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大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作者:辛向陽 呂耀龍    發布時間:2024-04-07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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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証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全面、系統、准確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離不開對這一科學思想蘊含的七大思維的把握。

一、從戰略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事關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長遠問題、根本問題,突出了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描繪了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途徑。

(一)回答了事關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長遠問題、根本問題

宣傳思想文化建設關乎精神生產的問題,關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問題,也關乎文化主體性鞏固的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運用辨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深刻回答了這三個重大問題。

第一,宣傳思想文化建設屬於五種生產中的精神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作為歷史的前提的“現實的個人”的五種生產,包括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生產的再生產、人及家庭關系的生產、家庭之外社會關系的生產、精神生產,並指出“精神”從一開始便受到物質的“糾纏”,人們以一定方式生產自己的生命和意識。可見,他們既重視物質性的生產,又強調精神生產的重要性。習近平強調:“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經濟發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國家能夠稱為強大嗎”。這些重要論述是在新時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對精神生產作出的戰略部署,以使思想文化更好地適應國內外形勢變化需要。

第二,宣傳思想文化建設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一論述強調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証統一。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辯証關系基本原理的運用和發展。他指出:“隻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發展、相互促進的結果”。宣傳思想文化建設作為促使上層建筑生成與變革的關鍵,一方面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又對經濟基礎的生成、發展與鞏固產生反作用。因此,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重視抓意識形態工作,從而確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能夠花開並蒂。

第三,宣傳思想文化建設要不斷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西方資產階級曾經憑借其所創造的現代化奇跡打壓其他文明,如今雖然其現代化優勢日漸式微,但是它們仍然試圖通過價值外交、文化同盟來圍堵、扼制非西方文明。面對多元文化並存但西方中心主義仍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局面,以宣傳思想文化建設不斷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成為中華民族自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証。習近平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宣傳思想文化建設要在由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不斷深化“第二個結合”,從而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夯實民族精神獨立性、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重要保証。

(二)突出了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宣傳思想工作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這是習近平從全局工作的戰略高度出發,對宣傳思想文化建設重要戰略地位作出的明確強調。這一重要戰略地位是由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和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使命任務決定的。

一方面,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宣傳思想文化建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凝心聚力、團結群眾。馬克思十分重視理論對群眾的指導作用,曾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列寧則對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進行了劃分,明確指出:“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科學理論,在全世界是廣大無產者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識形態,能夠極大地指導和團結群眾。新時代以來,面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網絡主流思想輿論引導難度增大、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增大。等新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偉力在加強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建設、加大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力度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宣傳思想文化建設肩負重大使命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次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根據形勢變化均對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使命任務作出了重要戰略部署。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在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他指出,做好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必須“自覺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全黨特別是宣傳思想戰線必須擔負起的一個戰略任務”﹔2023年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傳達了習近平的重要指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要有新氣象新作為。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這個首要政治任務”。宣傳思想文化建設所承擔的“重要任務”“戰略任務”“首要政治任務”等重大使命任務是其重要戰略地位得以明確的基礎。

(三)描繪了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途徑

習近平文化思想在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針、工作理念和主要著力點等,這些都構成了深入推進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戰略途徑。一是要以“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為重要方針,從而更好地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更好地鼓舞人、激勵人。二是要以“大宣傳”為工作理念,促使各領域各行業的宣傳思想工作相關部門能夠通力合作,將宣傳思想工作引向深入、干到實處。三是要以“七個著力”。為主要抓手,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的全面領導﹔堅持以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為關鍵來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培育正確價值導向﹔堅持以全媒體融合發展來提升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堅持以“第二個結合”賡續中華文脈﹔堅持以文化體制改革、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等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堅持在國家形象的自塑和他塑中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二、從歷史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在歷史中探源文明,在大歷史中看待中華文化,廓清了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迷霧,強調在文化創造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一)在客觀歷史中探源文明

