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奠基性貢獻

[摘要]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奠基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礎﹔二是確立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制度體系，奠定了制度基礎﹔三是奮力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四是強調“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奠定了民族精神重塑基礎﹔五是提出一系列國際戰略思想，奠定了國際地位基礎﹔六是進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奠定了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貢獻。”[1]毛澤東的歷史功勛和歷史貢獻是全方位的，本文僅就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奠基性貢獻作一初步探討。

一、奠定思想基礎：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是一項“根本制度”。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結晶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毛澤東領導確立的。

新中國成立時，整個社會的思想領域是極其復雜的。廣大的新解放區、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對馬克思主義了解不多、認識膚淺，更談不上從心底認同。即便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同也多是出於朴素的情感。在黨內，雖說廣大黨員的斗爭經驗、實踐經驗普遍比較豐富，但理論修養，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掌握，也是很不夠的。為了形成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建設新中國的共同思想基礎、鞏固新生政權，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黨的領導人就強調，“用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教育人民，是我們黨的一項最基本的政治任務”[2]。

教育活動的開展針對不同對象採取不同形式。1951年3月，中央作出《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提出：“黨正面臨著建設新中國的復雜任務，全黨有系統地學習理論，比較過去任何時候都有更好的條件，也更加迫切需要。”[3]要求“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必須極大地加強起來。這是提高干部、改進工作的根本方法”[4]。為了給全黨提供學習教材，中央加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1950年編印了12冊干部必讀書，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等經典著作。1950年5月，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50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1952年出版第二卷，1953年出版第三卷。《毛澤東選集》收錄的著作，是中國革命斗爭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體現。它的出版，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極大歡迎，社會各界迅速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對於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產生了決定性的深遠影響。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建國初期，我在學校裡工作，是做教師的。許多教師，在解放前沒有機會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時候，在解放后不久，規模廣泛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活動開展起來了。不少教師參加了學習，而且是很認真的。一些教師在課堂上能夠運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很受同學的歡迎。教師本人，對自己能夠運用毛澤東的話和馬克思的話來檢查世界觀，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去對照一些問題，深感這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了很大的進步。”[5]

在廣大的工廠和農村，主要是通過工人業余學校、農民夜校、識字班、掃盲班等，在提高工農文化水平的過程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效果也是很好的。教材內容中，時事政治佔了一半以上篇幅，主要講解黨的政策和新中國的常識。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樣的國家，什麼叫工農聯盟，《共同綱領》的意義是什麼，以及關於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抗美援朝、增產節約的知識，等等。這些教材內容很簡短，語言很通俗，形式也很豐富，有論說，也有故事、快板、鼓詞、唱詞、小戲、漫畫等。通過時事政治教育，讓工農群眾獲得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知識。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像革命、解放、翻身、剝削、階級斗爭、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等很快就深入人心。盡管他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尚淺（像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但讓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心靈深處扎下了根。作家艾蕪1951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曾講過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在重慶郊區，他看到一些婦女送公糧的時候趕上了下雨，婦女們怕把公家的糧食淋濕了，就脫下自己的外衣蓋在谷子上面[6]。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卻表明國家、集體的意識已經融入她們的觀念中——面對“公”與“私”，她們選擇把“公”放在前面。這對侵染了幾千年小農意識的農民來說，是一個多麼巨大、多麼可貴的改變。

教育活動的重點和難點在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時，全國文化、教育、科技領域的知識分子有200多萬人，雖然人數佔總人口的比重不高，但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這個比重。沒有科技、教育、文化的大發展，國家就沒有未來。知識分子中的多數，在意識形態上存在二重性：一方面，他們長期受到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欺壓，對國民黨政權的專制獨裁、腐敗無能深惡痛絕，對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新中國是歡迎的，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揮自己的才能、報效國家和民族﹔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又了解不多，對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仍抱有幻想。如果不能把思想統一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上來，對於新政權的鞏固和新中國建設事業的全面展開是不利的。毛澤東深刻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7]

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過三種方式進行：一是政治學習，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學習時事政治﹔二是控訴和批判帝國主義在中國辦的宗教、文化、教育機構的罪惡，揭破他們的偽裝，認清它們的實質﹔三是到各地參觀訪問，參加土地改革，親身體驗和感受新中國的新氣象。

