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運用《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資源厚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教學內容

[摘 要] 2022年8月《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12卷出版發行。充分運用這套文獻資源，對我們講好“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十分有益。其中該文獻集第1卷，共收錄文獻百余篇（含篇組），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黨在籌備創建階段和正式成立不足半年間從多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對它的認真研讀和充分運用，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偉大意義，並從中感悟這段歷史對我們在新時代奮進新征程的鞭策與砥礪。

在黨的二十大籌備召開期間，2022年8月，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的《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1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主要包括1921年至1927年期間黨的重要文獻，共430余萬字，收錄各類文獻1109篇，其中200余篇為首次公開發表[1]。充分運用這套文獻資源，對我們講好“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以下簡稱“綱要”課）十分有益。本文主要就如何運用這套文獻匯編第1卷的資源，講好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這一教學重點，從以下3個方面談幾點認識和建議。

一、《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各卷載文時段及其第1卷載文概貌

《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12卷，其各卷載文時段如下：第1卷1921年，但建黨以前形成的部分重要文獻以附編形式收入該卷，起止時間為1918年7月1日至1921年7月20日﹔第2—4卷分別為1922年、1923年、1924年﹔第5—6卷為1925年，兩卷載文時段各半年﹔第7—9卷為1926年,各卷載文時段分別為：1—4月、5—7月、8—12月﹔第10—12卷為1927年，各卷載文時段分別為：1—5月、6—9月、10—12月，其中第11卷部分文獻和第12卷的文獻是反映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第1卷，正編部分共含文獻20篇。內容分布情況為：黨的一大通過的文獻兩篇、黨的早期地方組織向一大匯報工作的文獻2篇、回顧黨的一大情況的文獻1篇﹔中共中央局通告1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3篇、黨的地方工作安排1篇﹔《勞動周刊》發刊詞、《婦女聲》宣言各1篇、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1篇﹔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1篇﹔在日本的黨組織負責人施存統闡發唯物史觀和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文獻各1篇﹔按發表時間順序，陳獨秀、彭湃、毛澤東文章各1篇、李大釗講演1篇。

收入第1卷附編中的文獻共84篇（含1個篇組）。它們同樣屬於黨的重要文獻，並且各自都有獨到的價值。這些文獻中，以作者本名或化名署名的文章58篇，相關刊物發表的宣言、短言或通告10篇，相關研究社章程1篇，思想理論論爭文章摘編1篇（組）（內含13篇），致書1篇，相關研究會介紹1篇。

這些文獻的基本內容大體可分為8類：其一，對俄國十月革命性質與影響的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宣介與闡發﹔其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革命大要問題進行的探討﹔其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宣介以及對社會主義與中國的探討﹔其四，對中國時政問題的見解﹔其五，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的論爭﹔其六，探索國家出路或以通俗語言向勞動群眾宣傳的革命道理﹔其七，社團宣言、研究會工作及簡章以及對黨的早期組織開展工人運動情況的介紹﹔其八，記錄勞動者生活的旅行記、對中國勞動運動的介紹及針砭時弊的雜文等。

二、把握將附編文獻基本內容融入“綱要”課教學的重點

“附編”文獻與第四章第一節各目、第二節第一、二目的教學內容密切關聯。2023年版教材該章第一節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共含3個目：新文化運動與思想解放的潮流﹔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初步傳播﹔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第二節為“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與中國共產黨誕生”，其第一、第二目分別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上述內容的教學重點，是要引導學生進一步認識和理解，為什麼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五四運動的有力促進，中國先進分子能夠在紛陳的各種主義中，堅定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及他們是如何開啟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之路的。而在教材基礎上，將“附編”文獻基本內容融入教學中，對我們講好這個問題很有幫助。為此，建議教師注意把握以下融入的重點。

一是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的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宣介與闡發。就對十月革命的認識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並嫻熟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最早對其進行闡發並最具代表性的文獻，是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該文於1918年7月1日發表在《言治》季刊第3冊上。在此，李大釗指出：“俄人因革命之風雲，沖決‘神’與‘獨裁君主’之勢力范圍”[2]106，而“將統制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2]106。雖然，該文只是表達了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初步認識，但這一認識所體現的唯物史觀則是十分明顯的。