中國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這是不爭的事實,更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鐵証。習近平指出:“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西方考古學界通過對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的考古得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的結論,在這一衡量標准之下,中華文明隻有3000多年的歷史。但是,這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標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真實存在的考古實紀和古代典籍來探源中華文明的歷史,依據唯物史觀“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科學論斷,重新提出文明的界定標准即新的文明三要素:城市、階級和國家,並且以這一嶄新的衡量標准來判定中國社會進入文明的歷史,証明了中華民族擁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既實現了對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范式的重大創新,又回應了西方考古學界在判別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謬誤。習近平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以真實歷史探源文明、准確認識中華文明史,為歷史溯源、文化尋根提供了科學依據,使得中華文化的生成發展歷程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

(二)在大歷史中看待中華文化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載,其中蘊含的深厚文化底蘊不能僅僅截取某一歷史時段來進行解讀,而是需要在長時段的大歷史中進行考量,隻有這樣,才能客觀准確地了解中華文化。改革開放之初,有人提出,近代以來中國落后是因為中華文明本身就有僵化、封閉的基因。顯然,這是錯誤的觀點。習近平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縱觀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閉關鎖國隻存在於很短的歷史時期,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開放包容。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禮記·王制》中記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唐朝對外來宗教採取包容態度,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外域宗教得以傳入中國,使得中外多元文化進一步交融薈萃﹔宋朝建立了一系列對外貿易口岸,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等科技成果伴隨中外文化交流影響遠及歐洲。可見,“如果歷史觀錯誤,不僅達不到學習教育的目的,反倒會南轅北轍、走入誤區”,隻有聚焦長時段歷史,才能避免產生“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謬誤。

(三)廓清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迷霧

習近平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歷史,更不能任由他人歪曲本民族的歷史﹔既不能在歷史上忘祖,也不能在文化上忘本。因此,要“自覺反對那些數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自覺提升境界、涵養氣概、激勵擔當”。近代西方中心主義興起之后,歷史虛無主義日益泛濫,試圖通過扭曲、杜撰歷史來否定中華民族的真實歷史,這觸及到中華民族在歷史文化問題上不可觸碰的底線。習近平以蘇為鑒,指明了歷史虛無主義包藏的禍心:“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他多次在重要講話中以大歷史的寬廣視野對中國共產黨100多年的奮斗史、18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500多年的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進行了回顧,充分肯定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重要性,為思想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有力廓清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迷霧。

三、從辯証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運用聯系的普遍性原理認識文化,運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把握中華文化的獨特性﹔運用規律的客觀性原理探究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

(一)運用聯系的普遍性原理來認識文化

習近平指出:“唯物辯証法告訴我們,事物與事物之間都是彼此聯系、不可分割的。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如果孤立地、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就會犯形而上學的錯誤。”隻有在全面聯系中去認識文化,才能看清其本質。習近平文化思想始終將文化擺在黨和國家事業的全局中來考量:一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將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放在一起進行戰略部署,充分重視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明之間的聯系,全面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二是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他在講話中拓展了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將文化自信與這“三個自信”緊密聯系起來並提高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上,形成“四個自信”。三是在世界多元文明的宏闊視野中審視中華文化,並將文化尋根與歷史溯源密切聯系起來。在2023年11月24日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所致的賀信中,他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豐富發展,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共同的進步”。

(二)運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來把握中華文化的獨特性

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從矛盾的特殊性視角出發發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習近平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對中華文化鮮明特色與中國道路選擇的關系作出強調:“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華文化由中華民族涵養生成,同時又是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沃土。此外,他在2023年6月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要認識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個突出特性,這就從文化層面過渡到了文明維度,以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來透視中華文明,進一步彰顯出唯物辯証法的真理光輝。