這些舉措效果是明顯的。比如梁漱溟1950年4月至9月赴河南、山東、東北參觀后，認識大為改變。1950年10月1日，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思想上的變化。他認為中國呈現的許多新氣象讓他體會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這“不能不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大心大願，會組織，有辦法，這是人都曉得的。但我發現他們的不同處，是話不一定揀好的說，事情卻能揀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種死症，在他們比較少。他們不要假面子，而想要干真事兒。所以不護短，不掩飾，錯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惡真切，這便是唯一生機所在”[8]。1951年10月，他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改變。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他發言表示：“我過去對任何事情都喜歡有自己的意見，而且自信很強。乃至去年到京以后，依然沒有完全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在事后証明，共產黨的領導卻是正確的﹔我的意見並沒有對。兩年來，無論對內對外，我們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特別是社會風氣的變好，幾乎多數人都表現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較比某些具體成績更重要的。因為這証明路子對了。路子對了是產生那些具體成績的根本。我到此時再不能不相信共產黨。因此我現在要聲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將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9]他雖然沒有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但對於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認同是溢於言表的。

更有一些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和改造，明確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比如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1956年參加巴黎羅耀蒙哲學討論會的發言題目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他說：“我過去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現在我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這並不是稀奇的事情。我的舊同事中的絕大多數，和以萬計的知識分子，現在都轉向馬克思主義。”[10]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變？馮友蘭說：“作為一個職業的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對於我的說服力，在於它在改造世界的事業中所發生的作用。在中國大陸解放以前，我也看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但是，我並沒有看懂。在解放以后，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上面所說的我們的歷史的轉變的偉大過程中，我們國家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所施行的政策，雖然千頭萬緒，但是有一個總的根據，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指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保証了政策的成功。政策的成功証明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的正確。由此我逐漸了解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過世界，而問題在於要改造世界’，這句名言的意義。也逐漸認識到以前我所主張和宣傳的唯心主義哲學正如列寧所說的，是一種不結果實的花朵。”[11]

當然，要使從舊社會過來的這些知識分子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接受社會主義，需要一個過程，一開始隻會有少數先進分子接受，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更加壯大，更加顯示它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偉大貢獻的時候，這樣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來”[12]。

毛澤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他指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麼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13]。早在1952年9月，中共中央就發出《關於培養高等、中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師資的指示》，指出“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水平，則是學校思想建設工作的中心環節”[14]。文件部署了五個方面的具體措施，包括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班，首期即招收研究生300人﹔選編優秀的黨團員助教和高年級學生加以培養，成為新的政治理論師資﹔在部門高校設立政治教育系或專修科﹔地方黨委理論水平較高的干部到高校講課，領導政治理論學習等。

同時，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則著重從思想上批判其謬誤。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的批判等。這些批判，著眼點都在於讓知識分子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正確認識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從而搞清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批判的方式主要是思想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屬於和風細雨式的。通過思想領域的這些批判，使人們認識到了唯心主義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認識到了其理論局限性和現實危害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普及。當然也有一些片面化、擴大化的問題，需要從中吸取教訓。

二、奠定制度基礎：確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制度體系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勝利后，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完善了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毛澤東在領導這些制度建立的過程中作出了奠基性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制度。新中國成立后，這個制度繼續得到鞏固和完善。早在1952年12月，毛澤東就要求：“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制定黨的決議、指示，或對各有關機關負責同志及黨組的建議予以審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機關及各級黨委則應堅決保証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決議、指示和法令的執行，並於不抵觸中央決議、指示和法令的范圍內，制定自己的決議或指示，保証中央和上級所給任務的完成。”[15]1954年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明確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6]。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展開，針對在1957年整風運動的鳴放中，極少數人對共產黨領導地位和領導制度的進攻，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17]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18]同時，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如何完善黨的領導、如何防止黨自身的變質，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黨的領導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一條是“黨委決定，各方去辦”[19]。他重視把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實行正確的集中緊密結合，強調堅決反對和防止官僚主義、反對和防止執政后一部分黨員干部滋長與人民對立的特權思想乃至腐化變質，告誡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正因為如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的黨還在，黨的核心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提出:“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20]新中國成立時，由於當時南方一些地方尚未解放，已解放地區尚未鞏固，經濟恢復也未開始，暫時還不能進行全國范圍的人民代表的選舉，不具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特別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隨著大陸領土的完全解放、人民政權的逐步鞏固和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1953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通過國家建設計劃”是1953年三項偉大任務之一。隨后在1953年1月13日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問題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今年不辦就要明年辦，或者后年辦。與其明年辦，就不如今年辦。如果過兩年再開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后召開全國人大也不好辦，不如索性就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以，根據這些條件和考慮，還是抓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較好。”[21]針對有人擔心這樣快會不會有困難，毛澤東分析說，困難總是會有的，但是比起我們已經做過的幾件事，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年經濟恢復，困難總是小一點。經過努力是可以克服這些困難的，是可以把選舉工作搞好的[22]。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1953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礎上接著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准備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過程中，毛澤東花了極大精力親自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從1953年12月27日開始，毛澤東帶領憲法起草小組成員集中住在杭州起草憲法條文，於1954年2月17日完成了第一稿，2月24日完成“二讀稿”，2月26日完成“三讀稿”，3月9日完成“四讀稿”。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分別於3月12日、13日和15日連續進行討論。3月23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憲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這個初稿經過北京500多名高級干部討論、全國8000人討論、3個月的全國人民討論后，於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票通過。這部憲法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它所確定的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一直延續至今並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以后，即遇到一個原來代行人大職權的政治協商會議要不要保留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新中國的建立，如“大廈將建，獨木難支”，不能隻靠一個黨派，需要多黨齊心協力，共建大廈[23]。1954年12月，他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明確指出，有些人認為政協的作用不大了，政協是否還需要成了問題。現在証明是需要的[24]。他對人民政協的性質作了新的概括：“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25]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把“黨和非黨的關系”專列一節，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26]根據這個意見，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明確規定了在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毛澤東是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名譽主席，任職時間長達28年。任職期間，他為創造性地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礎。

