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貢獻及啟示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歷史擔當和理論自覺，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建設實踐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在毛澤東誕辰130周年之際，深切緬懷他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出的功勛卓著的獨創性歷史貢獻，對於進一步學習領悟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更好地認識歷史規律、掌握歷史主動，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續寫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毛澤東率先吹響反對本本主義的號角，破除了教條主義觀念的禁錮，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

舊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又深受帝國主義宰割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既不是發生在馬克思所構想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像俄國這樣的國家，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本中無現成答案可尋。馬克思一再強調，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恩格斯明確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因諸多方面原因沒能認識到這一點，而是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照抄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指示神聖化和蘇聯經驗絕對化的“左”傾錯誤，致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付出了慘痛代價。

1930年初，針對教條主義者照搬“本本”的錯誤，毛澤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勇氣，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尖銳地批評了那種不顧中國革命具體實際，“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和“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等教條主義錯誤論調，分析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他大聲疾呼：“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強調隻有努力做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隻有在實際經驗中，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正確的斗爭策略，“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些擲地有聲的論述，率先吹響了沖破黨內教條主義的統治，擺脫對馬克思主義“本本”、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的嘹亮號角，有力批判了“唯上”“唯書”、脫離實際的錯誤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獨立自主地開展革命斗爭提供了思想前提。

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深諳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把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作為整風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指出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主題演講，再次深刻指出黨內存在著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主觀主義，前者照搬現成書本上的知識，后者偏於感性和局部的認識，以自己的經驗為滿足，“但是在這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嚇唬工農干部，把他們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干部不易識破他們﹔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他深刻批評了那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和當宗教教條看待的蒙昧無知的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証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這就更直截了當地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教條主義之間的界限，使廣大黨員和干部真正從教條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破除了思想藩籬，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

二、毛澤東提出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路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明了實現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強調，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必須“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恩格斯也表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列寧也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這表明，馬克思主義不是靜止的、僵化的、守舊的、生硬的，而是開放的、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體系，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各國的具體實際、歷史文化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出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實踐的強大功效。

經過總結反思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外來的文化思想，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重大問題上率先覺醒，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的正確路徑。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應用到具體的斗爭中去。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他再次深刻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並把是否善於將兩者進行結合，是否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完整的、深入的、統一的認識作為衡量黨成熟程度的主要標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強調，一切外國的東西，“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總結說：“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將基本原理與革命實踐進行有機結合。在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時，他依然堅持這條正確的路徑。1956年4月，毛澤東在討論修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會議上指出，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中，“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和強調：“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且十分注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因此，“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的講演中，毛澤東又強調：“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態度、原則和方針，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致力在批判繼承、推陳出新中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1960年12月，毛澤東在同國外代表團會談時強調“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而他所意指的批判地利用的原則就是馬克思主義。可見，在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主張用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化內容理解、傳播、豐富馬克思主義，而且提出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証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批判地繼承、發展中華傳統文化，在守正創新中實現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創造性發展。毛澤東提出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同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路徑可以說是對“兩個結合”的先行探索，這兩條路徑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明了方向，開辟了道路。

三、毛澤東發表《實踐論》《矛盾論》，從認識論切入，在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為了貫徹執行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從思想認識根源上，即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徹底清算囿於馬克思主義本本和共產國際決議的教條主義錯誤，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動員組織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投入抗日戰爭，毛澤東於1937年七八月間在抗日軍政大學作了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題的著名演講。在《實踐論》中，毛澤東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指出“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並強調“真理的標准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他還全面分析闡述了辯証唯物論“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認識過程，得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結論。

如果說《實踐論》著重強調的是認識具有相對性、過程性的觀點，那麼《矛盾論》則重在闡釋認識過程運動的內在秩序。毛澤東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人類的認識活動是主體在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循環往復進行的，是從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用普遍性指導研究新的特殊性，再用新的特殊性發展普遍性認識的持續不斷的過程，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螺旋式上升過程。毛澤東進而深刻指出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由此，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實現了從經驗性與策略性方面上升到認識論層面的轉換，對其構成根本性的沖擊。

