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問題意識

編者按：2024年，《歷史研究》迎來了創刊70周年。70年來，《歷史研究》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百家爭鳴”辦刊方針，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聚焦重大理論和歷史問題，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繁榮發展，始終引領當代中國史學前進方向。值此創刊70周年之際，本刊編輯部約請專家學者，回顧《歷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展望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史學創新之路。《歷史研究》將傳承優良辦刊傳統，以再出發的精神狀態，與全國廣大史學工作者一道，努力開辟中國史學新天地，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中國史學的智慧和力量。

談談問題意識

今年是《歷史研究》創刊70周年。它的創刊，在新中國史學界是一件大事。根據毛澤東同志指示，刊物一開始就提倡“百家爭鳴”精神，主張對學術問題可以展開充分而有益的爭論。我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同尊敬的前輩學者胡繩同志爭辯，就發表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那時候，我隻有24歲，在復旦大學剛講授兩年多中國近代史課程，對近代歷史分期問題有不同於胡繩同志的看法，就把它寫出來，寄給編輯部。原意只是一封比較長的讀者來信，沒想到《歷史研究》竟把它發表出來，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並且在我面前無形地樹立起一個做學問的標准：一篇文章要力求說清楚一個自己原來並不清楚或不很清楚的問題。否則盡是重復前人說過多少次的老話，報一些堆積事實的流水賬，寫它干什麼？以后多年間，我在《歷史研究》又發表過多篇論文，可以說，《歷史研究》是看著並扶著我成長的，告訴我應該怎樣寫論文﹔也可以說我親眼見証了《歷史研究》迄今的整個發展歷程。

近日接到《歷史研究》編輯部來信，囑我為《歷史研究》創刊70周年寫點親身感想，我就此聯想到這70多年從事歷史研究和寫作中感受較深的一些體會。我常聽到年輕的朋友談到，寫文章常苦惱的是容易流於“大而空”或“小而碎”，不易找到好的題目。我自己有時也遇到這個問題，也許關鍵是在研究工作中是否養成強烈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在每一項研究起步時，心中要先懸著一個重要的而自己原來沒有弄清的問題，在研究中就會致力於尋求問題的答案和檢驗答案的可靠性，就會一直處於興奮狀態和小心翼翼的細心驗証中，不至於流於空談或陷入瑣碎。

一、問題意識是研究的出發點和動力

陳寅恪先生在談史學研究方法時，十分強調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我的老師周谷城教授常說：能找到一個好的問題，文章就成功了一半。看來這個問題確實一向受到史學前輩的廣泛重視，史學界在討論治史方法時通常也會不約而同地談到這一點。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史學研究實際體會的積累，我又逐漸感悟到，對史學工作來說，問題意識不只是重要的方法問題，而且可以說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和持續動力。

人們在現實生活和歷史環境中，總是會面對無數或大或小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已有人提出這樣那樣的分析和猜想，但未必符合實際或令人信服。可以說，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尋找原來還不很清楚的問題答案，研究成果就是對問題的解答。

對於研究中的諸多問題，如果不細心調查實際情況，進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找出造成問題的真實原因，隻說一些“大而空”或“小而碎”的意見，不僅無法引起讀者的興趣，更不可能使問題得到真正解決。歷史上的問題，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常常直接影響人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和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正確了解和認識這些歷史問題，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仍十分重要。但是，要完整地再現歷史問題的原狀（包括重要細節），作出細致而准確的判斷，實在不容易。我深感，史學研究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努力尋找復雜歷史問題的真實答案，從而對問題作出比較切合實際回答的過程。當然，要完整而准確地找到答案實在很難，在很多情況下，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力求接近真相，並引起其他人更深入的思考或研究，一步一步揭示真相。

史學界流行一句話：“治史如斷獄。”這是對治史的形象比喻。在法庭上，不能先抱有如何判案的成見，盡管通常會聽到不同意見或不同的事實敘述，看起來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但在有心人的切實探索下，常常能解開謎團，做到真相大白，作出正確判決。治史中不斷探求問題的答案，恰恰也和法庭上斷案一樣。這種不知疲倦地尋求問題答案的過程，雖然十分辛苦，但可以帶給研究者極大的興奮。

