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農村調查》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毛澤東同志是黨內調查研究的開創者和杰出代表，他進行的農村社會調查，著手之早、持續之久、規模之大、內容之廣、影響之深，在黨內外都是十分突出的。毛澤東青年求學時代的“游學式”調查為后來從事調查研究奠定了思想和實踐基礎﹔自接受馬克思主義，投身中國革命運動以后，就致力於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地區的歷史和現狀。他利用革命斗爭間隙進行了大量實際調查，1941年出版的《農村調查》，是他在中央蘇區進行調查研究的寶貴資料，也是探索革命道路的理論成果。

出版《農村調查》：“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

1937年10月，毛澤東准備將“親手從農村中收集的材料”匯編成書，這些材料一部分在戰爭中遺失，自己還掌握的僅存11個部分。他的初衷是“為免再損失，印出若干份，並供同志們參考”。毛澤東寫好了序言，但書卻未能出版。

1941年3月17日，毛澤東再次為先前的調查材料寫了一篇序言。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完全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還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1941 年4月19日，毛澤東在校讀完書稿后專門寫了《跋》。稍后，《農村調查》在延安正式出版。

《農村調查》收錄文獻14篇，包括：《序言一》《序言二》《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后的富農問題》《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和《跋》。其中的調查材料，除兩部《土地法》外，《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后的富農問題》作於1930年10月至11月﹔長岡、才溪兩鄉的調查作於1933年11月。

《農村調查》鮮明地表現了毛澤東遵循“眼睛向下”、相信群眾和實踐出真知的調查理念。《興國調查》通過了解8個家庭，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讓他知曉了農村的基礎概念。《東塘等處調查》弄清了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木口村調查》了解了村政府委員會的成份和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份，以及中農和富農小地主在斗爭中的立場變化。《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記述了贛西南土地斗爭的情況。《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是江西省委吉安會議上陳毅、陳正人、馬銘等關於同土地革命錯誤路線作斗爭的報告的要點。《分青和出租問題》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吉安擴大會議上的摘錄，內容是關於分田中富農和貧農的問題。《分田后的富農問題》記錄了贛西南特委常委王懷和贛西南北路行委書記陳正人兩人報告的關於永新和北路富農如何剝削牟利的情形。《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收集並總結了兩鄉的蘇維埃工作經驗，“供給一切落后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

《農村調查》的遺憾：兩份重要文獻因遺失而未收入

毛澤東極其珍視自己的調查材料，“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無奈革命戰爭環境險惡，保存這些材料殊為不易。《農村調查》出版的延后，也為這本書帶來了遺憾。

在“序言二”中，毛澤東開頭就交代：“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烏調查又遺失了。”他痛惜的是，《尋烏調查》原本在1937年第一次計劃出書時尚存。因此，《農村調查》在延安出版時並不包含1930年5月的《尋烏調查》，以及同一個月在總結調查工作經驗基礎上而作的《調查工作》這兩個重要文獻。恰恰這兩個作品堪稱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上和理論上的標志性著作。失去《尋烏調查》和《調查工作》兩文，既是毛澤東個人的憾事，也是《農村調查》這本書不小的遺憾。

好在歷史的塵埃掩不住思想的光輝。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著作在當時有石印本、油印本等形式為革命者學習和流傳。新中國成立后，《尋烏調查》在我黨的檔案中找到，並在198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首次公開發表。《調查工作》也於1957年由福建上杭縣農民賴茂基捐獻石印本，得以再次與讀者見面。1960年底，毛澤東讀到《調查工作》，對工作人員表示這篇文章“是喜歡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篇文章是1930年寫的，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從毛澤東的話中可知，此處“兩篇文章”應指《調查工作》和《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反對本本主義》和1964年修改的《反對本本主義》不是同一篇文章。】。1961年3月，毛澤東將這篇文章印發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的同志，並寫了一段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1964年，毛澤東將這篇文章作了些文字修正和補充，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

重視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澤東高度重視並切實進行社會調查，與我們黨“吃了不可勝數的所謂‘欽差大臣’的虧”密切相關。與“欽差”不同，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深入了解實際狀況，制訂政策策略的依據。他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身，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

