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

一

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也是毛澤東同志逝世47周年，同時也是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78周年。思考一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晶的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應該是時候了。

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思想始終秉承謙遜的態度。1944年4月2日，毛澤東致函周揚說：“把我那篇講話（指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者注）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1948年8月15日，毛澤東致函吳玉章說：“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

毛澤東又是最早在黨內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中央領導人。1938年10月，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在談到學習問題時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命題，今天黨的文件全面肯定這個命題，但是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修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個修改是毛澤東親自處理的。

經歷了歷史的磨難和革命與建設實踐，我們黨已經有百余年的歷史探索，我們可以依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重新思考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了。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2023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依據黨的歷史決議，我們似可對毛澤東思想作一個概括。毛澤東思想包括：關於國際形勢國際力量的理論分析和對策，關於中國國情的理論分析和決策，關於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人民主體性的理論和政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尊重價值規律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於實踐論等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關於矛盾論和社會主義時期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和政策，關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建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政治建軍的理論和政策，關於文化繼承和發展的理論與政策，關於保持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色的理論思考與對策，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思考與創新等。

以上大略列出的有關毛澤東思想反映出來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大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未曾深入考慮、未曾考慮或未曾實踐的方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限於篇幅，本文隻從中國革命道路開辟的“兩個轉變論”展開討論。

二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運行機制進行深刻分析，闡明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這個綱領奠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在宣言序言裡聲明，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是完全正確的。恩格斯說：“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共產黨宣言》作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結論。

馬克思在為總結巴黎公社起義經驗教訓寫的《法蘭西內戰》中明確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在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寫的序言中強調：巴黎公社是“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不需要更多的引証，以上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經典論述。他們估計，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歐洲若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但是，他們兩人並未親眼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列寧在馬克思對資本形成和運行規律分析基礎上，對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寄生性、死亡性特征作了透徹研究，分析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絕對規律，在1915年作出判斷：“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此后，他在1916年進一步作出判斷：“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依據這樣的判斷，列寧領導了俄國十月革命並且取得成功。從《帝國主義論》到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寧主義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上又區別於馬克思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后，列寧為了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於1919年領導成立共產國際，指導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他在1920年寫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提出了這樣的設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稱為民族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民族革命要聯合農民﹔“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支部的決議。列寧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原則是正確的，是具有指導意義的，但怎麼落實，他沒有親自實踐過。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和聯共（布）實際上主導了共產國際的思想和路線。這時候，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指導中國和各國革命，主要是依據俄國革命特別是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間形成的經驗，當然還有巴黎公社的經驗。巴黎公社起義、彼得格勒起義，都是在大城市發動工人階級起義，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被法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鎮壓下去，未能成功。俄國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推翻沙皇，建立臨時政府，屬於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是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這些在俄國，是已被歷史証明為正確的革命策略。這就形成了從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它對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來說是唯一可靠的經驗。在沒有新的經驗以前，俄國的這些經驗被固化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被稱為“城市中心論”。

三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就是運用這些經驗以及從這些經驗中推導出來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但是把這些經驗運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不符合中國國情，在革命實踐中碰到問題，表現為足不適履。

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后，在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下，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土地革命是正確的，武裝起義也是正確的，但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仍是中心城市起義，是工人總同盟罷工。毛澤東根據八七會議有關農民斗爭問題決議案和《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回湖南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變化，分析敵我力量對比，不主張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將起義隊伍轉向井岡山農村地區，探索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方向。

1928年10月至11月間，毛澤東已經對井岡山地區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理論上的初步總結。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種奇事的發生“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在這裡，各個帝國主義及其支持的封建軍閥勢力連綿不斷的戰爭形成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的條件。這種現象，“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毛澤東還對存在這種現象的政治、經濟原因作了透徹分析，結論是：革命根據地的紅旗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1930年，毛澤東批評了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批評他們沒有在紅色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沒有用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批評他們在全國范圍內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批評他們要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促進全國范圍大革命的思想，強調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指出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紅色區域建設路線才是正確的，進而提出了“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和行動方針。這個理論和行動方針是依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實際得出的，是與“城市中心論”不同的。

這時候，有人質疑毛澤東的創造性認識是否有“本本”依據？所謂“本本”，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針對這種質疑，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這個結論是1930年作出的，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和中共中央的“左”傾決定不同的，是對中國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獨立探索的理論成果。這個結論如此明確，與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及相關闡釋是一致的。