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認識，特別是對這一革命在中國先進分子心靈深處引起的激蕩，收入附編的毛澤東的4篇文章很有代表性。這些文章分別是《〈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民眾的大聯合（一）》（1919年7月21日）、《民眾的大聯合（二）》（1919年7月28日）、《民眾的大聯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此表達的主要思想是：其一，十月革命及其傳來的“浩浩蕩蕩的新思潮”[2]126，“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2]124。因而“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2]126。其二，“俄羅斯以民眾的大聯合”“收了‘社會的改革’的勝利”[2]128，這一做法“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2]130。其三，以勞動群眾各行各業的“小聯合做基礎”[2]131，實現民眾的大聯合。其四，認清五四運動后，中華“民眾的大聯合”的形勢[2]136，以“總要努力”“總要拼命向前”的奮斗精神，迎接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2]140。

在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宣介與闡發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該文系李大釗為紀念馬克思101周年誕辰（1919年５月５日）而作。原載於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號、第6號，全文共含11個部分。其中第1—7部分為上篇，第8—11部分為下篇[3]166-206。

在上篇中，李大釗著重評述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不過，在第一部分中，李大釗明確指出，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馬克思主義這一“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2]167，已經“惹動了世人的注意”[2]166-167。因而他號召大家充分認識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力戒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問題上的“欺人之談”[2]166，下真功夫學習“卷帙浩繁”[2]166的馬氏學說。在第二部分中，李大釗強調：“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2]169他並分析道：“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的主張，不是偏於感情，就是涉於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至於馬氏才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証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別樹一幟，社會主義經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2]169-170在第三至第七部分中，李大釗在著重闡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領時強調：“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考他的社會主義，簡直的是不可能。”[2]170因為馬克思正是根據他的唯物史觀，去觀察、解剖和研究現在的經濟狀態，並由此“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階級競爭”[2]170。

在下篇中，李大釗著重評述了馬克思的“經濟論”，特別是其中的兩個要點“余工余值說”和“資本集中說”[2]189。李大釗指出：“馬氏的論旨，不在訴說資本家的貪婪，而在揭破資本主義的不公。”[2]193而正因為資本主義不公，以及因為深受資本主義壓迫的無產階級在與資本主義進行斗爭中日益覺醒和成長壯大，資本主義的滅亡之勢，就是“不可免之數了”[2]205。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的比較系統的闡發，標志著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繼李大釗之后，李達撰寫的《馬克思還原》一文，也從多方面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該文最早刊載於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８卷第５號上。文章開篇即寫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已經在俄國完全實現了。可是還有許多人正在那裡懷疑，實在有替他們解釋的必要，所以特意的寫點出來看看。”[2]390針對若干懷疑，李達在從5個方面一一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概觀”后總結道：“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其重要原則有五：一、唯物史觀﹔二、資本集中說﹔三、資本主義崩壞說﹔四、剩余價值說﹔五、階級斗爭說。”[2]391-392他並強調：“馬克思的政治學說和經濟學說，均詳備於此五原則之中。”[2]392

在這方面作出重要宣介與闡發的還有楊匏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1919年11月—12月），惲代英的《論社會主義》（1920年11月15日），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12月1日），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講演》（1921年1月15日）等。此外，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英文稿《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1月），對“共產主義者的理想”[2]316“共產主義者的目的”[2]317以及“階級爭斗的最近狀態”[2]319等作了闡發。

