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澤東同志學習辯証法

2023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深情回顧了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建設的偉大實踐，高度評價毛澤東同志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的豐功偉績，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崇高精神風范是激勵我們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對以實際行動紀念毛澤東同志、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提出明確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把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體現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基本方面。這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思想家，同時是偉大的革命家。他的著作不是書齋裡的學問，而是順應時代潮流、滿足人民意願、掌握歷史主動、肩負歷史使命的產物，是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中，對黨和人民偉大奮斗所作的經驗總結、所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所獲得的思想結晶。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對於在新時代新征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砥礪奮進、攻堅克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武器

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居於基礎地位，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毛澤東思想中也居於基礎地位。

毛澤東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光輝著作之中。《實踐論》主要論述的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矛盾論》主要論述的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整塊鋼鑄成，辯証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同志也曾說過，“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証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如果不懂得辯証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違反辯証。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考究起來，都是合乎辯証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証法”。辯証法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這部著作，處處充滿了辯証法，充滿了唯物主義，是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同志最重要的軍事論著。圖為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窯洞內撰寫《論持久戰》（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是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同志辯証法思想的提出和形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寶庫增添了新內容，為黨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為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為奪取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准確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成功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重要軍事著作，這是毛澤東同志將辯証法運用於軍事領域的典范之作，同時也是極為精彩的哲學著作，這些著作中論述的辯証法思想尤其光彩奪目。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的全面抗戰開始。針對當時廣泛流行的“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全面地考察了戰爭背景和戰爭進程，深入分析了中日雙方的矛盾因素及其發展變化，不僅雄辯証明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而且科學預見了持久戰必須經過的三個階段，並提出了每個階段的具體戰略方針。《論持久戰》處處充滿了辯証法，體現了唯物論，一經發表便“震動了解放區，也震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總的戰略指導思想。

毛澤東軍事思想閃耀著軍事辯証法的光輝。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辯証法，對軍事斗爭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矛盾，比如軍事與政治、戰爭與和平、進攻與防御、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全局與局部、內線與外線、持久戰與速決戰、陣地戰與運動戰等，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辯証分析和闡述。毛澤東軍事思想成功指導了中國革命戰爭，其中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辯証法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為取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提供了科學指引。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就清醒預見到建設新中國的艱巨性、復雜性，但他同時滿懷信心地指出，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將唯物辯証法運用於新的實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認真學習和探索“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寫出了一系列新的著作。

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講話，強調“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毛澤東同志對這十對矛盾逐一進行了深入具體的辯証分析。比如，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如何處理，他指出，“國防不可不有”，但想要增強國防力量，就應“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他還非常形象幽默地借用老百姓常說的俚語來比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指出“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又比如，對“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如何處理，他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論十大關系》以辯証思維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作了初步總結，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撰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也都是運用辯証法指導國家建設的典范之作，代表了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這些成果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准備。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為我們黨推進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提供了科學指引。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同志稱之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並以其充滿哲學智慧的黨建思想，領導全黨成功推進和實施了這一“偉大的工程”。

1939年10月，毛澤東同志撰寫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他從我們黨已經“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的新的歷史條件和形勢出發，抓住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並正確領導中國革命這一主要矛盾，明確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闡明這三大法寶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辯証關系：“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論十大關系》以辯証思維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圖為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進一步闡述十大關系（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對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有正確的認識和分析。他從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原理出發，深刻闡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証關系。“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對黨性和個性的關系處理，毛澤東同志也有正確的認識和分析。他認為“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強調“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並向全黨提出了實現“更高的統一，更高的團結”的要求。

毛澤東同志的黨建思想，是將辯証法運用到黨的建設中的典范之作，為創造性地解決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指明了正確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為我們黨制定重大的戰略策略提供了科學指引。毛澤東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毛澤東同志善於把握戰略和策略的辯証關系，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在治黨治國治軍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戰略思想和策略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遏制和孤立政策。面對“美國隻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的嚴峻國際形勢，毛澤東同志指出，要在“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由此出發，我們黨不僅始終保持了對美斗爭的戰略定力，而且善於及時准確把握斗爭形勢的發展變化，靈活調整斗爭策略，牢牢掌握了對美斗爭的戰略主動。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從哲學上論証和豐富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的科學內涵，強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帝國主義由真老虎變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變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紙老虎，這是一個事物走向反面的轉化過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進這個過程”。

