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我們必須積極主動、未雨綢繆，見微知著、防微杜漸，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應對任何形式的矛盾風險挑戰的准備，做好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外交上、軍事上各種斗爭的准備”。

這是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的一段話。

講完這段話后，習近平總書記專門講到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列舉的17條困難。總書記指出：“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報告，在講‘准備吃虧’、准備困難時一口氣列了17條困難：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被國民黨佔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國民黨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第八條，‘不承認波蘭’，也就是共產黨的地位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裡﹔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評價說：“這樣的論述，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講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黨治國很重要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

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七大，當時形勢一片大好：經過延安整風，黨的歷史上一些重大是非問題的爭論解決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勝利指日可待﹔抗戰勝利后黨的路線方針也有了明確共識﹔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樹立起來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光明的前途、美好的未來，似乎就在不遠處熱情招手。

然而，毛澤東同志在5月31日作大會結論報告時，卻出人意料地告誡人們，要“准備吃虧”，列了17條困難。

在勝利就要到來的時候，設想這麼多困難和危險，是不是無事自擾，會不會傳播消極情緒，影響人們的必勝信念呢？對此，時任毛澤東同志秘書的胡喬木曾經回憶：“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講話。我不記得是哪一次講話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作例子，表示寧可失敗，決不投降。太平天國那麼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講到這裡時，他非常激動。講這個話是表示一種決心，一方面認為必然會勝利，同時帶有一種誓師的味道。”

圖為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胡喬木回憶的毛澤東同志的這次講話，發生在1945年6月17日。那天，七大全體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舉行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同志在演說中說：“太平天國有幾十萬軍隊、成百萬的農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時候，一個也不投降，統統放起火燒死了，太平天國就這樣結束的。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不屈服的失敗，什麼人要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我曾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講過：我們有一百支槍，你們有本領繳我們九十九支，我佩服你們，因為你們會打，我們不會打。一百支槍被你們繳去了九十九支，我們還剩下一支，用這一支槍，我們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槍了，你們說投降吧！我們說那不行，‘投降’這個詞在我們的字典裡是沒有的，在你們的字典裡可能有。”

毛澤東同志當時講得“很激動”，其所講內容同愚公移山的思想寓意如出一轍，同“准備吃虧”的思維方式邏輯貫通，就像講17條困難一樣，這樣講當然不是讓人們氣餒，而是在有精神准備后激發更加昂揚的氣概。越是在勝利的時候，越要有一種應付重大事變或艱險的精神准備，甚至想到失敗了從頭做起。由此看，這不能說是無事自擾，相反倒是一種理性的自信，是一種極為高明的底線思維。

准備吃虧、預想困難，絲毫不意味著對前途悲觀失望。在講了17條困難之后，毛澤東同志緊接著就講了“一定要勝利”的8條理由：暫時吃虧，最終勝利﹔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克服天災，太行有經驗﹔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獲得鍛煉﹔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這8條理由意蘊十分深刻。講“一定要勝利”，不是抽象地談必然規律，也不是主觀地描繪藍圖。可以說，這8條理由都是與困難並存的，或者是從困難中引申發展出來，甚至是被困難“逼”出來的。看起來是在說“一定要勝利”，其實是在講如何堅定信心，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怎樣尋找辦法。就像毛澤東同志解釋的那樣：“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如果我們不准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准備就好辦事”……總之，“我們要有這種精神准備，准備應付大事變”，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歷史發展証明，毛澤東同志設想的17條困難，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現了。比如，大多數偽軍都搖身一變，挂起了國民黨軍隊的旗幟﹔內戰在一年后確實爆發了﹔美國幫助武裝國民黨軍隊打內戰﹔解放戰爭初期，有的根據地讓國民黨軍隊佔去了，張家口被佔了，中原突圍損失了不少人﹔也有一些黨員（當然是極少數）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了﹔國民黨特務實施暗殺陰謀﹔等等。17條困難中，最后一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尤為啟人深思。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無論怎樣周密設想，都不可能涵蓋一切，總會有預料不到的困難。毛澤東同志加上這一條，就是提醒人們，不要隻注意設想到的困難，當意料之外的困難到來的時候，也要精神上有所准備而不至於驚慌失措。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解釋是：“准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比如，七大時很少有人會想到革命聖地延安會被國民黨軍隊佔了去。正是有了應對一切困難的思想准備，在胡宗南大軍進逼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果斷決策撤離延安，並充滿信心地說：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隨后從容地在陝北同胡宗南部隊兜圈子。也正是有了應對各種困難的充分准備，毛澤東同志原來設想解放戰爭打5年，結果打了3年多就勝利了。