寫到這裡，想起曾聽過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一次報告。他劈頭就說：科學發展的動力主要有兩個——一是社會的需要，二是人的好奇心。這話使我大吃一驚。前一點不成問題，恩格斯早就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如果不為社會所需要，任何學科的研究結果都不可能受到社會的矚目，更談不上得到很大發展。這道理幾乎不言自明。但路甬祥把人的好奇心同第一點一起提出，卻是我以前沒有聽到過的。再想想，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人們總是會追求新知而不滿足於故步自封，在看似平常的現象中不斷發現新的問題，進行切切實實的探索和研究，往往會產生突破性的新認識。

舉一個大家熟知的例子，蘋果成熟后會墜地，這是很常見的現象，從未有人就此提出問題。牛頓卻提出，為什麼蘋果成熟后會下墜，而不是升空或橫飛？對這個問題的探究，最初未必預知它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推動作用。但牛頓覺得這個不平常的問題應當有一個合理的、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回答。他不罷休地抓住它，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討，從地心引力到萬有引力，再到對經典力學中的許多重要問題的闡釋。這是偉大科學家作出的持續不斷的頑強求索和無所畏懼地提出新論斷的榜樣，從而推進了科學技術和社會的進步。

總之，對史學工作者來說，論文或著作有多大價值，重要的是能不能對頭腦中的問題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回答。如果只是對易見的材料加以整理，而沒有對問題作出富有新意的分析，雖然對沒有見過這些材料的讀者還是有些用的，但畢竟不能作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二、問題的選擇

世間萬事萬物中值得研究和討論的問題何止成千上萬，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有限，投入這一方面多了，投入另一方面的也就少了。面對為數眾多的問題，史學工作者該把有限的精力投向哪裡，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

這裡說的“選擇”，並不包括短期性的選題，這樣的選題學者可以有臨時的、比較自由的決定。如果要研究比較重大的問題，則要有長期目標和打算，合理規劃步驟，明確每步的重點。走前一步時要考慮下一步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理順每步間的內在邏輯，使整個研究能夠解決原來懸在心頭的重要問題。如果心中沒有有條理的值得思考的問題，沒有重要的期望和持之以恆的努力，東抓一把，西抓一把，什麼都淺嘗輒止，結果隻能一事無成。

拿我自己的經歷來說，從事史學研究工作是在復旦大學起步的，學校的學術氛圍和眾多名師引導我入門。我於1953年開始教中國近代史課程，以后陸續寫作並發表過一些學術論文，內容涉及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研究和寫作使自己有受益之處，但一個人不可能把所有想深入了解的問題都弄清楚，有所取必然有所棄。必須下狠心找出需要弄清的關鍵事實，全力以赴地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果斷作出判斷，否則就難以向前深入推進，隻能淺嘗輒止。

我在復旦大學時研究方向上的重要變化是，在1961年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啟示和鼓勵下，我和老友胡繩武同志決心集中力量寫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其他問題暫時放一放，或者隻花不多的力量兼顧一下。下這個決心並不容易，需要反復衡量自己有沒有完成目標的可能性。如果不可能，就不能盲目下這個大決心。當時，我們分析了做這項工作的客觀條件：第一，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社會變化中的巨大意義已經成為共識，寫這樣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是社會的需要。第二，當時中國近代史課程還沒有公認的教材，我們為學生指定的主要參考書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但胡繩著作的體裁並不是教科書，范文瀾著作隻講到義和團運動，恰恰沒有辛亥革命部分，這個缺口得補上。第三，當時全國各地集中出版了大量有關辛亥革命的文獻檔案和回憶史料，這在此前是看不到的﹔同時，復旦大學新聞系保存著不少辛亥革命期間出版的報紙、雜志，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當然，從根本上說，這段歷史中有大量還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因而對我們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經過反復斟酌，撰寫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的決心便斬釘截鐵地確定下來，並化為全力以赴的行動。我們用一年時間寫出第1卷，並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的意見，編輯部還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沒想到不久后開始的政治運動，使各項工作被迫擱淺，本已寫好的一卷一擱就是十幾年。

粉碎“四人幫”后，我和胡繩武同志都已調到北京工作。我們商議，應該堅持把原來被迫中斷的《辛亥革命史稿》寫完。當時，我們兩人所在工作單位都還有其他重要任務，隻能自己擠時間來做。記得當時我說了一句：“下了決心，走不到，爬也得爬到。”

