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早期出版機構

1923年11月，中共黨組織在上海南市小北門民國路（今人民路）振業裡口11號，開設了一家上海書店。振業裡共有一弄、二弄和三弄，11號就在一弄弄口。這裡是一樓樓底，書店的陳設較為簡單，靠牆兩側擺放著兩個玻璃書櫥，店門口挂著一塊搪瓷招牌，藍底白字，上寫“上海書店”四個大字。樓上是宿舍，也是黨組織活動的秘密場所。

中國共產黨宣傳陣地燃亮的新燈

革命書刊的出版是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黨誕生之前，黨的早期組織就非常重視出版工作。中文版《共產黨宣言》於1920年出版。同年9月，《新青年》雜志脫離群益書社，自辦發行，成立了新青年社。

據曾負責上海書店出版發行業務的徐白民回憶，“黨在上海本來有一個公開的發行機構，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面。該社被法捕房查封后，遷到廣州，在廣州展開活動終究不及上海方便。但遷回來就不能再用原來的名稱，也不能設在租界裡。因此，黨決定另起爐灶，在華界找一個適當的地方開一家書店，這就是上海書店”。

上海書店除繼承新青年社的衣缽，繼續發行新青年社出版的書籍之外，還接手了黨在創建伊始就成立的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的存書。

上海書店開張后，為了掩人耳目，店中陳列的多為民智書店、亞東圖書館、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書籍，還有少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書。馬列主義的書籍，則放在不太顯眼的位置。此外，店內還出售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

“在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盡一部分的責任”

上海書店的開業並非悄無聲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鋒》雜志第2期上，刊登了上海書店的兩則廣告。此后《新青年》《新建設》等雜志上也陸續刊載了開業廣告：

我們要想在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盡一部分的責任，所以開設這一個小小的書鋪子。我們不願吹牛，我們也不敢自薄，我們隻有竭我們的力設法搜求全國出版界關於這個運動的各種出版物，以最廉價格供獻於讀者之前，這是我們所願負而能負的責任。現已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籌備完竣后，再擇日正式開幕。

關於上海書店供獻給讀者的出版物具體是什麼呢？從旁邊的另一則啟示中可看出些許端倪：

社會科學會諸君為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於國人起見，現分任編印各種社會科學講義托本書店發行，辦法大略如左：

一、每月發行講義一次，定價大洋五角。

二、每年十個月，預交者收價大洋四元。

三、每月有六種講義，字數在八萬以上，合訂一冊，兩年出完。

四、第一期之講義為社會學、社會哲學、社會進化史、經濟學、社會問題、社會思想及運動史，國際政治等。

上海書店約出版過30余種革命書籍。許多作者都曾在上海大學任教，如鄧中夏、瞿秋白、陳望道、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施存統、安體誠、蔣光赤等。由瞿秋白、施存統、安體誠分別講授的現代社會學、現代經濟學、社會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等科目，其講義經瞿秋白編輯后分1—4集陸續由上海書店出版。此外，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新青年》《前鋒》和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等都由上海書店發行。

上海書店成立后還出版了惲代英等的《反對基督教運動》、施存統譯《資本制度淺說》、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中國青年社叢書”6種：《將來之婦女》《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淺說》《關稅問題與特別會議》《青年工人問題》《顯微鏡下的醒獅派》﹔“向導叢書”4種：《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問題》《反戴季陶的國民觀》《論北伐》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惲代英、蔡和森等編寫的《反對基督教運動》，其以簡明通俗的文字，揭露了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種工具，在當時受到群眾歡迎。這本書1924年初版，1925年1月再版，但不到半年，就印了6版，在同年9月印第8版。又如《將來之婦女》，則介紹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家庭、婚姻、婦女及教育等情況，在1925年4月初版，到1926年8月印了11版，可見其影響之廣。

上海書店的出版重心是社會科學理論著作，但也有《革命歌聲》《世界名人照相明信片》（6種）《戀愛與道德》《新夢》等通俗讀物。文藝創作很少刊行，僅印有蔣光慈的《新夢》，這是一部革命新詩集，頁前印有“獻給東方的革命青年”一行紅字。

上海書店的“當家人”

上海書店成為中國共產黨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大宣傳陣地，它的業務的蓬勃發展離不開主要負責人毛澤民的辛勤工作。

上海書店在籌建之初由徐白民負責，當時的形勢極為復雜，黨中央擬選用一名身份尚未公開的黨員負責籌建工作。為此，特從浙江一所女子師范學校調來徐白民籌備並主持上海書店的日常工作。

1925年，全國的革命形勢日益高漲，馬列主義讀物和進步書刊的讀者對象不斷增多，尤其是南方各省對上海書店出版物的需求日益迫切，銷量大增。負責承印該店書刊的私營明星印刷所已來不及印，黨中央遂決定在閘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山裡開辦國民印刷所，對外名為崇文堂印書局。

也就是在這年，毛澤民接到黨中央電報，奉命來到上海，任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初次來到黃浦江畔的毛澤民對於出版發行工作較為陌生，然而他憑借著無所畏懼的頑強精神，勤於探索，勇於開拓，使上海書店更出色地擔負起黨的“出版印刷發行之總責”。

當年，毛澤民化名楊杰，有時穿長衫馬褂，有時則西裝革履，常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為掩護，忙於籌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資。由於當時上海書店設在較偏僻的南市，為方便廣大讀者購書，擴大革命書刊的銷售量，毛澤民先后在滬西、滬東、閘北建起了多個分銷處。如設在上海大學內的書報流通處，實際上就是上海書店的閘北分銷處。此后，又在全國各大城市建立書刊的發行部門。分銷處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廣州、長沙四地，發展到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設有代售處，以致書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不少預付款。

上海書店越辦越興旺，影響越來越大，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1926年2月，當局以“印刷過激書報，詞句不正，煽動工團，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閉了上海書店。

上海書店被封后，出版發行工作轉入地下，另設寶山書店於寶山路，處理上海書店未了的事務。毛澤民等前往漢口繼續創辦長江書店。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出版機構，上海書店在險惡的環境中存在的時間雖不長，但站在革命的前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政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3年12月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