(三)運用規律的客觀性原理認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規律是事物內在的必然聯系,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客觀性特征。實踐要求人們必須善於總結經驗、發現規律和運用規律。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立足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經驗,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一是先后在2013年、2018年、2023年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進行了一系列經驗總結,從提出“兩個鞏固”到提出“七個著力”,不斷深化關於宣傳思想文化建設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二是將規律性認識上升到制度層面。“制度是安邦定國之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並首次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確立為一項根本制度,為新時代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道路明確了前進方向,也構成了中國文化制度不同於其他國家文化制度的顯著特征。三是提出“兩個結合”是必由之路的重要論斷。習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高度契合之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更加充實,經由“第二個結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引向深入已經成為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的必由之路。

四、從系統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系統觀念,強調文化系統內部不同文化要素之間的互補,注重對文化工作進行整體性部署,注重發揮文化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作用。

(一)強調文化要素之間的互補

習近平明確提出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文化既不是鐵板一塊、不可解析,也不是互不關聯的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個具有結構和整體功能的由許多復雜的元素組成的系統。一個文化系統的落后過時,固然與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其結構的不合理。因此,文化系統的新陳代謝,固然要靠文化要素的增減損益,但根本的改造的途徑在於舊系統結構的消解和新系統結構的重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素與生成於西方文化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要素分別具有各自的特性,前者在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后,恰好能夠與后者實現互補,共同構成一個既有真理性又有人民性的文化系統。

(二)注重對文化工作進行整體性部署

“系統的整體性並不是指各系統要素簡單的疊加,而是指通過一定結構將各個要素有機聯系起來,使系統的整體具備單個要素所不具備的新功能。”習近平對文化工作的部署體現出系統思維的特點,要求“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推進文化工作。一是早在2013年部署新形勢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時,他就把做好文化工作與文化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強調“要繼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二是2018年部署宣傳思想工作時,他強調:“要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引導全體人民自覺踐行。要抓住青少年價值觀形成和確定的關鍵時期,引導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廣泛開展先進模范學習宣傳活動,營造崇尚英雄、學習英雄、捍衛英雄、關愛英雄的濃厚氛圍。要大力弘揚時代新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不斷提升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准、文明素養和全社會文明程度。要弘揚新風正氣,推進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朴民風,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三是在關於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方面,他明確提出要“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並強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四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體”和“用”進行了整體性考量,作出包括輿論宣傳、思想道德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網絡建設管理、文明交流互鑒等在內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形成一整套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科學系統的思想體系,為整體推進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學的路線圖。此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也體現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各文化領域的整體性建構。

(三)注重發揮文化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作用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習近平重視發揮文化的現實指導作用,既從社會各個方面凝練思想、薈萃文化,又要文化以各種形式滲入社會生產生活各個方面,並通過這樣的交互方式促進文化發展。他在《之江新語》中對生態文化的科學闡釋就充分體現出這一點:“生態文化的核心應該是一種行為准則、一種價值理念。我們衡量生態文化是否在全社會扎根,就是要看這種行為准則和價值理念是否自覺體現在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產業發展中,是否認真制定和實施環境保護規劃﹔在城市建設中,是否全面考慮建筑設計、建筑材料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在產品生產中,是否嚴格執行綠色環保和質量安全標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自覺注意環境衛生、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等。對照這一要求,必須承認我們在許多方面還相距甚遠,在現實生活中違法排污、違規建筑、亂砍亂伐、亂掘亂挖、亂捕濫殺等無視生態規律的行為還時有發生,究其深層原因是我們還缺乏深厚的生態文化。因此,進一步加強生態文化建設,使生態文化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價值理念,需要我們長期不懈地努力。”

五、從創新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在對中華優秀傳統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推動文化建設,注重創新宣傳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將創新作為一種文化貫穿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各個方面。

(一)堅持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推動文化建設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蘊藏著一座座思想文化的富礦,如何挖掘和運用其中的寶貴文化財富是需要破解的重要命題。習近平指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中華傳統文化由於其產生背景與現代社會存在時空差異,並不能天然地完全適用於現代社會,因此要實現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適應和協調,必須要有一個揚棄的過程,即要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才能實現古為今用,而這一過程也正是充分運用傳統文化資源、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在交融中實現文化創新發展的過程,如此才能夠“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二)注重創新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方式方法