從《實踐論》和《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可以看到，通過《實踐論》中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認識真理性的檢驗標准、認識的最終目的等觀點，毛澤東實際上強調的是中國革命實踐這個直接經驗本身的重要意義，解答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內在邏輯，它既是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論的根本認識要求，也是革命實踐發展的應有之義﹔通過《矛盾論》中論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對立統一關系，毛澤東實際上強調了既要科學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原理，又要注重分析、結合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的特殊性表征，要時刻記得“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從而把握住中國革命運動中所體現出的個性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性之間的有機統一。 《實踐論》與《矛盾論》是唯物論與辯証法、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二者相輔相成，精辟論証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必要性，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哲學依據和理論基礎。

四、毛澤東創造性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課題任務，為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開創了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但在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正確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卻認識不足，走了彎路。在經歷了北伐戰爭與紅軍長征的勝利，大革命與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又面臨全國抗戰的嚴峻形勢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反思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完整系統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課題任務。他明確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是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得好革命就取得勝利，否則革命就遭受挫折和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得出的科學結論。正如毛澤東后來所總結的，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所作的一系列論文、文件，包括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內的諸多觀點，“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澤東對這一命題的提出，實際上又從兩個維度對全黨的理論學習和革命實踐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務和要求：一方面，提出了要把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作為武裝全黨的思想理論和行動指南，這是基礎，是前提。“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他們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僅要學習他們的規律性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從而大大提高黨的戰斗能力，“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另一方面，強調了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中國，通過中國鮮活的具體的斗爭實踐創造出既含有馬克思主義共性，又富有中國特性的新的理論內容和語言形式﹔既使馬克思主義得到豐富發展，又服務於中國偉大的革命運動，這是關鍵，是根本。1941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就明確提出，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又提出：“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隻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時又強調：“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而究竟什麼樣的人稱得上是理論家，他也給出了答案，即“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

由此，毛澤東不僅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一個學風問題提升到了關系黨和民族前途命運、興衰成敗的戰略高度，而且提出了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肩負的根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把馬克思主義不斷推向前進、使其永葆生機活力的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也正是在毛澤東的號召帶領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思考並作出回應的必答題，推動著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書寫新答卷，正式開啟了黨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新征途。

五、毛澤東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總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活的靈魂，極大提高了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雖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直接用“實事求是”這個詞表述，但他們創立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刻蘊含著實事求是的思想。馬克思曾指出，“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恩格斯也強調：“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中，深刻領悟到馬克思主義所貫穿的理論和實際統一的基本原則以及注重從客觀真實的情況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理論特性。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但由於此時還沒有來得及在全黨范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內歷次“左”傾、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總結，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種分歧在一定時期內，在局部地區或某些方面使革命事業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加強黨的建設，解決黨內的思想矛盾，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水平，勢在必行。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在對照分析主觀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時，第一次對實事求是作出了科學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他指出，實事求是的態度才是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態度，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箭和靶的關系。他說：“‘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據此，他向全黨提出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和實際事物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既“認識世界”，又要“改造世界”的任務。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從1943年9月起，黨的高級干部進一步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政治思想路線上分清是非。1945年4月20日，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標志著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延安整風既是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理論水平極大提升。“這次整風最重要的歷史貢獻是使實事求是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注重從實際出發，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起來。”在這期間，毛澤東用中國傳統文化語匯“實事求是”一詞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意蘊的創造與表達，不僅在根本上確立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與原則，而且總結出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隆重舉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正式確立。由此，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科學把握住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活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一次極大的提升。在正確思想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一步步走向勝利。

