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華文明發展新道路

內容提要：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標志著文明問題上的新覺醒。此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被封建主義腐朽的外殼所束縛窒息，中華文明因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尤其是精神侵略而陷入危機。中國共產黨必須以新的思想體系為指導，才能將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使中華文明獲得新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教條主義的過程中，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個科學命題，同時又回答了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隨后，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既系統地回答了中華民族向何處去的問題，又回答了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成為貫穿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綱領、社會主義建設文化綱領、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

關鍵詞：中華文明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堅定步伐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任務被正式提上日程。在這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時刻，回顧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探索中華文明發展道路所做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一、 問題的提出

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在1840年后中華民族面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亡國滅種之災背景下，這標志著文明問題上的新覺醒。

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國人最先感覺到的是西方國家“船堅炮利”的威脅，因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為長期受封建思想束縛的中國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鮮空氣。然而，隨之而起的洋務運動，不僅“富國”與“強兵”的目的一個也沒有達到，而且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盡管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早期工業化進程，但在不觸動封建專制統治的情況下，早期工業化的成果隻能被極少數人所壟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甲午戰爭的失敗，極大地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派力量，將中國人被動挨打原因的反思，從“船堅炮利”提升到制度層面。這便是維新運動。實際上，這方面的思想准備，早就開始了。為減少變法的阻力，康有為把民權、平等、君主立憲等西方民主政治思想附會在孔子的《春秋》上，即在“中學”裡尋找“西學”的依據，以求中西互通之效。他們還提出一整套變法維新主張，“擇法俄日以定國是”，即希望效法俄國、日本等與中國國情比較相近的國家的成功道路，通過變法實行君主立憲制，建立國會，制定憲法。為此，康有為援引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政體作為根據，提出“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制度局之設，尤為變法之原也”。制度局下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游歷、社會、武備等12個分支機構。盡管戊戌變法的結局隻能是失敗，但它的意義和影響卻是深遠的。正如歷史學家范文瀾所說：“戊戌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知識分子從此在封建思想裡添加一些資本主義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來，應該說，前進了一步。”

這以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取代維新派肩負起民族復興的重任。他們的思想武器仍然主要來自西方，但更加系統化，並用民主共和綱領取代君主立憲。此時，西方資本主義已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為壟斷，西方列強圍繞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斗爭愈演愈烈，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來。這些情況反映到孫中山先生關於創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國方案上，他開始考慮如何使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避免重蹈覆轍。他在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時，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會革命的關系，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弊端，提出“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他在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政體基礎上，提出創設“五權分立”，即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外，增加考選權和糾察權，稱為“破天荒的政體”，認為“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獲得空前的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從此，“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然而，革命果實最終被北洋軍閥所篡奪，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方案也救不了中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並把重點放在文化和文明問題上。這一方面是因為思想界出現了一股文化復古主義思潮，其代表者把矛頭指向辛亥革命，認為當前社會的一切亂象皆出自民主共和。這說明，不鏟除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中華民族不可能走向新生。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也是中國近代以來進步思想發展一步步演化的結果，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到“擇法俄日以定國是”的維新變法的流產，再到“民主共和”的實踐，這一次次的失敗挫折使中國思想界的有識之士第一次提出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因而掀起一場針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的頭腦風暴。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前，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中華傳統文明的危機。國學保存會、神州國光社的創立者鄧實慨嘆言：“今之憂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淪亡，則疾首痛心於數千年之古學，以為學之無用而致於此也。”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也說：“近日風氣，士人漸喜新學，頓厭舊學，實有經籍道息之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不可能為中華文明的存續發展找到出路，但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傳統士大夫們對中華文明面臨危機的強烈感受。

中華文明向何處去？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從西學出發，提出“科學”“民主”兩大口號。1915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時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直言：“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進一步提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此時提出的“科學”“民主”兩大口號，無疑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范疇，但與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時提出的“天賦人權”和民主學說相比，又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因為，不僅由科學技術進步而推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推動西方國家蓬勃發展起來，向世人証明了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力量﹔而且自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以來，生物進化論証明有機界的發展有規律可循。這些都彰顯了科學的力量，推動著工業文明向前發展，也使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中華文明發展的希望。