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幾個方面的內容。這其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的確立，也是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創造性地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的。特別是我國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道路，與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一樣，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獨立自主開辟出來的，這一點意義尤其重大，從實踐上解決了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難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包括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等。毛澤東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致力於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建設文明先進的中國。他領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指明了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發展方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方針，奠定了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基礎。

三、奠定物質技術基礎：奮力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從舊中國繼承的物質技術基礎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一窮二白”。毛澤東曾專門解釋過“窮”和“白”的含義。他說，“窮”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是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27]。1949年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僅為140億元，隻佔工農業總產值的17%，與歷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相比減少了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70%，輕工業產值減少30%。據聯合國統計數字，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7美元，當時整個亞洲的人均國民收入為44美元。

面對這樣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28]，“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29]，“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30]。他領導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奮斗，使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包括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9億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在科技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教育、衛生、文化等取得了長足發展。對於這些方面的成就，已經有很多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再贅述。總之，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31]

四、奠定民族精神重塑基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脊梁，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近代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如毛澤東所說：“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斗爭中團結起來。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32]另一方面，也使得一部分中國人產生了對於外來文化和制度的盲目崇拜，喪失了民族自信和自尊，特別是崇美、親美、恐美思想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一定市場﹔使得一部分中國人失去了與敵人血戰到底的勇氣，變得懦弱麻木，甘於逆來順受﹔使得一部分中國人明哲保身、隻顧私利、不管公義，如孫中山所言，“成一盤散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一方面著手滌蕩舊中國殘留的污泥濁水，建設一個新世界，另一方面也致力於重塑中華民族精神，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提供豐厚的精神動力，推動中華民族精神不斷發展進步，奠基巍然聳立的中華民族精神大廈。

（一）堅定民族自信自尊自強

新中國成立時，從政治立場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反動的腐敗的統治不滿意，對新中國的成立抱有極大的熱情。但在思想感情上，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人民的力量也不了解，崇美、親美、恐美思想也是普遍的。曾任輔仁大學校長的歷史學家陳垣1951年曾這樣坦承：“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受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和影響比較深，總覺得中國事事不如人，尤其對美國帝國主義發生好感，產生了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這些人不相信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相信資本主義沒落的真理。”[33]建筑學家梁思成回憶自己的思想經歷時也講道：“（抗戰）勝利以后，我被美國耶魯大學邀請去講學，當時我是非常高興的。我對耶魯藝術院院長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為他曾憤慨地斥責英法聯軍破壞我國的圓明園。這種個別‘抱不平’的話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原因。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二百周年紀念時，我被請去參加學術討論會，也以為是‘躬逢盛典’，十分體面。我在那次會中還被贈授名譽學位。這個學術討論會上的專題之一，正是研究‘遠東問題’，也就是討論關於中國各方面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等等，研究如何侵略‘遠東’。而當時的我呢，麻痺症的加劇正和我在美國所受到的‘親切’和‘榮譽’成了正比例！回想當時的崇美親美情感，真令人吃驚。”[34]一些知識分子親美到了什麼程度？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到南京金陵大學（美國基督教會衛斯理會辦的大學，1952年撤銷）作報告，當他批評美國的時候，一些教授甚至當場退席，以示不滿。工人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崇美思想，認為美國機器好、方袋面好、絲襪子好、美國有錢，等等[35]。而恐美的心理不僅存在於知識分子中，也存在於其他社會階層。“在抗美援朝運動之初，京市工商業資本家大部分曾存在著恐美、苟安、害怕戰爭的心理”[36]，城市市民中不少人存在著“隻要美國不來打我們，我們就不要去惹它，免得引火燒身”的糊涂認識。一些民主人士上層存在著害怕美國轟炸、害怕東北被打光、害怕失去來之不易的勝利局面的擔憂。北京戰犯改造所的國民黨原高級將領中，改造比較積極的憂心忡忡，態度頑固的則心中竊喜，根源其實都是恐美。而反革命分子聽到美國侵略朝鮮的消息，認為“黑暗將過，黎明即來”，發動了各種謠言攻勢，損害人民的勇氣[37]，等等。