毛澤東同志在七大上講17條困難，顯然也是有針對性的。一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進程本來就充滿曲折，過去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於“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再就是歷史轉折到來時，在一片團結勝利的氣氛中，確有些黨的高級干部滋長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實際上，在判斷形勢走向時，在政策准備上，在戰略戰術上，我們黨是吃過盲目樂觀或僥幸心理大虧的，有過血的教訓。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我們隻注意抓工農運動，忽略了抓槍杆子，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估計不足，缺乏應有的警惕﹔土地革命戰爭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左”傾教條主義者一開始盲目樂觀，對敵我力量對比的認識嚴重脫離實際，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給紅軍造成嚴重損失﹔1941年發生的“皖南事變”，原因也是在於極少數同志沒有料到敵人真的會動手，因而對部隊的轉移遲疑猶豫，當形勢無法挽回准備北上的時候，卻已經來不及了。對這些吃過的“大虧”，毛澤東同志都有過具體的評說。這些“大虧”，無一不是缺少“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的結果。

准備最壞的，更有利於爭取最好的，這就是事物的辯証法，也是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委派將領外出開辟新局面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總是提醒他們要充分估計到各種情況，做好最壞的打算。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隊出發時，毛澤東同志對他們講：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難。這一回你們是去長征的，一直到湖南、廣東，要准備餓飯，沒有房子住，生病受傷沒有人抬擔架，要有克服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的精神准備。1947年劉鄧大軍千裡挺進大別山，毛澤東同志交底說：估計有三種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准備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打游擊﹔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跟。正是因為有了對困難的充分估計和准備，從而使人們在實施中央決策的過程中，能夠處變不驚，處於主動地位，由此爭取到好的結果。王震率部南下北返，歷經艱險，被譽為“小長征”，最后把部隊帶回了陝北。劉鄧大軍在“殺出一條血路”之后，也爭取到了第三種也是最好的一種前途，在大別山“付了代價站穩了腳跟”。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毛澤東同志看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無論是處於劣勢還是處於優勢的時候，都需要從最困難的方面著想，爭取最好的前途。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到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少數人鬧事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裡，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毛澤東同志在七大上一口氣講出17條困難，振聾發聵、催人警醒，在當時的七大代表們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呢？據2000年出版的《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歷記》一書記載，在撰稿回憶七大的100位代表中，有多位代表寫到毛澤東同志講17條困難的事情。擔任過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強曉初說，毛澤東同志講的這些困難，“當然有些是極而言之，但這樣講了以后，就使黨的高級干部有了應付各種困難的精神准備，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毛主席這種從最壞處著想爭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貫的思想，給人的啟發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時候，對於做好各種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擔任過煤炭工業部部長的高揚文說：“雖然以后這些困難並未全部出現，但有應付困難的准備，就有了勝利的保証。”擔任過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的王明遠說：“對以后會遇到什麼困難，都對大家交了底。我們此后到勝利一直沒有受過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講17條困難，講“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確實影響深遠。

中國共產黨是生於憂患、成長於憂患、壯大於憂患的政黨，強調底線思維是黨的優良傳統。底線思維能力，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提高底線思維能力，要求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凡事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打有准備、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准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這是我一直強調底線思維的根本含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証。圖為2023年4月15日，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人民廣場，民警向市民講解國家安全等法律法規知識。當日是第八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各地開展形式多樣的國家安全教育主題活動，提高人們的國家安全意識。 新華社發 肖偉/攝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增強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2018年1月，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從8個方面列舉了16個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2019年1月，黨中央專門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總書記又深刻分析了多個領域的重大風險。2021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總書記再次強調：“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隨時准備應對更加復雜困難的局面。”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2023年5月30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准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如此高頻次地強調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如此深刻地揭示風險挑戰，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時代環境的深刻洞察、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勇於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成功戰風險、贏挑戰，化危機、應變局，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偉大成就。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會面臨許多激流險灘，要勇於迎接各種風險挑戰。”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憂患意識、樹立底線思維，時刻准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要發揚斗爭精神，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敢於斗爭、善於斗爭，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

（來源：《求是》202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