此外，他提出的“兩條腿走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要善於斗爭，又善於妥協”、掌握“兩點論”、學會“彈鋼琴”等一系列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都來自唯物辯証法基本原理和具體斗爭實踐的緊密結合，對革命和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在中國共產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和意義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壯闊歷程中，毛澤東同志對辯証法的創新、發展、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和高度，堪稱辯証法大師。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現實的具體實際。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同志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進行了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的。馬克思說過，“黑格爾的辯証法是一切辯証法的基本形式，但是，隻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這樣”。馬克思吸收了黑格爾辯証法的合理內核，發展為唯物辯証法。所以，毛澤東同志說，黑格爾“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但是他的辯証法卻是唯心的辯証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証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后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在繼承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這些“先生”們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辯証法。

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創造性發展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証法實質和核心的思想。毛澤東同志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另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創造性發展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個性與共性關系是矛盾問題精髓的論斷。毛澤東同志深感黨內教條主義者“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而在對矛盾特殊性的研究和論述上用力極深。這個原理的提出就為我們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豐富和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注入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鮮實踐經驗，使其科學性和真理性進一步得到充分彰顯。

圖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撰寫的主要著作。《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是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給紅軍大學（后來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講授唯物論和辯証法基礎上整理而成。之后，毛澤東同志把其中的兩節，經過整理，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新華社發 高風/攝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辯証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特別強調，“要使辯証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國深入與發展下去”，就必須“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如何“承繼”，如何“清算”，毛澤東同志也給出了正確的答案。“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這種對傳統文化批判性繼承的高度自覺，在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中表現得非常鮮明和突出。

譬如，毛澤東同志在撰寫《實踐論》時，還專門設了一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而后半句“知和行的關系”正是中國傳統哲學中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重要范疇。《實踐論》以“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科學闡明了認識和實踐的辯証關系，是對中國傳統的知行學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毛澤東同志對矛盾概念的使用也是如此。“矛盾”一詞原本是我國傳統文化中表示對立統一關系的一個概念。毛澤東同志獨具匠心地用以命名《矛盾論》這部哲學著作，這不僅賦予對立統一規律以中國化的民族形式，同時也包含了總結和改造傳統文化的積極探索。

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他或者直接借用古代辯証法的命題，如用“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來批駁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或者賦予舊的命題以新的內涵，如用“實事求是”來概括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內涵，用“相反相成”來解釋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或者用歷史典故、神話故事、民間傳說來說明辯証法的一般原理，如用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林沖一腳踢翻洪教頭的故事，來說明以退為進的道理﹔等等。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進行了高度概括和總結。毛澤東同志曾在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所經歷的“十四年的曲折”時指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所以他特別重視以馬克思主義為“工具”，對中國的具體實際進行辯証分析，對革命的經驗教訓作出科學總結。毛澤東同志曾意味深長地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他在總結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示，得到鏡鑒，以促進全黨全國人民的覺悟。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証法”。他強調：“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証法這個武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正是以“哲學家的頭腦”、“辯証法這個武器”研究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發展規律取得的優秀思想成果。

1962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是實踐的辯証法，是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相統一的思想結晶。

綜上所述，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並不是封閉的、孤立的、靜止的，而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三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中，融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種結合的結果，不僅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奠定了哲學基礎，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同時也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不僅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辯証思想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其賦予嶄新的科學形態和時代價值，同時也賦予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以鮮明的民族特色、時代特征，這對於唯物辯証法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尤為重要。

三、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是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並結合新的實際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展馬克思主義，大力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自覺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是我們黨把握歷史主動、緊跟時代步伐、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舉旗定向、謀篇布局，攻堅克難、強基固本，開辟了治國理政新境界，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在這個偉大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歷史主動精神、非凡理論勇氣、卓越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黨的創新理論中包含了對毛澤東同志的辯証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學哲學、用哲學，強調“辯証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証思維、戰略思維能力，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總書記指出，“全黨都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和運用”，“讀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要掌握好這門看家本領，就必須學習好唯物辯証法，特別是要學習掌握世界統一於物質、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制定政策、推動工作﹔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學習掌握唯物辯証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証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學習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証關系的原理，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將“六個必須堅持”作為全黨“共同的語言”。毛澤東同志曾形象地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共產黨人“共同的語言”。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全黨“共同的語言”，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全黨“共同的語言”，黨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全黨“共同的語言”，黨的二十大總結概括的“六個必須堅持”，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的重要體現，是全黨新的“共同的語言”。這些“共同的語言”既具有唯物論的品格，又具有辯証法的特質﹔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學會了這些“共同的語言”，才能深刻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核心要義、實踐要求，真正做到深化內化轉化，用以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在“兩個結合”中開辟辯証法的新境界。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理論創新也永無止境。馬克思主義的活力、魅力、生命力在於創新。毛澤東同志說，“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這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兩個結合”是推進黨的理論創新的根本途徑。隻有堅持“兩個結合”，才能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才能在新時代學習辯証法、運用辯証法、發展辯証法，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從而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奠定更為堅實的哲學基礎，提供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來源：《求是》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