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歌中之歌”——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歌中之歌”，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影響最深遠廣泛的經典著作，它的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正式誕生。毛澤東一生對《共產黨宣言》推崇備至，可以說，《共產黨宣言》是他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信念的理論之源，也是他解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行動指南。他曾自述：“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就一直沒有動搖過。”其中的第一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托為其起草的綱領，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相比，《共產黨宣言》短小精悍，語言通俗精練，第一次系統敘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人類社會結構及社會運動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作出了科學預測，為無產階級的斗爭指明了前進方向。《共產黨宣言》問世后在世界上掀起了巨大波瀾，成為指導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綱領。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傳入中國，而《共產黨宣言》因其具有極強的理論性與革命性，成為在中國傳播最早、翻譯版本最多、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共產黨宣言》幫助毛澤東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面對舊中國統治腐朽、民不聊生的慘痛狀況，青年毛澤東很早就立志“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從根本上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曾崇拜過康有為、梁啟超，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習期間，他更加廣泛地涉獵西方思潮中的先進思想，並且開始受到《新青年》的影響。據毛澤東回憶，當時他的思想還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

《共產黨宣言》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經李大釗介紹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在這裡，他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思想界的明星人物，可以更快地閱讀到《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還參加了北大哲學會、新文學研究會。在這一氛圍熏陶下，他對政治的興趣日益增加，思想也越來越激進，但對於選擇哪一種主義，還處在迷茫狀態。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這期間他讀到了第一本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就是《共產黨宣言》，從此深受觸動。

1920年5月，毛澤東抵達上海，多次拜訪陳獨秀。對此，毛澤東回憶道：“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正在這一時期，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稿已經送到了陳獨秀手上，據此我們或可推測，陳獨秀與毛澤東談起過這部偉大著作。

1919年底至1920年夏，是毛澤東的一生信仰形成的關鍵性時期，他通過不同的渠道學習了大量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為他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他后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讀過《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他一旦認定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救中國的革命真理，便終生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克思主義。

可以說，《共產黨宣言》對毛澤東最大的影響，是幫助他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引導他終生追求馬克思主義真理並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懈奮斗。在晚年，他曾詼諧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麼辦？”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令人動容。

《共產黨宣言》幫助毛澤東初步樹立起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對文學、歷史、哲學和倫理學很感興趣。他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探索世界的本源，教育、實業、軍事、議會等問題都是細枝末節的問題，隻有把哲學的本源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征服人心，調動民眾，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正是這種對哲學的重視和關注，使毛澤東在探索和領導中國革命時最先思考的是哲學基礎問題。《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哲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當時中國的歷史境況，給毛澤東等人提供了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解決中國革命困境的原則、觀點和方法。

“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根據”。貫穿《共產黨宣言》全文始終的哲學思想是唯物史觀。馬克思、恩格斯用剛剛形成的唯物史觀縱向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更替的一般規律，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與曾經的封建社會一樣，“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是生產發展的必然。而正如資產階級消滅了產生它的封建階級一樣，資產階級在自身的發展中也鍛造出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無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的覆滅同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無產階級要想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必須要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消滅私有制。

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鼓舞的毛澤東，更加關注《共產黨宣言》等科學社會主義的書籍，在他看來，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寫給蔡和森的信中討論建黨的指導思想時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証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接著，他舉了無政府主義的例子，利用唯物史觀的原理批評了無政府主義的空想性質，而且依據唯物史觀指出了掌握政治權力對發動革命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這時的毛澤東在哲學思想上已經初步確立了唯物史觀。隨著革命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深入，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對毛澤東逐漸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與實踐路徑產生了持續性影響。

“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個重大論斷將階級斗爭提升到歷史觀的地位和層面，指出了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階級是歷史的主角，隨著生產發展，社會被分化為對立的“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對立階級的斗爭推動歷史的進一步發展。這對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雛形的構建得益於《共產黨宣言》等書。他曾這樣說道：讀了它們“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從此毛澤東“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1926年3月，毛澤東參加國民黨政治講習班舉辦的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會並發表演講，演講中他多次提到《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理論，指出“國內頗有些人懷疑或反對階級斗爭的，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四千多年的中國史，何嘗不是一部階級斗爭史”。他還舉例陳勝、吳廣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來說明此道理。從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這或許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運用《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革命問題，此后，階級斗爭的方法和階級分析理論也成為毛澤東一生用以指導革命實踐和理論創作的基石。當然，《共產黨宣言》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揭示階級斗爭原理，指明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幫助毛澤東建構起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基本原理和規范性前提，毛澤東所運用的具體的實証性方法還受到《階級斗爭》等著作的影響，隨著對中國社會內部條件的深入了解和革命實踐活動的推進，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也不斷迸發出新的發展和詮釋。

“前途一直是明朗的。”《共產黨宣言》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兩個必然”結論。根據《共產黨宣言》的通篇論証，這個結論涉及的未來雖然遙遠，但它的實現具有不亞於自然科學規律的必然性，這對於在民主運動中屢嘗失敗的毛澤東具有強烈的說服力。之后不管革命斗爭如何艱難，毛澤東從未懷疑過革命方向，並接連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積極論斷，可以說，這在根本上是基於對“兩個必然”結論的信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他在5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不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斗爭的聯盟，以利於中國革命的前進”，“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在這裡，他根據《共產黨宣言》的思想，明確將中國革命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號召黨內同志聯合其他階級共同斗爭，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長遠目標頑強奮斗。

《共產黨宣言》成為陪伴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讀書目

毛澤東研讀馬列著作，是為了找到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問題的原理，而他讀的最多的正是《共產黨宣言》。早在1939年，他就對一位在馬列學院學習的同志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隻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投入更多精力閱讀馬列著作，而他讀的最多的依然是《共產黨宣言》。如20世紀50年代末，面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失誤，他多次重拾《共產黨宣言》，並在其中關於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剝奪資產階級佔有他人勞動、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與傳統的所有制觀念決裂等論述處，做了密密麻麻的記號和批注。這表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堅持從馬列著作中尋找蘊含於其中的思想精髓和精辟原理，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就是《共產黨宣言》，可以說，《共產黨宣言》陪伴他走過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歲月。

毛澤東不僅自己反復研讀，還多次向全黨推薦《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為了進一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他為黨內干部開列了六本書目，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1945年，在抗日戰爭進入最后階段、中國前途面臨兩種抉擇的關鍵時期，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向全黨提出要讀五本馬列著作的任務，第一本還是《共產黨宣言》，並指出，這五本書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並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全國偉大勝利的重要關口，毛澤東再次向全黨開列出12本馬列主義著作書目，第一本仍然是《共產黨宣言》，他強調：“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困難時，為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毛澤東提出黨內高級領導干部要認真研讀馬列主義著作，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此，他推薦了以《共產黨宣言》為首的30本馬列主義著作，還在關於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的一個批示中指出，“為了適應客觀形勢迅速發展的需求，……高級干部必須下決心擠出一定時間，認真坐下來讀書，補一補課”。

毛澤東用一生研讀《共產黨宣言》，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館員）

（來源：《湘潮》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