為了消除人們的崇美、親美、恐美心理，毛澤東和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主要是兩條：一是擺事實，二是講道理。

在擺事實上，重點是擺三個方面的事實。一是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這是最過硬的事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外國列強無數次以武力欺壓中國人，抗日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很多人在心裡還是不相信自己，認為靠的是蘇聯出兵和美國的原子彈。這一次抗美援朝，中國人近代以來第一次主動御敵於國門之外，打得那樣英勇、那樣頑強，取得那樣大的勝利，狠殺了美國的威風，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揚眉吐氣，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民族自信。對於那些對舊中國黑暗有深刻感受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周培源1951年底就談及這一點：“中國人民志願軍擊敗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使原有恐美、崇美思想的知識分子清醒過來。”[38]著名作家巴金早年信奉無政府主義，抗美援朝期間兩次奔赴朝鮮前線採訪。他在文章中寫道，“每天我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推動我，有一種感情在激動我，有一種愛在我心中燃燒”[39]，“生活在這個時代是無上的光榮”[40]，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衛。他寫了許多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的作品，其中中篇小說《團圓》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成為謳歌中華民族精神、激發中華民族自信的不朽經典。二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惡，特別是在宗教、文化、教育領域的罪行。當時，僅美英兩國在中國興辦的教育機構就有31所大學（含專科學校）、32所神學院、324所中學、2364所小學，還有圖書館29所、文化機構26個。這些機構，在青年人中灌輸以說英語、吃西餐、穿洋裝為榮的思想，有些宗教組織在教義的掩飾下攻擊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有些灌輸奴化思想，妄圖培育馴服的綿羊。世界上有一種強盜，他搶了你的很多東西，然后撿出幾件微不足道的還給你，以此收買人心，從精神上麻醉人，讓你把他當“恩人”，對他感恩戴德、唯命是從，美國就是這樣的一種強盜。這些機構就是它們從精神上妄圖控制中國的工具。在全國范圍的控訴活動中，它們精心掩飾的藏在黑暗中的種種罪行被暴露在陽光下，使過去被蒙蔽、欺騙、洗腦的人們認清了在宗教、文化外衣下隱藏的罪惡，特別是認清了這些機構實質上是帝國主義侵略、奴化中國的幫凶。三是新中國的新氣象。盡管新中國成立時間不長，但在恢復經濟、土地改革、穩定政權、改造社會各方面已經呈現出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嶄新氣象。這些新氣象極大鼓舞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信心。前述梁漱溟在1950年10月1日撰寫的文章中所體現出的思想上的改變在當時就很有代表性。

在講道理上，毛澤東明確指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樣才能滲透進去”[41]。“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42]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五篇評美國“白皮書”的社論，深刻揭露了美國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本質，駁斥了美國在中美關系上的種種謬論，批判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一系列錯誤，告誡切勿對美國寄予幻想，要准備斗爭。這些文章氣勢磅礡，文筆犀利，說理透徹，震憾人心，對於幫助人們認識美國的反動本質起了極大作用。受黨中央、毛澤東委托，周恩來於1951年9月29日，在京津兩地高校教師學習報告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就知識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結合自己的經歷，作了既深刻又生動、既嚴肅又真誠的分析，對於肅清封建和買辦思想影響，改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金岳霖晚年談及聽這次講話的感受說：“他的報告可能有兩個鐘頭。對聽眾說，這個報告是一個突出的經驗。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43]在對社會大眾的宣傳上，則著重講清楚為什麼說美國是中國的敵人、是全世界的敵人，為什麼說美國是紙老虎。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加上廣泛展開的自我批評、自我教育，使廣大知識分子清除了思想上殘存的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的影響，劃清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並逐步清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開始學習接受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証法。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強意識得到了空前鞏固。