習近平注重對宣傳思想工作方式的創新。一是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部署中貫徹創新理念。他指出:“宣傳思想工作創新,重點要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努力以思想認識新飛躍打開工作新局面,積極探索有利於破解工作難題的新舉措新辦法,把創新的重心放在基層一線。”二是注重對內加強宣傳國外新思想,對外創新宣傳方式。“對世界形勢發展變化,對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於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近年來,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已經成為傳播中國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抖音國際版(TikTok)以“激發創造,帶來愉悅”的理念在全球推廣並風靡海外,進一步拓寬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這些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了習近平關於“完善國際傳播工作格局,創新宣傳理念、創新運行機制,匯聚更多資源力量”。三是創新創作文藝作品。習近平強調,文藝創作要“把提高質量作為文藝作品的生命線,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近年來,國內知名旅游城市紛紛創新創作關於城市文化發展歷程的演出活動,例如《上海千古情》《三亞千古情》《麗江千古情》《九寨千古情》《張家界千古情》《中華千古情》等,形成了“千古情”系列品牌,這些演出一方面運用聲、光、電和舞台場景技術創新了文藝表達方式,更好地傳播了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以積極正面的故事弘揚了主旋律、傳播了正能量,創新發展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

(三)將創新作為一種文化貫穿到各個方面

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中華民族始終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於世。”。創新和變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在創新變革中前進的歷史。《周易·系辭下》就提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創新變革精神。新時代以來,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的重要部分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貫穿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科技創新等各個方面。第一,在制度創新方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並提出336項重大改革措施﹔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黨的二十大涉及重大改革成就、部署重大改革任務48項。第二,在理論創新方面,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質生產力”等一系列重要創新理論。第三,在科技創新方面,“貫徹落實‘創新發展’理念是我國抓住科技革命機遇的重大舉措”。新時代以來,中國搶抓科技革命新機遇,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領科技創新攻堅,致力於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新方向、主導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

六、從法治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加強國家層面文化立法和地方層面文化立法,並以多種形式促進文化建設法治理念的普及,從而實現對中華文化的保護、傳承與發展。

(一)注重國家層面文化立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層面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了受法律保護的文化保障對象和國家所倡導的文化理念與價值准則。一是中醫文化方面的立法。2016年12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明確規定要加大對中醫藥科學研究和傳承創新的支持力度,促進中醫藥文化傳播和應用。二是工藝文化方面的立法。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明確指出要“立足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發掘和運用傳統工藝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藝理念,豐富傳統工藝的題材和產品品種,提升設計與制作水平,提高產品品質,培育中國工匠和知名品牌”。三是文藝文化方面的立法。2019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發了《曲藝傳承發展計劃》,明確指出要“不斷提高曲藝的傳承發展能力,充分發揮曲藝在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推動曲藝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更大貢獻”。四是網絡文化方面的立法。在網絡空間不斷健全多層次、多維度的網絡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加強規范網絡秩序,加大對惡意制造、傳播虛假不實信息者的懲戒力度,進而強化網民規則意識,淨化網絡環境,防止抹黑黨和國家的錯誤輿論沖擊主流意識形態、誤導公眾。2016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國家網信辦發布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五是文化版權方面的立法。“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

(二)注重地方層面文化立法

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對地方特色傳統文化的保護。習近平指出:“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黨的十八大以來,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通過法治來保護和發展當地特色傳統文化,紛紛根據2017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進行文化方面的立法。例如,河北省於2021年通過並施行《河北省長城保護條例》《邢台市傳統村落保護條例》﹔2022年通過並施行《河北省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條例》,明確指出:“為了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遺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傳承人類文明,促進大運河沿線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2023年通過並施行《衡水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浙江省杭州市為了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繼承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延續城市文脈,持續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2022年首次以“城”為單位進行歷史文化保護立法,並於202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杭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明確規定:“杭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應當包括保護范圍、保護對象和‘三面雲山一面城’等傳統格局、自然環境及重要管控要求,其中保護范圍應當包括歷史城區和其他需要保護、控制的區域”。