新文化運動還推動了文學革命的廣泛發展。胡適、郭沫若等人以白話文寫文作詩為武器，宣傳新思想新觀念。特別是魯迅於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無情地鞭笞封建禮教。其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然而這些探索，只是深化了人們對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認識，用“科學”“民主”精神解放人們受著嚴重束縛的頭腦，卻未能為中華文明擺脫危機找到出路。不僅如此，發生於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以極端的方式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還以空前的悲劇展示了將科學技術進步運用於戰爭后有什麼樣的后果。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先進的中國人重又陷入思想苦悶之時，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成為五四運動的直接結果，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錯綜復雜的歷史發展中，始終與人民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走了一條上升的路線，使之成為“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從此以后，中國的革命雖然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領導階級變了，逐漸由資產階級讓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進政黨 —— 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變了，逐漸由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讓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 —— 毛澤東思想﹔發展方向變了，逐漸由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發展藍圖讓位於經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道路。這樣就奠定了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推動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轉折點地位。

與此同時，由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所決定，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在規定性所決定，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口號並沒有消失，而是被賦予新的時代涵義和新的指向性。這裡的科學，不再僅僅限於自然科學和先進技術，而是包括了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而且日后的歷史日益証明，在各種救國救民的理論中，真正能夠實現旗幟、理論、道路的統一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隻有馬克思主義。這裡的民主，不再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條路已經被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所証明，此路不通，隻能另覓他途。這個“他途”，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

更為重要的是，盡管中華文明有著5000多年生生不息、持續發展的輝煌歷史，但此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被封建主義腐朽的外殼所束縛窒息，中華文明因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尤其是精神侵略而陷入危機。要想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想振興中華文明，必須來一場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以新的思想體系為指導，才能將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使中華文明獲得新生。

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隻有沿著這條歷史的線索和邏輯的線索，才能得到正解。

二、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后的突破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上艱難前行，遭遇了許許多多的曲折。一個很重要的思想障礙，便是王明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他們不僅對中國國情知之甚少，對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知之甚少。這就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但當時最緊迫的是軍事路線問題，解決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問題的條件還很不成熟。從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至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需要集中解決事關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全局性問題，盡管這些問題也涉及黨的政治路線，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全民族抗戰綱領、 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等，但系統解決上述問題的時機尚未到來。 隻有到了全民族抗日戰爭進入從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階段轉變的時刻， 到了共產國際肯定抗戰以來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同王明教條主義斗爭涉及的重大原則問題到了有條件解決的時刻，系統解決上述問題的時機才到來。這就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毛澤東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個科學命題。

在提出這個命題之前，毛澤東首先向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提出了三大學習任務。他說：“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他強調這三大學習任務對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著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接下來，毛澤東回答了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一開始就點明了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當作教條看”，還是“當作行動的指南”的對立，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隻有這個行動指南，隻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他進而把“學理論”與“得勝利”聯系起來，提出：“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

隨即，毛澤東又回答了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

如果說上面這段論述是循著“學習歷史遺產對我們有什麼用”的理路展開的，那麼下面這一段論述則更觸及了馬克思主義要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來實現這個關鍵，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本土化”問題。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正是從這樣的邏輯來展開，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對中國共產黨具有永久性影響的深刻命題。他這樣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以上，我們沿著毛澤東當年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的思路，再現了他是如何通過系統回答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兩大問題，來順理成章地提出這個命題。下面，我們再來簡要總結一下。

第一，毛澤東提出學習的三大任務，是為了反對和扭轉教條主義風氣，針對的是教條主義者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歷史遺產、什麼是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的問題。而這三個問題都是“兩個結合”的基本問題。

第二，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主要途徑，既包括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包括學習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將其轉變為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的方法﹔還包括使馬克思主義通過民族形式加以實現，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特性、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第三，“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又一種方式的表達。

以上這些，既是毛澤東同教條主義劃清思想界限和方法論界限的思想利器，也是他后來進一步回答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基本方法。這些要點，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繼《實踐論》《矛盾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后的發展，使之上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專門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指出：“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這些重要論述，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從哲學的高度作了注腳。

三、 圍繞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理論創造

如果說，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概括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科學命題﹔那麼，毛澤東通過《新民主主義論》系統總結五四運動以來在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向何處去指明了正確方向。

自五四運動提出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之后，思想界的討論和探索一直沒有中斷過。1933年7月，《申報月刊》還發起了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1934年2月起，國民黨政府也發起“新生活運動”，宣揚“禮義廉恥”“知仁勇”等思想觀念。

毛澤東十分關注這些思想動向。1939年2月20日，他在寫給張聞天的信中說：“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他特別談到“知仁勇”三達德，並給出唯物主義的解說，指出：“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了（現在我們說的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還向延安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提出一個建議：“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伯達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還覺得不大嚴肅。”