（二）樹立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英雄主義精神，激發民族血性

中華民族具有崇尚英雄、不畏強敵的歷史傳統。這種英雄氣概在新中國得到全面傳承和極大弘揚，成為新中國民族精神的突出標志。敢於斗爭、敢於勝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中華民族血性膽魄的生動寫照。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不怕困難著名的。”“種種困難，遇到共產黨人，它們就隻好退卻，真是‘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裡就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們可以藐視困難。”“隻要想一想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會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在一九二一年剛剛建黨的時候，隻有幾十個人，那樣渺小，后來發展起來，居然把國內的強大敵人給打倒了。”[44]

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威脅要制裁和封鎖中國，毛澤東慷慨地說：“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45]當美國侵略朝鮮並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時，不少人不贊成出兵迎戰，毛澤東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裡也難過”[46]。毛澤東堅定地認為，“帝國主義看樣子很強大，因此有許多人怕它。我們中國人曾經就有過恐美病、崇美病和親美病。在這以前，有恐日病、崇日病和親日病”[47]，而“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隻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48]。在帝國主義眼裡，中國是孱弱的，不相信新中國短短一年能改變什麼。直到在朝鮮碰得頭破血流，才明白時代變了，中國變了，像過去那樣在中國海岸線附近架幾門大炮就可以欺侮中國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新中國要在幾十年上百年左右的時間內追上或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肯定會遇到困難，甚至會遇到比民主革命時期更大的困難。沒有一個強國大國會眼睜睜看著中國走向強大，一定會想方設法加以阻撓、施以絆索。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曾經面對極大的外部壓力，東南面是叫囂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集團，南面是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西南是在邊界屢屢制造事端的印度，北面是撤回專家、逼還債務、搞大國沙文主義的蘇聯，而國內三年經濟困難的影響尚未消除，可以說八方風雨齊匯，形勢空前嚴峻。面對如此情勢，毛澤東以“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49]的無畏氣概，表現出了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奮斗精神。他說：“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50]他堅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人民隻要敢於斗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這是歷史的規律。有的人不理解中國在內外交困的最艱難時刻，為什麼還要投入巨大人力和資金研制原子彈，“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回答說，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讓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隻打造自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並且越早越好，因為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后再來打你。

新中國的民族血性和英雄氣概讓所有對中國心懷覬覦的國家都懂得了一個現實：中國共產黨已經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51]。

（三）高揚集體主義精神，讓中國人民迸發出“人心齊，泰山移”的集體偉力

在舊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壓迫下，人們不能不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地生活，不少人因此形成了膽小怕事的心理，加上“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封建舊俗的浸染，一些中國人中自私觀念很深，隻關心與己有關的事情，不關心他人、集體、社會的利益。魯迅曾形象地描述過這種自私的表現：“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裡，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52]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從黨性的高度看待集體主義。他說：“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53]他指出，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54]。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革命利益、整體利益放在首位，以集體主義推動革命的發展和勝利。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讓集體主義產生了新的飛躍。毛澤東提出，“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准的社會主義精神”[55]。在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方面，毛澤東的最大貢獻，就是把集體主義從對黨員的黨性要求，變成了全社會的共同價值，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愛國主義一道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價值體系中的主干，從而為中華民族精神樹立了新的標杆。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是全方位、深層次的，這裡隻能略舉幾個方面，尚有待於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

五、奠定國際地位基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1949年毛澤東庄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但是還有一個世界各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讓不讓你站穩站住的問題。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毛澤東就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便集中力量進行國內建設。但願望是一回事，現實的情況是另一回事。毛澤東根據世界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提出一系列國際戰略思想，奠定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基礎。

