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之道丨理論、方法是提貨單——歷史學家何茲全的治學之道

學人小傳

何茲全（1911—2011年）：歷史學家，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50年自美國回國，執教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擔任中國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簡牘學研究會等學術顧問，在史學理論、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古代兵制研究、中國寺院經濟研究等領域都有開拓性的建樹與卓著的貢獻。發表學術文章百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十余部。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被學術界譽為“新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何茲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學術評述》中談道：“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何茲全先生的研究多聚焦中國歷史的大問題，涉及幾千年歷史發展，涉及中外歷史比較，涉及學派源流。從20世紀30年代步入學術研究領域，近百年的學術紛爭都在他的視野范圍和思考中。

“擇善而固執之”

在何茲全先生的學術研究中，他始終堅守的“研究中國史的主流”問題最為人稱道。他所論及的領域，所關注的問題，一是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大事，二是將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總進程中進行考察，三是關乎社會發展、歷史規律、社會性質、發展道路的大問題。

以《中國古代社會》為例，這是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唯一一部為“魏晉封建說”立論的專著，也是何茲全先生史學成就和史學理論的代表作。這本書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從社會經濟生活、政治形態、文化表象各個層面上，即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全面探討、評述了中國社會自商周至魏晉整體歷史面貌，通過中國國家的起源、早期國家說、戰國秦漢古代社會說、漢魏之際封建說等，集中闡述了他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的“與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這本書的主旨，正體現了他的“主流研究”意識和實踐。

“擇善而固執之”是何茲全先生的人生格言，他對“擇善”的理解是指人生和學術道路的選擇，而“固執之”的“之”則是在學術上的執著。學術上的“善”，一可謂理論之“善”，一可謂學術研究之“善”。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史觀即是何茲全先生所奉行並堅持的理論之“善”。“固執之”，並非使之教條化和僵化，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研究的有機結合，堅持運用發展的、聯系的觀點和方法。在何茲全先生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史學理論、寺院經濟、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等領域開拓的路徑中，辯証唯物史觀猶如“普照的光”，處處閃耀著光芒。

強調理論與材料並重

何茲全先生對自己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有一段評價：“我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重材料，重論証，重把問題本身弄清楚。我受馬克思史學思想的訓練和影響。我重視從宏觀、微觀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從全面看問題，形成我宏觀、微觀並重，理論、材料並重的學術風格。”何茲全先生多次強調，讀書做學問，既要拉車，又要看路。

他指出：理論、方法是什麼？就歷史學科來說，理論、方法是人對客觀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人對客觀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不斷提高，人觀察客觀歷史的理論方法也就不斷增強。傅斯年強調：“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沒有材料便沒有貨。”但是何茲全先生認為還是忽略了一點：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級貨，還可以出高級貨。他特地舉了一個《論語》中的例子加以說明。《論語》有一句話：“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后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兩千多年來，對這句話有很多解釋，但對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認它也有一種解釋，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貨，“也是低檔貨”。直到近現代，傅斯年才對這句話作出確切解釋。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滅商后，殷人居住在野，被稱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貴，被稱為君子。禮樂代表文明。先進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進入文明的是周人，稱為君子，即貴人。

何茲全先生進一步分析說，這段材料已存在兩千多年，為什麼兩千多年來的古人不能從這一分材料裡提出一分貨，要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貨？無他，傅先生手裡有了從認識客觀歷史總結出來的理論和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說：“一分理論一分貨，十分理論十分貨。沒有理論便沒有貨。”但這樣和說“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沒有材料便沒有貨”一樣，都失之偏頗。對待材料和理論方法的態度應當是：重視材料，也重視理論方法。材料是基礎，沒有材料便無貨可出﹔理論、方法是提貨單，有了理論方法才能提貨，才能提出質量高的貨。

踐行大眾史學理念

在群眾中普及歷史知識和歷史文化，是何茲全先生始終關注並努力踐行的工作。通俗化並非低俗化，普及並非是戲說。他的著作《秦漢史略》《魏晉南北朝史略》《三國史》《中國文化六講》等，都屬於語言精煉、深入淺出的“小書”，但都不約而同地深入到歷史發展規律、社會性質、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變化等大問題中。

例如《中國文化六講》是為思想文化史研究生做的中國思想文化問題的講演，從分析產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和環境出發，講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特點和發展，還展望了中國文化的未來。其中，對“中庸之道”的理解、對中國專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的闡釋、提出中國的“文藝復興”開始是唐朝、對明末清初以來東西方文化撞擊與民族覺醒關系的探討，以及指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走向一體化、走向和平、走向世界大同等觀點，都關涉到何茲全先生對中國文化整體的認識。

學術有金字塔，但不能局限於象牙塔。何茲全先生的這些著作，沒有概念與名詞的堆積，沒有詰屈聱牙的曲折，如同他的講課風格，娓娓道來、平易朴實。他希望自己能做到司馬遷的“寓論斷於序事中”，曾說：“歷史學、歷史學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歷史，總結歷史認識和經驗，提高對歷史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對人類自我的認識﹔二是把總結歷史得來的經驗和認識普及化，使它成為全人類的文化財富，使人類逐步脫離野蠻，走向文明。”

何茲全先生自稱是“大時代的小人物”，始終踐行著大眾史學理念，用這些“小書”引領大家走進了“大歷史”。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何茲全教授博士研究生）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1月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