1939年是毛澤東思想發展的重要一年。毛澤東在這一年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主持編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歷史教材，為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做了充分的准備。其中提出並闡發的許多思想和論斷，是1938年10月《論新階段》思想脈絡的進一步具體化與深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則是新民主主義理論集大成之作，系統地回答了中華民族向何處去這一關系民族、人民、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論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回答了中華文明向何處去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原是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當時的標題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足見文化問題在這篇講演中的分量。這篇講演第一次發表時，曾以原標題刊發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同年2月15日在延安出版）。五天后在《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針對蔣介石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關於“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主張，開宗明義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為解答這個問題，他回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口號，並歸結為“實事求是”原則，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毛澤東將中國革命一分為三，即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文化革命，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隨后，毛澤東從“中國的歷史特點”入手，說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文化革命的對象、任務和性質﹔從“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入手，說明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作為中國革命第一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又分為兩個階段，分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毛澤東正是從中國歷史方向與世界歷史方向的交匯點，來把握和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的。以下，我們著重說明毛澤東如何論述和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用了五個部分，即全文的三分之一篇幅，專門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問題。

他先從“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破題，依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觀點，分析了當時中國存在的三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一是帝國主義文化及其奴化思想的文化﹔二是半封建文化﹔三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這些不同性質的文化是如何斗爭發展的？又是如何決定著“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基本走向的？毛澤東並沒有簡單地給出結論，盡管這個結論在他心中已經醞釀成熟。他的分析從現時轉向了歷史，進而闡明“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他指出：“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澤東總結了“五四”以來的文化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歷程，將其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時期以五四運動為主要的標志。第二個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志，在政治上形成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第三個時期是1927年至1937年的新的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進行中國革命，形成了軍事“圍剿”與反“圍剿”、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的斗爭局面。“第四個時期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革命的曲線運動中，又來了一次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范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

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指導現實與未來。毛澤東通過對“五四”以來的文化革命統一戰線四個時期發展歷程的總結，得出如下結論：“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字裡行間，不但透露出何種力量支配著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也閃爍著對中華文明新輝煌的渴望與自信。

說到這裡，毛澤東筆鋒一轉，以“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為題，指向了新文化20年曲折發展中的主要思想障礙——文化專制主義，同時又區分了新文化同社會主義文化的界限，指出：“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在最后一部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裡，毛澤東系統闡明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從而科學地回答了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也為中華民族向何處去指明了正確方向。

毛澤東在這裡採取了先分后合的論述方式。首先闡明“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因為這種新文化是“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是帶有中華民族特性，屬於中華民族的﹔是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的。同時，這種民族的新文化，還負有同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的歷史責任。

其次闡明“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這是因為，這種新文化“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

說到這裡，毛澤東特意寫了很長一段話，用以說明如何正確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原則立場和科學方法。他寫道：“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在這裡，毛澤東將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區分“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的工作，放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裡面來論述，其用意是深遠的。這說明， 不做好這項工作， 新文化的科學性就不完整、 不徹底。 這也是毛澤東在創建新中國后高度重視並力倡“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因之一。

最后闡明“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澤東指出：“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這不僅解決了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還解決了中華文化屬於誰、為了誰的問題。毛澤東還闡明了革命文化在中國革命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於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這些論述，早已超越了某些人所說的“工具論”。

毛澤東還提出：“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在這裡，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文學革命”，由於文化為什麼人的問題的解決而獲得了新生命。

全文的最后，毛澤東給出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答案。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光輝前程。如今，這已發展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並在新時代進一步提出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兩個結合”，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光輝前程。如今，這已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庄大道，並在新時代踏上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

余論

綜上所述，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構想，對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科學解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使這些思想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同樣，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理論也在不斷發展完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也在繼續發展，對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探索也由科學解答發展到制度建設。

繼《新民主主義論》之后，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科學回答了革命文藝是為什麼人、文藝創作的源泉在哪裡、如何為工農兵大眾服務、如何處理好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如何正確開展文藝批評、如何轉變作風等一系列事關文藝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稱贊由兩位編導、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的平劇 （即京劇） 《逼上梁山》 ， “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倡導的戲曲改革，由此發端。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徹底勝利的時刻，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撰寫的《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評論文章裡，進一步闡發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文明觀。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將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向前推進，預言了中華文明在新中國的歷史紀元中的新生。他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同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裡，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這一規定，將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和文化理論轉化為新中國建國的制度安排，使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不僅有了正解，還使這一正解有了法律保障。

《共同綱領》還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民主”兩大口號后，對這兩大口號的科學詮釋至此也有了正解。

“飲水思源”。在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今天，我們應永遠銘記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探索中華文明發展新道路所做的歷史貢獻。

注釋從略

（作者：李捷，中國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