六、毛澤東身體力行探索出一系列偉大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典范

毛澤東既是系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課題任務的首倡者，又是實事求是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路人、實踐者。他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開拓創新勇氣，探索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成果，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既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又用這一科學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一系列偉大的實踐成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創造性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既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又最終依靠這條革命新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性勝利。在仿照俄國走“城市中心論”道路，中國革命屢次遭受嚴重的挫折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開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路。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澤東先后撰寫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對創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並作出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指明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以農民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主要陣地的三位一體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是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進行第一次結合的產物，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這條開創出來的革命新路在關鍵時期幫助黨和紅軍擺脫了危機，開創了革命新局，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具有獨創性。在之后的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繼續創造性運用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依靠農村的廣大區域和農民的強大力量，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戰爭勝利后，為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不斷發展壯大解放區，完成由農村包圍城市再奪取城市，先奪取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再奪取大城市的任務，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開啟了歷史新紀元。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夸張。”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創造性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領導進行“一化三改”，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渡理論，又開辟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成功過渡。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何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提上日程的新課題。經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三年多的艱苦奮斗，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經濟內部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1952年9月，毛澤東提出“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指導方針和大致設想。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為“一化三改”或“一體兩翼”。在貫徹總路線的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探索並穩妥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途徑問題。在實現工業化方面，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不放鬆農業、輕工業﹔在改造農業方面，採取建立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最后到高級合作社的道路﹔在改造手工業方面，採取從生產合作小組到供銷生產合作社再過渡到高級形式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形式﹔在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面，除沒收官僚資本、和平贖買民族資本外，還創造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營代銷到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到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來了，為我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由此看到，毛澤東所提出的過渡理論既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過渡到無階級、無國家、無政黨的共產主義社會，也不像列寧所認為的需要一個很長時期才能過渡成功，而是僅用了七年時間就完成了這一歷史性跨越。尤其是對民族資本家採取團結和改造的政策，“爭取到大多數民族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從而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以新的實踐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時期，毛澤東創造性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在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如何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新的歷史任務。在這期間，毛澤東先后發表《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既獨立自主地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科學文化建設的若干新方針，又以帶有許多中國特點的理論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是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區分等論斷，第一次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對黨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這一時期的大規模建設，使中國的面貌發生巨大轉變，工業生產能力大幅提高，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田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在資源勘探、礦藏採掘、原子能、航空航天等現代技術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基礎教育體系和全國城鄉衛生醫療網基本形成，黨的建設大大加強，黨員隊伍由1956年的1073萬發展到1965年底的1895萬，民族工作、軍隊建設都取得重大進展。雖然在建設過程中遭到過嚴重挫折，但成就仍是巨大的。正如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毛澤東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圍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作出的一系列獨創性理論和實踐貢獻，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推動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立黨立國、興黨強國根本指導思想不動搖，繼承發揚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根據新的時代需求與實踐要求，不斷加以豐富和發展，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時代大勢，胸懷“兩個大局”，系統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七、歷史啟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庄嚴歷史責任。”我們要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出的歷史貢獻中，從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現新的歷史飛躍的偉大進程中，汲取寶貴經驗和智慧力量，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第一，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是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裡長河之源泉，是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根本，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我們要始終高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旗幟，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看家本領學到手。

第二，必須始終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我們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的內在要求，也是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的神聖使命和庄嚴責任。我們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要勇於結合新的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並善於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使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永葆強大的生命力。

第三，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它始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和靈魂。”歷史經驗表明，什麼時候堅持實事求是，黨和人民的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離開了實事求是，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嚴重挫折。今天，我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還是要靠實事求是。我們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和解決問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來制定和形成指導實踐發展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要注重做好調查研究，走好群眾路線，得出規律性認識，更好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第四，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兩個結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徑，我們要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守好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護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用馬克思之“矢”射中國式現代化之“的”，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第五，必須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我們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聚魂，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切實將學習成效轉化為堅定理想、錘煉黨性，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強大力量，更加自覺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而不懈奮斗。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湖南省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分會副會長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