜力和工具的互助，人數從數十人到上百人不等，既有臨時性的也有永久性的，主要採取自願互助的形式。鑒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陝甘寧邊區良好的實施效果，毛澤東在1943年11月作出高度評價，他認為，“經過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因而將吸引更多的群眾參與到勞動互助中。除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還贊揚了運輸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以及集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為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等不同的合作社形式。這些形式有利於組建富有效率的勞動大軍，促進整個生產體系的高效運轉。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指出，當時陝甘寧邊區農民組織的合作社主要還是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雖取得了一定的生產效益，但仍有很大發展潛力和空間，“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庄的那種合作社”。

合作社是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組織起來、提高勞動效率的重大舉措，對於推進大生產運動、促進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為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展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初步經驗。毛澤東給予合作社高度贊揚：“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

（三）以減租減息激勵生產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為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戰略策略。為團結最廣大抗日力量，1936年我們黨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停止沒收開明紳士土地。次年，我們黨公布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了“減租減息”政策，取代了此前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既有助於團結吸納地主階級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能夠減輕勞動人民負擔，激發他們進行生產的積極性。

在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浪潮及日軍進攻的雙重壓力之下，我們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明顯縮小，使得“我黨在根據地內細心地認真地徹底地爭取群眾、和群眾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務”，與此前相比“有更加迫切的意義”。為了更好地密切黨群關系、維護群眾根本利益，我們黨加大了對減租減息的開展與落實。對此，毛澤東提出，要在1943年實現“全部根據地的一律徹底減租”，而這樣做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就是要給未來“大規模發展生產的一個刺激”。為了落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要求，1942年12月，劉少奇在晉西北干部會議上就如何開展好關於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作報告，指出減租減息要做到“斗理、斗力、斗法”，即開展說理斗爭、依靠群眾的力量斗爭以及依據法律合法斗爭，要加強宣傳，“造成‘不減租減息沒有道理’的輿論潮流”，要明確減租減息斗爭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黨要加強對群眾減租減息斗爭的組織領導，但黨、政府、軍隊絕不能替代群眾開展減租減息。

減租減息是掀起大生產運動不可或缺的形式，有利於減輕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提高他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就總結指出：“減租之后，農民生產興趣大增”，“三個人的勞動效率抵過四個人”。減租減息還有助於農民群眾將收入拿出一部分用於購置農具、種子、肥料乃至牲畜，以擴大生產。這對於農業生產來說，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四、高度評價大生產運動的歷史作用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對大生產運動中有卓越表現的王震等22人進行獎勵，毛澤東在給他們的獎狀上分別題詞：“為群眾謀福利”“生產教育，兩者兼顧”“艱苦奮斗”“有創造精神”等。這些題詞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在多個維度上對大生產運動的評價。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大大緩解了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和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的極端的物質困難，而且還使根據地的社會風尚煥然一新。

第一，實現了豐衣足食。經過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以及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大為改善，基本實現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毛澤東指出，部隊等單位自己動手開展生產，解決了很大一部分物質需要，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給我們帶來了“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毛澤東結合陝甘寧邊區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的成績指出，經過幾年努力，平均每個戰士可以耕種18畝土地，“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毛澤東對其他根據地部隊的生產運動也給予了肯定。比如，他援引1945年1月28日《解放日報》的一篇報道，指出晉察冀游擊隊經過大生產運動，物質成果收獲顯著，游擊隊利用戰爭間隙開展生產運動，“大家的給養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錢油和鹽，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幾年沒有用過的牙刷、牙粉和識字本，現在也都齊全了”。對於人民群眾，毛澤東指出，大生產運動確實給人民群眾增加了財富。他說，我們黨“用大部分力量領導群眾生產，幫助解決各種困難，結果人民生產發展了，財富增加了”。以陝甘寧邊區為例，至1943年，全邊區基本實現了豐衣足食。

第二，塑造了新的社會精神風貌。大生產運動使社會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增強了人們的社會勞動意識和觀念。毛澤東就此明確指出：“生產自給以來，勞動觀念加強了。”大生產運動中，他大力提倡要樹立和謳歌勞動英雄，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輿論，使社會對勞動的傳統認知發生了積極改變。各行業涌現出很多榜樣，有農業勞動英雄、工業勞動英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軍隊勞動英雄等。此外，大生產運動也有力改善了部隊的精神面貌。毛澤東指出，部隊官兵共同勞動，改善了官兵關系﹔開展生產自給，減輕了人民和政府的負擔，改善了軍民關系、軍政關系﹔在生產中執行勞動紀律，還增強了戰斗紀律和生活紀律。

第三，引發了生產關系的積極變化。毛澤東指出，在大生產運動中，經過組織起來，“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他進而深刻指出，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他還認為，這一生產關系的變化“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礎的上面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陝甘寧邊區率先發起並逐步拓展到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不僅保証了源源不斷的物質供給，有力支持了敵后的艱苦抗戰，為全面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而且使我們黨積累起一些開展經濟建設的經驗，培育和弘揚了廣大黨員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進行了悉心地戰略謀劃和指導，保障了大生產運動的順利開展並取得實效，其中的領導智慧和思想方法，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認真學習。

作者：朱益飛，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