二戰后形成了以美蘇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世界格局。新中國在這兩大對抗陣營面前，必須作出選擇。毛澤東很清楚，“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56]。因此，他果斷地作出向蘇聯“一邊倒”的戰略決斷。這一決斷鞏固了中國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贏得了10多年比較穩定有利的國際環境。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遭14國武裝干涉，而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帝國主義並未進行有組織的集體干涉，是因為他們怕中國嗎？恐怕不是，主要是因為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支強大力量作后盾。受蘇聯援助之前，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過很多企業，但這些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生產消費品的輕工業，是為了佔領中國市場和掠奪中國財富的，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向中國轉移過核心技術。而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即通常說的156項工程，絕大多數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鋼鐵、化工、有色金屬、重型設備制造、軍事工業、電力煤炭石油能源工業等基礎性重工業。在提供設備的同時，蘇聯還提供了資金、技術、人才和原材料，一舉奠定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石。對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指出，“這種友好的合作和真誠的援助，極大地推進了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並向全世界顯示了這種新型國際關系的偉大生命力”[57]。

中蘇關系破裂后，毛澤東因時應變，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大力發展同亞非拉廣大國家和以歐洲為代表的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奮力開拓外交工作局面，使中國頂住了美蘇兩方的壓力，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根據美蘇爭霸的新態勢，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再次為中國贏得了新的機遇。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表，中國積極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正義斗爭、正義事業，成為世界上在美蘇兩大集團之外的一支獨立的重要力量。毛澤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重要思想。

鄧小平這樣評價毛澤東對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貢獻：“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58]“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59]

六、奠定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礎：進行“第二次結合”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堅持獨立自主”是黨在百年奮斗中積累的十大歷史經驗之一，強調“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60]。這一原則也是毛澤東領導確立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方面，一開始沒有經驗，主要是學習蘇聯經驗。但是，毛澤東很快就覺察到蘇聯模式的局限性。1956年4月，在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稿時，毛澤東作了較長的闡發。他說：“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后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61]

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一五計劃”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毛澤東卻“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62]。因為在他看來，“一五計劃”的很多做法都是照抄照搬蘇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盡管很有成效，但不是長久之計。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實踐超出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63]他探索形成的“道理”，有很多獨創性的理論成果。

比如，他提出搞社會主義要有耐心，要准備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黨內外曾一度萌生出“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國家面貌的願望。毛澤東卻認為：“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但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制造不如丹麥。有一句俗話，叫做‘夾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為什麼還不能翹尾巴呢？道理很簡單，我們現在坦克、汽車、大口徑的大炮、拖拉機都不能造，還是把尾巴夾起的好。”[64]當然，也不是說將來能造出來一輛尾巴就可以翹一點，造出10輛就翹得高一點，隨著輛數增加而翹得更高。沒有謙虛的態度和充分的耐心，就會出問題。他提醒大家：“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65]“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66]關於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需的時間，他的設想有過幾次變化。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講話時提出：“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67]1955年10月在黨的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提出：“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68]到了1957年春天，他進一步判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69]。到了1962年，他設想的這個時間更長：“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70]為什麼他變得越來越“保守”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對國情的認識不斷深化，對建設的難度越來越清楚，對把握建設規律的難度越來越清醒。

比如，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論，為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斯大林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否認的。毛澤東根據中國搞社會主義的實踐提出：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71]。這些重要思想，為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方面，提供了理論依據。

比如，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來處理好這些重大關系，既堅持兩點論，又堅持重點論。他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工業化道路﹔要盡量利用可能的時間，使沿海工業有所發展，同時要重視發展內地工業，使全國工業布署逐步平衡起來，使全國工業有個合理的布局﹔要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使經濟建設有更大和更快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國防建設也就能夠得到更大的進步﹔要處理好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集體經濟組織，國家和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都必須兼顧，都不能隻顧一頭﹔要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要處理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統統調動起來﹔要處理好黨和非黨的關系，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要分清是非，促進黨的團結﹔要正確處理自力更生與發展對外交流的關系，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學習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長處，一切民族的長處[72]。這些重要思想，核心是統籌兼顧。

比如，他高度重視黨執政后的建設問題，提出保持“兩個務必”、繼續學習、密切黨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防止黨變質等一系列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他要求全黨，“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73]。對黨內可能出現的脫離群眾、搞特殊化甚至欺壓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他始終深惡痛絕。他指出：“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74]對於干部被腐蝕分化問題他高度警惕，指出，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75]。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威脅，他提出，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些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因此，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76]。

以上只是列舉了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中的一些重要成果，當然無法涵蓋他的全部理論創建。1960年，他在總結新中國10年建設經驗時寫了這樣一段話：“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77]

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關於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的奠基性貢獻，我們已經有了很多很深刻的認識，但仍需要繼續深化研究，把毛澤東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新征程上，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歷史自信、把握歷史主動，把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作者簡介] 王均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主任（副部長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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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