當然，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把自己數年前的調查報告作為“一種歷史的材料”印出，供同志們參考，是一種謙虛之辭。結合革命斗爭的復雜背景和黨內的思想狀況，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出版《農村調查》的真正意涵。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歷史上“左”傾錯誤的問題及其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進一步促使他下決心解決黨內的教條主義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教條主義盛行，重要原因就在於黨內有許多人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不懂得中國特殊的國情，而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毛澤東認為，要使全黨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危害，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就必須加強調查研究，使全黨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和學會調查研究的方法。但是，要改變和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很容易的。因此，編印《農村調查》一書，就是毛澤東為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狀況的一個具體措施。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檢查討論黨的路線問題，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上取得了共識。后來，毛澤東說：“九月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報告整風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由此觀之，1941年時《農村調查》能夠順利出版，是形勢所迫，且時機也成熟了。

反對本本主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農村調查》是一部實踐特色與理論特性兼備的調查研究經典著作。概言之，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要進行調查研究？怎樣進行調查研究？”的重大課題，他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觀點逐漸在調查的實踐和文本中構建和形成。

第一、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30年5月，毛澤東在《調查工作》開篇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31年4月，他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繼續強調：“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在《農村調查》“序言二”中，他表示不后悔“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認為那些沒有經過周密調查的議論或批評，不過是無知妄說。針對當時一些人“唯書”、“唯上”的錯誤傾向，他批評“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的心理，反對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做法，不贊成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他指出，為什麼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在作怪。怎樣糾正這種錯誤？答案是：“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可以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是毛澤東對調查研究重要意義的理論概括，是他對為什麼要開展調查研究的最好回答。

第二、提出了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相結合的實踐導向。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認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澤東形象地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在《東塘等處調查》中，毛澤東發現了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的嚴重性，實際操作中違背了《土地法》中以鄉為單位分配的要求。他提出，這種利於富農不利於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再如，通過《木口村調查》，他意識到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富農小地主則在農民的激烈斗爭中要走到反革命陣營中去。他調查后反思，在土地斗爭中殺掉的七個反動分子，小地主富農各三人，“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殺，卻是問題”。這些調查，為解決土地斗爭中的問題和調整土地革命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據。

第三、提出了實事求是、反對教條的重要原則。在《農村調查》中，毛澤東非常鮮明地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共產黨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絕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他大聲疾呼那些“坐在機關裡面打瞌睡，從不肯伸隻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的人，“迅速改變保守思想”。他強調，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結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甚至對於自己調查的結論，他也不固執已見。例如，《尋烏調查》是毛澤東“最大規模”的調查，調查報告長達5章39節8萬余字。1931年2月在寧都小布總結這次調查時，毛澤東陳述了這個調查的“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在《興國調查》中，他說：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情況，倘若根據“想象”和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他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要學習，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第四、提出了求真務實、深入群眾的科學態度和方法。作為我黨農村社會調查的開拓者，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思想達到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境界，他不僅在世界觀的層面對調查研究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在方法論層面對調查研究提出了科學具體的方法。他提出調查研究不僅是工作方法，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認識論。這就從認識論的高度闡釋了調查研究是取得正確認識的基礎，是形成我們黨正確思想路線的前提。他提出了密切聯系實際、力戒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科學態度﹔提出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深入群眾依靠群眾的方法、典型案例與“解剖麻雀”的方法，等等。對如何開好調查會，他總結出要作討論式調查、調查請什麼人、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自出馬、調查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等技術要點。他提出的這些認識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是科學有效的。

永遠的號召：“繼續當一個小學生”

《農村調查》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土地革命服務斗爭實際需要的，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記錄和經驗總結，也僅僅是他一生中調查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農村調查》和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其他文獻及其理論觀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閃耀著思想的光輝，永遠不會過時。

在《農村調查》“序言二”末尾，毛澤東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毛澤東還說過：“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用好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做好調查研究這一“基本功”，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全黨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之際，大興調查研究，將進一步推動全黨認識好這個“傳家寶”，掌握好這一“基本功”。

（來源：《百年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