二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比較深度的探討。1920年8月13日，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在以“社會主義討論主張無產階級專政”[4]55為題致信毛澤東，闡發關於他想編的“四種利器”[2]246。同年9月16日，他以“共產黨之重要討論”[4]67為題，再次致信毛澤東，表達了他對“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塞維克”“已把俄羅斯完全徹底的建設其主義，於一九一八年改名共產黨”[2]235、1919年3月4日（正資本家分贓會議在巴黎熱鬧時）在木斯哥（莫斯科）成立組織“第三國際黨”[2]253的關注與敬佩，同時也進一步表達了他對在中國建立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渴望。蔡和森的上述重要主張，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認同。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關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等問題給蔡和森等的信》中，不僅以“欣慰無量！”[2]321加以表達，而且還就新民學會“到底拿一種什麼方針做我們共同的目標？”[2]322到底用什麼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2]323以及關於學會自身建設和會務管理等問題，發表了頗具啟迪意義的見解。1921年1月21日，在《關於唯物史觀史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給蔡和森的信》中，毛澤東更以“你的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2]432作了進一步的表達。在這方面作出比較深度探討的還有李大釗的《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該文1921年3月發表在《曙光》第２卷第２號上。其主要觀點之一是強調：“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2]459等。

三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對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的旗幟鮮明、有理有據的論爭。1921年3月，李大釗以S.C.的筆名在《曙光》第2卷第2號上發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一文。針對羅素及其在中國的追隨者宣揚的所謂“中國需要振興實業”，但“必適用資本主義”的主張，李大釗寫道：“我現在所要問的，就是俄羅斯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俄羅斯既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何還能振興實業？……中國共和現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鐵路在那裡？……中國以農立國，然而農業腐敗得不堪過問。滿蒙荒地很多，中國人又何嘗有什麼法子去開墾？”[2]454有鑒於此，李大釗表示：“換言之，用資本主義發展實業，還不如用社會主義為宜。”[2]454-455

1921年5月7日，《共產黨》第4號上刊登了李達以“江春”署名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一文。其中指出：“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的特質，把思想的重心放在經濟改造上。要把環境革新，實現無政府主義。在打破現經濟組織社會組織這一點說起來，很與社會主義相似。希望均貧富，反對特權階級，反對私有財產，這些地方，也與社會主義相似。只是排斥中央政府權力，並且要滅絕一切政府，這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反的地方。”[2]490-491

在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論爭的過程中，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致梁任公》，李漢俊的《渾朴的社會主義者底特別的勞動運動意見》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討論社會主義並致梁任公》一文，從“誤解社會主義，提倡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高唱愛國主義、排斥外國資本家，提倡溫情主義、主張社會政策，誤會社會主義運動”[2]465-467這5個方面一一批駁了梁任公對社會主義認識的錯謬。其中，針對“誤解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為社會政策派的勞動運動”，李達批駁說，這是“誤解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議論”[2]465。針對“提倡溫情主義，主張社會政策”，李達一針見血地指出：“梁任公要想在溫情主義之下使勞動者覺悟，是不明社會問題的真相。要想由資本主義而溫情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不明歐洲社會進化的歷程。”[2]477針對“誤會社會主義運動”，李達表示，中國社會黨人，若想組織中國的勞動階級和世界資本主義宣戰，“我看還是不必去辦疾病保險式的工會，不如採直接行動，和各國勞動階級為適當之聯絡，共同努力運動，反為有效”[2]481。李達深入闡發的上述重要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斗爭實踐中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重要體現，對黨在復雜的斗爭中保持思想理論的清醒十分有益。

四是中國先進分子對勞動群眾的真摯情感，以及重視與他們相結合，並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12月21日，鄧中夏署名“心美”發表在《晨報》上的《長辛店旅行一日》，真實描述了他在長辛店看到的民眾生活情境，表達了他對勞動群眾的深切同情之感。他寫道：“在長辛店下車的時候，我見了許多災民——男女老幼的麕聚在站邊的地方。那種憔悴枯黃的面色，千孔百結的衣服觸在我的眼內，我的心就感著不快，表出一種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車上的那一種談笑快樂心，和畫畫的興趣，飛跑往那裡去了，光覺得心中難受，好比我也在飢餓困苦中。”[2]384-385鄧中夏呼吁：“奉勸各位熱心救災的先生們，請你們放遠一點，放大一點眼光，去謀他們永遠的災荒困窮，那就是根本打破社會上不公道的事，請各位設法子做去罷。”[2]384-385這方面的類似情況，還分別反映在陳獨秀所寫《告北京勞動界》（1919年12月1日）、《勞動者底覺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的演說》（1920年5月1日）、《告勞動》（1921年6月7日）等文中，反映在《〈濟南勞動周刊〉出版宣言》等文中。其中陳獨秀的文章著重闡述了為什麼“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2]220，“勞動諸君”的困苦是從哪來的[2]539，以及為什麼“非把各地方各行業的勞動組成一個階級”[2]540，才能使勞動者免除痛苦的深刻道理。