正當毛澤東提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且在實踐中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共產國際及在其“左”傾指導下的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展開了理論批判和政治上的打擊。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通過由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等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指出：“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隻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顯然，這是按照俄國革命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的。

1930年5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發表文章《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對毛澤東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努力作了錯誤的批判。他說：“加緊准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沒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總罷工，決不能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重申了李立三的基本觀點和對“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批評，提出“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是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接著，中央又專門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提出“中央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並寫信給紅四軍前委，批評毛澤東等人：“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包括站在農民的觀點上作土地革命和割據觀點等右傾錯誤。

“立三路線”的思想來源其實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雖然否定了李立三總同盟罷工主張，卻沒有從思想理論根源上清理。1931年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后，發表《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長文，借著批判“立三路線”，實際上比李立三更“左”。其核心是繼續堅持指導中國革命的“城市中心論”。1932年中共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為佔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斗”，“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從“城市中心論”的角度看，王明路線與“立三路線”沒有分別。

1931年11月，臨時中央派人在瑞金召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批判毛澤東的主張是“狹隘的經驗論”“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正當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臨時中央又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接著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實際上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這就把“左”傾教條主義路線貫徹到中央根據地的基層。毛澤東處境困難，被剝奪軍隊領導權，不能參與指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而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人堅持“城市中心論”，不顧中國實際，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遵義會議召開了，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恰恰是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的會議，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了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

我們看到，從1927年到1933年，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央革命根據地從政權建設、武裝斗爭到土地革命、群眾動員，都得到轟轟烈烈的開展。這從正面說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正確性﹔而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也從反面証明了“城市中心論”的不可行性。

毛澤東在1930年還對西歐與中國革命力量及統治階級力量強弱對比，做了一個大膽判斷。他說：“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這個判斷已經為歷史所証實。

四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我們黨在日本佔領的后方陸續建立了19塊敵后抗日根據地。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基本策略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策略。通過這個革命策略的實施，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呈現在歷史面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空前高漲，人民軍隊的力量空前壯大，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空前成熟，革命根據地的范圍空前廣大，社會各階層人士心向著共產黨的局面空前顯現。通過抗日戰爭的鍛煉和檢驗，這條革命策略越來越顯示它的正確性。

解放戰爭時期，到1946年1月，解放區已擁有239.1萬平方公裡土地，1.49億人口，506座城市。從1947年6月底開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經過三大戰役，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為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是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第二次重大戰略轉變。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1927年后中國革命的重點實現從城市到農村的轉變，1949年開始了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這兩個戰略轉變，完整地檢驗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革命戰略和這條革命道路的理論正確性和實踐正確性。我把它概括為“兩個轉變論”。

“城市中心論”是列寧、斯大林等革命者取得的革命經驗，在革命策略上是超越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兩個轉變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完整成功的最新經驗，是超越了列寧、斯大林的。這“兩個超越”已經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証明了。

我們說馬克思、恩格斯是正確的，他們確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和時代條件下，預計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策略，但是他們沒有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我們說列寧、斯大林是正確的，他們遵循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條件下，運用“城市中心論”指導取得了在帝國主義的薄弱鏈條上一國革命的成功。我們更要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也是正確的，他們遵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運用“兩個轉變論”取得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換一個角度，如果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革命策略，指摘列寧、斯大林，那就是教條主義。如果堅持列寧、斯大林當年取得革命成功的“城市中心論”，指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那是不顧中國實際，也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雖然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卻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沒有把革命理論作為革命行動的指南，依然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理，不斤斤計較前人的經驗，依據中國的歷史實際、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探索、總結出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並且取得成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或者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經歷了歷史實踐經驗，証明了它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有獨創性的貢獻，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地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革命具有指導意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五

中國革命對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個基本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行動指南。時代是變化的，革命形勢也是變化的，作為革命的行動指南不能教條化，不能拘守於固有的歷史經驗。隻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命活力的保証。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開創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無限美好前景。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后，沿著毛澤東帶領人民開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導中國人民不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又強調：“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這為我們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導。

新征程上，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創新成果指引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必將不斷實現新的跨越，人類文明新形態必將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事業必將不斷得到繼承並發揚光大，科學社會主義必將進一步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機活力，而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也必將進一步得到體現和彰顯。

作者：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