時間哪裡來？隻要真下狠心，把時間看得很重很重，經常地盤算，時間還是會有的。

當時的情況和20世紀60年代初有很大不同，辛亥革命研究領域已出版多種優秀著作。當我們寫完《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准備寫第3卷時，就遇到一個問題。第3卷第1章《導火線》是講四川保路運動的，共有4節，此時四川大學中國近代史專家隗瀛濤教授的專著《四川保路運動史》已經出版。他是這個問題的權威學者，又是川人治川史，在各方面都有優勢。而在《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1911年的大起義》中，對四川保路運動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不能不列為專章展開論述，但內容同隗教授的著作又不能過多重復，總要有點新意。

怎麼辦？除原來已經准備的基礎外，必須先認真地讀隗教授的專著，不能使他已很好解決的問題在這部書中不見蹤影﹔同時要本著問題意識的要求，認真思考讀了這部專著后，頭腦中還有哪些仍不很清楚的問題。經過閱讀和思考，我覺得還有以下疑問：第一，1911年，清王朝已處在搖搖欲墜、朝不保夕的地位，而將川漢、粵漢兩大商辦鐵路收歸國有，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為什麼清朝政府偏要在風雨飄搖的時刻做出如此危險的舉動？第二，清政府這項決定公布后，湖北、湖南民眾反對最早也最激烈，四川動作較慢，最初的態度比兩湖地區溫和得多，但保路運動的高潮卻在四川掀起，並且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這是為什麼？第三，四川保路運動大體分為四個階段，各個階段有著各自的顯著特點，是什麼原因造成它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第四，在四川保路運動的前三個階段，主角是立憲派，為什麼到了第四個階段，主角卻變成革命派？有了這四個問題，經過仔細閱讀材料和反復思考，動手寫這一章就可行了。

在寫《辛亥革命史稿》其他卷時，同樣遇到不少類似情況。由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文化大革命”后重新起步進行史學研究的時間要晚一些，怎樣才能急起直追？隻能盡量擠時間攻讀新發表的相關歷史資料，同時繼續本著問題意識研究其他部分的史實，提出新的問題。這樣堅持下來，終於在完成單位的主要工作，即主編《周恩來傳》的同時，和胡繩武同志共同完成了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同事們和我開玩笑，說“你是白天周總理，晚上孫總理”，這確是事實。在兩者之間又有主次之分：首先必須保証《周恩來傳》的完成，這是重要的正業﹔《辛亥革命史稿》隻放在業余時間寫，但也要下定不動搖的狠心。后來，《周恩來傳》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辛亥革命史稿》獲得第一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做到了“兩不誤”，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問題意識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體會到工作中合理的統籌安排和下狠心堅持到底的重要性，三心二意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尋求問題的答案

問題確定后，接下來是如何尋求問題的答案。這需要做大量切實的工作，否則，盡管提出了很有意義的問題，最后可能還是一場空。史學界有一句流行的話，是對如何尋求問題答案的簡潔回答，那就是“論從史出”。

從1980年起，我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第一項任務就是主編《周恩來傳》。周恩來的一生，幾乎涉及一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的黨的領導人的檔案非常豐富，我們還可以訪問很多親身經歷過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值得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實在太豐富了。這裡隻舉其中一個例子。

我曾寫過一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這篇文章下筆前我有些躊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所犯的三次“左”傾錯誤的表現和后果，在中共黨史學界幾乎盡人皆知，在各種黨史著作中幾乎都有詳細的敘述和評說，還能寫什麼呢？經過反復考慮，我覺得還有幾個重要問題仍不很清楚，那就是：為什麼當一次“左”傾錯誤剛得到糾正，接著又會發生另一次“左”傾錯誤，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嚴重？為什麼當這些錯誤發生后，能夠被黨內許多人包括不少有很高水平的領導人所接受和支持？三次“左”傾錯誤，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差別，甚至是性質上的差別？這看來也不能全歸因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記得新中國初期國家開展大規模基礎建設時曾有一句口號：“先有完善的設計，才能施工。”對史學工作來講也是如此。有了這些問題，頭腦中就有了一個通盤的分析，文章也就好下筆了。

古人曾講：“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學”和“思”的關系。正確處理這一關系，是尋求問題答案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

從事史學研究，大概需要從“學”開始。首先要廣泛而刻苦地搜羅、閱讀同需要回答的問題有關的歷史資料，努力弄清事實經過，也就是做好“人証”和“物証”的工作。其次，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考，這就是“斷獄”的基本依據。不能在沒有弄清事件真相的時候光坐在那裡胡思亂想。最后，還要盡可能地查找並閱讀前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判斷，如果同意他的看法，就不必再下大力氣去研究，最多隻需要作些補充。研究工作需要以此為出發點，但不能停留於此。