將附編文獻基本內容，特別是重中之重的內容融入“綱要”課教學中，有助於我們引導學生從學理上進一步認識，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和中國五四運動促進下，中國先進分子和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必然。

三、把握將黨的一大至同年底黨的文獻基本內容融入“綱要”課教學的重點

黨的一大至同年底的黨的文獻，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目及第三節的部分教學內容密切關聯。其中第二節第三目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三節的部分教學內容，主要是指該節第一目中的“工農運動的發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的開展”。將黨的一大至同年底的文獻的基本內容融入教學中，建議教師注意把握以下融入的重點。

一是黨的一大文獻所體現的黨的初心使命。黨的初心使命，體現著黨的性質、宗旨和黨的奮斗目標。在這方面特別是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毫不含糊地宣示以“中國共產黨”作為黨的名稱﹔以“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作為黨的政綱之首要內容﹔以通過“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2]1作為黨實行人民民主的重要主張等。此外，對《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所體現的，黨在如何領導工人運動、如何領導對工人運動研究問題上所體現的國際視野和高度黨性原則，及其對百年來黨的工會工作和宣傳思想工作的影響與啟示，同樣需要我們深度研讀並將其恰當融入“綱要”課教學中。

二是黨的一大文獻所體現的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斗爭中的提升。這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其一，陳獨秀深入批判無政府主義。1921年1月8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發表了陳獨秀《和區聲白討論無政府主義》一文。該文的特點是，從多方面力闡無政府主義的不切實際和危害，強調必須徹底放棄這一錯誤主張。如其指出：“我們要明白，我們無論如何反對我們所生存的社會制度，在我們未曾用我們的力量把現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們仍舊必然為現存的我們所反對的社會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殺或是單獨一人逃到深山窮谷沒人跡的地方，絕對沒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我們唯一的使命隻有改革社會制度，否則什麼個人的道德、新村運動，都必然是無效果的”[2]28-29，是決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的。

其二，旅日黨組織負責人施存統，發表結合中國實際闡述唯物史觀和批判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兩篇重要文章。第一篇是《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1921年8月27日），發表在同年9月8日出版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在此，施存統在從5個方面概述唯物史觀的“要義”后，著重闡述了照“唯物史觀來說”[2]50中國應朝著6個方面去努力。其中包括“必須全中國人合力來根本改造經濟組織，改造成一個適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2]50，“唯有一切被掠奪、被壓迫的階級一同起來實行無妥協的‘階級斗爭’，把一切權柄收回自己手裡”[2]51，等等。針對“有人以為俄國革命並非根據於唯物史觀”的說法，施存統強調：“其實不然，……俄國現在實行的一切政策，也莫不以唯物史觀為指針”[2]53，這是有目共見的。第二篇是《讀新凱先生的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1921年11月28日），發表在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6號上。在此，施存統非常明確地指出，基爾特社會主義“不過是主張資本主義的別名，聊以自慰”[2]73。因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主張蠶食主義，反對暴力革命。“其實這二者就是一個東西，因為主張蠶食主義，自然要反對暴力革命，這是毫不足怪的。簡單說，彼是一種漸進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急進的，革命的政策。”[2]73

其三，作為革命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李大釗發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講演。黨的一大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並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北方區分部主任。1921年12月，他在北京的中國大學發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講演。該講演記錄稿發表在同年12月15日至17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在此，李大釗結合中國近10余年的政治情況總結道：“無論什麼貴族，什麼軍閥，凡是附和德謨克拉西的，都一時得了勢力，凡是反抗德謨克拉西的，都必終歸失敗或滅亡。”[2]95他還結合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一步闡發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其中強調：“社會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二國際，是黃色的國際﹔共產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三國際，是赤色的國際。這是現代社會革命運動的兩大潮流”[2]99，“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學說的內容上沒有區別，不過在范圍與方法上有些區別”[2]99。