(三)以多種形式促進文化建設法治理念的普及

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建設法治理念的普及。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追求,將“法治”作為培育成熟國民心態的重要理念之一,使法治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核心價值追求之一,為文化建設法治理念的普及提供了重要保障。習近平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准。”二是舉辦“憲法宣傳周”法治文化主題普法宣傳等活動。例如,2023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聯合舉辦以“大力弘揚憲法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為主題的“憲法宣傳周”法治文化主題普法宣傳活動,全國各地也紛紛開展各種主題活動。三是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例如,2023年,國家圖書館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紅色法治文化館藏法律文獻展及法治宣傳片輪播,以及《中國傳統法文明模式》《紅色法治傳統的現代意義》兩場專題講座﹔故宮博物院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繼續合作開展常態化法治宣傳活動,推動法治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促使廣大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領域更好尊法、學法、守法、用法。

七、從底線思維看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防范西方物質主義膨脹和精神頹廢的危機,注重道德風險防控,注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特別是意識形態安全。

(一)注重防范西方物質主義膨脹和精神頹廢的危機

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物質富足,反對物質主義膨脹﹔強調精神富有、反對精神頹廢﹔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注重防范西方物質主義膨脹和精神頹廢的危機。

資本主義現代化由於以資本為中心,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過度物質化、精神頹廢等許多問題,而資本主義自身卻無法予以克服。美國前政要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經指出,美國夢就是把理想主義與物質主義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夢想。可見,物質主義膨脹、精神生活頹廢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既要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又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些前無古人的創舉,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文化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和靈魂支撐,人民精神世界充盈豐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中國式現代化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強調物質與精神的辯証關系,極大地防范了西方物質主義膨脹和精神頹廢的危機。

(二)注重道德風險防控

習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注重道德風險防控。2013年11月,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時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必須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激發人們形成善良的道德意願、道德情感,培育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提高道德實踐能力尤其是自覺踐行能力,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道德建設水准直接關系到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與否,必須同時從社會和個人兩個層面來抓道德建設。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想強調一下道德建設問題。梁啟超說:‘國之見重於人也,亦不視其國土之大小,人口之眾寡,而視其國民之品格。’如果我們國內違背社會公德的事情比比皆是,觸及道德底線的事情不斷發生,一些人到了國外不遵守公共秩序,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還怎麼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啊?所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從社會風氣抓起,從每一個人抓起。”由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等價值觀的存在,以及對有限道德水准、違背道德行為的懲罰措施等制度設計方面的不完善,不道德行為仍然長時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且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國民形象受損等不良后果。為此,他作出重要部署:“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准、文明素養,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廣泛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開展移風易俗、弘揚時代新風行動,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蝕。推進誠信建設和志願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文化建設運用底線思維,落實習近平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部署,通過完善道德評價體系、道德教育體系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等方式來加強道德風險防控,已經成為新時代提升國民素養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抓手。

(三)注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特別是意識形態安全

習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視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特別注重維護意識形態領域的國家安全。“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新時代以來,國內外多元文化交流交鋒日益頻繁,文化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文化安全既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文化權益,又是構成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與政治安全、網絡完全密切相關,維護文化安全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與此同時,由於意識形態安全直接涉及道路和旗幟的問題,也備受重視。2015年7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十九號主席令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其中的第二十三條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作出了明確規定:“國家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文化安全特別是意識形態安全的充分鞏固,有利於凝聚共識,有利於培育、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要充分運用法治、網絡、新聞輿論等維護好文化安全,特別是要充分履行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職責和使命,引導廣大人民群眾樹立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更好保障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持續生成發展。

習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世界文化版圖,勾勒中華文化經緯,擘畫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嶄新圖景,博大精深,又立足中國當代實踐,把准中華文化脈搏,鋪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崛起通途。

(作者:辛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呂耀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