“思”和“學”不是一先一后的關系，而是同步進行的。要一面看，一面想：原來以為事情是這樣的，忽然在一段很長的文稿中，有幾句人們以往沒有很注意的話突然跳出來，使自己恍然產生一個新的想法，發現了問題的關鍵。但這個一面看一面想的過程決不能到此結束，不能輕易下結論，而是應該繼續往下看。看到還有另一面的記載，既可以補充新的証據，也可以檢驗原有看法。根據新的材料，對剛剛形成的看法，或者補充，或者毫不可惜地推翻。這樣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多反復幾次，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就逐漸確定下來。

有時會看到一個缺少經驗的朋友，對全局沒有了解，也沒有經過用心思考，就大段大段地把資料抄成卡片，以后就靠這些卡片思考和分析問題。結果，花時間抄了不少沒有多大用處的資料，有些重要而比較分散的資料卻漏過去了。這可以說是“學”和“思”沒有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例子。

我自己做研究工作的經驗，往往是先看基本材料，一面看，一面想，對所研究的問題有個基本的、輪廓性的了解，再查看相關專題資料和著作，弄清重要的細節，就可以動手寫文章了。

自己把問題基本弄清楚后，自然希望別人也能夠清楚自己的想法，這就有一個表達的問題。文章也好，書也好，都是為讀者寫的，不是隻為自己看的讀書筆記，因此，特別重要的是要處處為讀者著想。標題或導語要醒目，要能吸引讀者拿起來並且看得下去。在全文中要盡可能有幾句體現主題的生動警句，如毛澤東所說的“愚公移山”、“紙老虎”、“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等，往往比說一大堆空話、老話給人的印象深刻得多。文字也要適應讀者的需要，在規范使用現代漢語的前提下盡可能口語化一些（當然，應該比口語簡潔），就像兩個人對話那樣，平易地講給對方聽，而不是讓讀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看不懂，那文章就白寫了。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有的人認為這些只是“雕虫小技”，那是不對的。記得《周恩來傳》寫出來后送給胡繩同志審閱，幾年后他同我說起這件事，他說：別的都忘了，隻記得當時幫你刪掉了幾十個“了”字，因為寫入史書的都是過去已完成的事，沒有必要再用那麼多“了”。當然，有時需要強調語氣，如“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裡的“了”是可以用的。像他們那樣的大師對文字尚且如此講究，年輕的史學工作者更應該十分注意。

胡喬木同志說過，別人說他寫文章快，其實他的文章都是改出來的。無論文章還是著作，我花在反復修改上的時間是很多的。反復修改的內容大體上有幾個方面：一是全文的主題（也就是要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否能給讀者留下比較突出的印象。必要時要為此寫幾句引人注目、色彩強烈的話，不能使主題停留在一段長文中平平常常的幾句，而往往被人忽略過去。二是全文的內在邏輯是否通順。文章總是力求一氣呵成，不能一下說到東，一下說到西，結果不知所雲。三是全稿中是否還有重要的事實或者分析要補充。四是文字是否比較流暢生動，使人能不太費力地看下去，同時又力求准確。例如，有一位朋友寫到領導同志在隊伍前講話后，每一個戰士都充滿了激情。我就問他：你這樣寫，是不是對“每一個”戰士都調查過？這自然是沒有的。我就替他把“每一個戰士”改為“戰士們”。因為這是學術著作，不宜有這種夸張的語言。五是對於讀者可能提出疑問的地方，必要時要在文中預先說明。六是自己在初稿中講錯的地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因為要回答某些原來不很清楚的問題，文章或著作應該有些新意，但如果不慎重，也可能出現片面或過頭的話，作出不准確甚至錯誤的論述，這是需要著意避免的。這些要求，我未必都能做得到，但確實是用心這樣做的。不下扎實的功夫，就隻能做到“大而空”或“小而碎”。

關於問題意識，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文中講了許多史學研究工作應該注意的問題，只是我在70余年研究中的一些經驗教訓，以及看到其他學者經驗的體會，並不是我自己都能做到。我已年過90，這篇文章又是我最近連續住院治病期間寫成的，毛病自然更多。二是現在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很多，他們對治學有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對文中談到的這些也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希望讀者能多加指教。

（作者金沖及，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