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從何而來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30周年。“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緬懷一代偉人毛澤東，既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還要學習領悟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戰略思想。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那麼他的戰略思想從何而來？

在閱讀中涵養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毛澤東對什麼是領導作過形象而質朴的闡述：“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領導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才能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毛澤東的戰略眼光養成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從閱讀思考中來。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馬列經典、經史子集、詩詞歌賦、野史小說等，無所不讀，不僅涉獵廣泛手不釋卷，對喜歡的書還反復閱讀，光《共產黨宣言》就讀了100多遍，《史記》《資治通鑒》通讀過數遍。不僅如此，勤動筆墨愛鑽研作批注是毛澤東閱讀的一大特點，也是留給后人的珍貴遺產。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他留下了27604個字的批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二十四史》愛不釋手，在讀《史記》卷48《陳涉世家》第8—9頁批注：“一誤，二誤。”意指陳勝吳廣起義失敗的一誤為功成忘本，脫離本階級群眾，二誤為用人不善，偏聽偏信，脫離共患難的干部，結果眾叛親離。史籍中包含著涉及國家、社會興衰成敗、安危榮辱的國之大者，蘊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智慧，是形成毛澤東淵博知識、銳利思想和戰略眼光的重要來源。

在實踐中謀定精准務實的戰略部署

1936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標志，也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光輝典范。通過對中國革命戰爭歷史經驗的系統總結，深入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全局性、長遠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輝的科學論斷。毛澤東在實踐中制定精准務實的戰略部署，體現了多維度深思熟慮的考量。

一是源於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建立樂觀豁達的戰略自信。毛澤東始終認為，要解救中國人民，就要立足中國地盤，研讀中國窮鄉僻壤和社會底層這個“無字之書”，“先研究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1928年，在嚴峻殘酷的革命形勢下，面對“紅旗還能打多久”的懷疑、彷徨甚至悲觀失望和脫逃背叛，毛澤東在井岡山八角樓上，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篇光輝著作，從理論與實踐上闡明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1930年1月，在總結井岡山革命斗爭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寫下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預言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1930—1933年，毛澤東廣泛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研究，致力於探究中國情況，留下許多經典著作，這也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建立起實事求是的戰略自信奠定了扎實基礎。

二是源於辯証統一的戰略戰術，採取靈活機動的策略方法。毛澤東深諳中國古代《孫子兵法》“集中優勢兵力”的思想精髓，曾經對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失誤作批注，“其始誤於隆中對，千裡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毛澤東戰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達。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起草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決議中指出，“要正確估計敵我力量”“反對隻‘打’不‘走’的拼命主義，既要打又要走，走是為了打”。毛澤東戰略思想在軍事指揮上的創造性轉化和戰術性運用，既有“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方針，也有“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破襲戰、圍困戰、伏擊戰”的成功運用。其中，長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戰役，是毛澤東軍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堪稱運動戰的典范，打破了以往全世界對戰爭規律的認識，為世界軍事事業發展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三是源於深謀遠慮的形勢分析，扛起負重千鈞的戰略擔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不僅解決了跳出敵軍包圍圈求生存的近期戰略目標，變被動為主動，也解決了建立革命根據地和為民族利益而北上抗日求發展的中長期戰略目標，北上抗日從長征初期的策略性口號轉變為戰略性目標。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寫道：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信中用語言辭誠懇、深刻厚重，體現了毛澤東深明大義的戰略擔當。1945年10月10日，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為和平深入虎穴，親赴重慶談判，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有力昭示了中國共產黨是真正謀求和平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讓全中國人民看到了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希望。這也是毛澤東分析把握形勢和負重千鈞的戰略擔當，柳亞子頌之為“彌天大勇”。

在斗爭中進行審時度勢的戰略調整

毛澤東深諳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他指出：“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這來源於他——一是權衡利弊、進退自如的戰略調整。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抗戰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劇變，更加凸顯出東北的極端重要性。中共中央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調整戰略布局的關鍵是進軍東北。為了加強對東北地區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局，創建東北根據地，並抽調干部2萬人和部隊11萬人開赴東北。挺進東北的延安干部團共1000多人，這次行動目標明確、動作迅速，從號召報名到組建干部團，再到整裝出發，僅僅用了10天時間。1947年3月，面對國民黨軍對延安的大舉圍攻，形勢極其嚴峻，毛澤東果斷決定撤出延安、轉戰陝北，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在轉戰陝北期間，牢牢牽制住國民黨軍，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有生力量，一年后收復延安。

二是知人善任、調兵遣將的戰略調整。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由“誰來打”既是用人問題，也關乎戰爭能否打贏。將無勇則不為將，毛澤東最初考慮讓驍勇善戰的粟裕挂帥，但考慮到他疾病纏身，隻能另選他人。毛澤東及幾位常委考慮的是既熟悉東北情況、又熟悉那邊部隊的林彪，毛澤東專門找他談話時，怕“引火燒身”的林彪，卻“病”得越來越“嚴重”了。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入朝作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越來越突出，挂帥人選懸而未決，此時，毛澤東想到了彭德懷。1950年10月2日的中央常委會討論志願軍司令員人選時，毛澤東說：“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見還是彭老總最合適了。”毛澤東用詩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高度評價了彭德懷的卓越軍事才能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三是運籌帷幄、深謀遠慮的戰略調整。在炮擊金門的戰略決策中，從最初的“要把金門、馬祖搞回來”，到后來的“金門、馬祖還是留給蔣委員長比較好”戰略調整，毛澤東堅持從政治上看問題，“政治挂帥，反復推敲，極為有益，一鼓作氣，往往想得不周”，運籌帷幄，深謀遠慮。1958年10月6日，毛澤東發布《告台灣同胞書》，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他以炮擊為主的軍事斗爭，開始向以政治斗爭為主的謀求談判轉換。毛澤東在斗爭中進行審時度勢的戰略調整，是總覽全局的決斷和全面權衡的選擇，體現了毛澤東深邃的戰略思想和高超的領導藝術。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近年來，受新冠疫情、局部戰爭沖突、美西方圍堵等多方影響，國內外局勢出現前所未有的復雜狀況和艱難困境。面對新時代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提醒未來“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要增強戰略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穩定性，要保持戰略清醒，戰略自信和戰略主動”，黨員干部要跟著毛澤東學習戰略思想，在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中增強戰略思維和戰略領導能力。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3年12月27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