除上述外，這段時間，從日本回國不久即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開始從事農民運動的彭湃，於1921年9月1日在《新海豐》第1卷第1期發表了《告同胞》一文。該文針對社會上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散布的所謂“社會主義是提倡公妻”等謬論，駁斥道：“試看現社會之妓館林立，購買人家婦女（不是女子好為娼妓，乃迫於生活出不得已），充為娼妓﹔資本家、官僚、富豪、商人皆公然濫遂其肉欲，此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之公妻制度為何？共產主義是反對這種制度，所以不是提倡公妻也明矣。”[2]62

三是黨的文獻所體現的黨對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黨的自身建設。這主要體現3個方面。

其一，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告——關於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發布。該通告記錄了黨中央對各區黨組織近期要做的3個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第一個方面是關於黨的組織建設和宣傳工作。第二和第三個方面分別是關於勞動運動、關於青年和婦女運動[2]82-83。

其二，作為中共中央成立的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先后發布了3個宣言。其中1921年8月在《共產黨》月刊第6號發表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主要闡明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的目的和任務。《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退出上海各工團聯席會議的宣言》，寫於1921年11月15日，發表在同月19日出版的《勞動周刊》第14號上。該宣言主要講明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所以退出上海各工團聯席會議，是因為該聯席會議中有的團體和勢力，“假借工人招牌來活動他事”[2]67，企圖綁架工團聯席會議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主張背道而馳。該宣言強調：“因為從前我們工人是受人利用，自己沒有組織，現在凡各真正工人的工會代表要注意，若一時糊涂，恐怕又叫一般非工人的工會利用了。”[2]67《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十二工團宣言》（1921年11月），載於1921年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號上。其主要駁斥了商教聯席會議對勞工階級的污蔑，正告那般“黑幕重重的智識階級、投機商人和議員先生們，我們是羞與為伍的”[2]84。其並寫明：“我們應該准備糾合全國的勞工，擇定相當地點，召集一個真正的國事會議，以救濟被智識階級、投機商人和議員先生們鬧糟的祖國。”[2]85

除上述外，1921年11月的一份文獻《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應進行之工作》[2]89-91，其雖無署名，但從內容來看，主要是部署上述四地的工會工作，因而該文獻是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所發的可能性為多。

其三，在這一階段先后發表的其他5篇文獻，也從不同方面反映了黨對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這些文獻分別是《〈勞動周刊〉發刊詞》（1921年8月）、《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1921年11月17日）、毛澤東：《所希望於勞工會的》（1921年11月21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1921年11月）、《〈婦女聲〉宣言》（1921年12月10日）。其中毛澤東：《所希望於勞工會的》一文，載於同日出版的《勞工周刊》湖南勞工會周年紀念特刊，署名潤之。該文寫道：“勞工會這一年來的艱難締造，在湖南勞動運動史上已寫完了頭一葉，現在要開始寫第二葉了，我願這第二葉上寫的要大不同於第一葉：材料更豐富，意義更新鮮，章法、組織更完備。”[2]71文章最后以“不勞動者不得食！勞動者獲得罷工權利！勞工神聖！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勞動者的！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2]72等口號鼓勵勞工會會員進行新的斗爭。

總之，由上可見，《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第1卷，為我們從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學習和研究黨在籌備創建，以及在正式成立后不足半年間所部署和所從事的多方面工作，為我們厚植“綱要”課教學內容提供了十分可靠和可貴的一手資源。在教學實踐中，讓我們高度重視對這一文獻的認真研讀和充分運用，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偉大意義，並從中感悟這段歷史對我們在新時代奮進新征程的鞭策與砥礪。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 《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十二卷出版發行[N].人民日報，2022-08-09.

[2]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