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未讀完，不換第二書”

學人小傳

吳宓（1894—1978年）：字雨僧（亦作雨生），陝西涇陽人。文學家、詩人，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曾任東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教授，並參加創辦江津白屋文學院。他首倡比較文學，著有《吳宓詩集》《文學與人生》《吳宓日記》等。

關於吳宓的一生，正如他自己總結的：“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雖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學術上的獨立自由，從不人雲亦雲。”

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於勤奮

吳宓指出：“有史以來，人類之一切活動，生生養息，百工巧匠，老農老圃，明君賢相，一言以蔽之，下至販夫走卒，上至大聖大賢。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於勤奮。”吳宓自小天資聰穎，但依然刻苦攻讀。每餐由家人送至書房。一晚，家人送餅一隻，油潑辣椒一碟，吳宓讀書入神，誤用餅子蘸墨大啖，連曰：“香，香，香。”

吳宓在12歲時就已考入融傳統與新知為一體的宏道學堂。在這樣一個名流輩出的學府裡，他積累了深厚的學識基礎。后來，吳宓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從此結下了與清華30余年的不解之緣。1917年，吳宓赴美留學，先入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后轉入哈佛大學文學院，師從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在留學期間，他刻苦鑽研新人文主義學說，廣泛涉獵歐美文學，並用分析歐美文學的方法比較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逐漸樹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識方法，為其日后開創比較文學學科奠定了基礎。在哈佛大學時，學識廣博的吳宓與湯用彤、陳寅恪並稱為當時的“哈佛三杰”。這一時期，他不僅讀書用功，而且著述頗豐，撰有《論新文化運動》《英文詩話》《中國之舊與新》《紅樓夢新談》等文章，精編《精選古今英文書目摘要》《案情摘要》等著作。

勤奮實乃讀書治學之根基，誠如吳宓自言：“自束發受書、成績未嘗落后於儕輩，執教以來，各方謂我，學問尚有根底，竊自衡量，尺寸之進，莫不源於勤奮。”

治學當嚴謹認真

吳宓認為，治學嚴謹是獲得真才實學之必要前提，而治學嚴謹的根本則在於做人謹嚴和生活謹嚴。如果一個人為人上放蕩不羈、流連於坊曲之間，生活中自由散漫、起居無常，其治學也必然虛空浮躁、坐立不安。具體而言，治學嚴謹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擇善固執，絕不朝三暮四，時做時輟﹔二是循序漸進，謹恪認真，絕不踏空夾生，弄虛取巧﹔三是謹心向學﹔四是嚴苛律己，虛懷若谷。因此，一旦想要研究某種學問，在事前就必須進行認真嚴肅的思考：自身是否有相關的研究基礎，是否有保証開展此項研究的時間和精力？一經作出決定，就要竭盡全力確保完成，不能推拉拖延、馬虎了事。

吳宓在西南聯大任教之時，盡管辦學條件艱苦，設備簡陋，但他依然認真負責，嚴謹細致，從不馬虎從事。錢穆當時曾與吳宓同居一室，他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回憶道，“室中一長桌，入夜……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並，有增加，寫定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生在清華教書至少已愈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苟有如此。”在上課時，他板書字體總是標准正楷，端庄方正，一絲不苟，講課內容也豐富充實，條理清晰，無一句廢話。1963年，吳宓在給學生周錫光日記本題贈的留言中，勉勵其要始終保持謙遜嚴謹的治學態度：“無論何書，皆必須一直連續到最后一頁、一行，一書未讀完，不換第二書﹔讀書有一字之音義不明，必須立刻查出﹔查出之后，有某句的意思仍不全了解，必須請老師或朋友指教，直到滿意為止。”

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貫通之

吳宓既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精通多國語言文字，有系統的西學素養。1922年，在南京任教期間，他與柳詒徵、劉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湯用彤等創辦《學衡》雜志，任主編。雜志宗旨主要是提倡國學，兼介歐美學術。關於如何對待西方文化，他認為，“西洋文化，譬猶寶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貴在審查之能精與選擇之得當而已”。如“未加深究，不知審慎選擇”，則猶如“西晉清談，南唐詞曲，終不免導致亡國之禍”。他主張對於西洋文化，既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盤接受，要在全面系統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精當選擇，才能“保存國粹，而又昌明歐化”。

關於如何構建中國新文化，吳宓認為，“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我們必須“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一方面，要研究中華古今之文化，並將其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對西洋古今文化亦要“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了解而受用之”。隻有在對中西古今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和了解的基礎之上，才能使之融會貫通、交相輝映。

1928年，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立，吳宓負責確立辦系方針、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他在參考國外比較文學系辦學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博雅”之士培養方案，並以此培養方案為基礎進一步提出“課程總則”，明確指出外文系課程之目的在於“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創造今世之中國文學，會通東西之精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課題之編制有兩種原則，其一是“研究西洋文學之全體，以求一貫之博通”﹔其二是“專治一國之語言文字及文學，而為局部之深造”。這些基本原則充分體現出中西文化的會通、新舊文化的熔鑄，而非二者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因此，所謂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又要保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吳宓試圖將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宏闊視域內，去尋求一種普遍的、做真學問的有效路徑。

吳宓終生讀書、寫書、教書，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治學經驗，對於我們當下治學依然有著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2月13日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