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四維向度
提 要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對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系統擘畫、頂層設計和全面闡述，構成了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全面、准確、深刻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前進道路上繼續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金鑰匙”。這一重要思想有著清晰的歷史脈絡、深厚的哲學底蘊、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嚴密的實踐進路。從歷史脈絡看，是對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歷史進程的經驗總結﹔從哲學向度看，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論、方法論、價值論的吸收借鑒﹔從文化底蘊看，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憂患意識、革新精神、自省自勵的融會貫通﹔從實踐進路看，將“九個以”的原則性要求作為新的歷史征程中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
關 鍵 詞
習近平﹔自我革命﹔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如何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這是擺在全黨同志面前的一個戰略性問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歷經不懈努力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黨的十八大以來，從“自我革命”的首次提出到明確黨的自我革命“四個自我”的內涵闡釋，從將“勇於自我革命”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到把“堅持自我革命”凝練為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從將自我革命作為回答“窯洞之問”的歷史答案到強調“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系統揭示了包括“四個自我”“兩個偉大革命”“四個統一”“六個必須”“九個以”等在內的本質內容、根本要求、原則遵循以及實踐路徑，逐漸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這一重要思想對黨的自我革命相關問題進行了“元思考”，從根本上回答了“為什麼要自我革命、為什麼能自我革命、怎樣推進自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何認識這一重要思想，關系到我們黨全面從嚴治黨能否奏效、大黨獨有難題能否破解、長期執政能否實現。基於此，本文擬從歷史、哲學、文化和實踐四個維度全面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一、基於黨百余年來自我革命的歷史向度
黨的自我革命是依據世情、國情、黨情實際變化而進行的自我揚棄與創新發展。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階段的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開展了各具時代特色的自我革命實踐，從四個歷史時期考察黨推進自我革命前后一脈相承、繼往開來的演進脈絡，有助於從大歷史觀場域中增進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認識。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思想建黨開啟黨的自我革命新探索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救國救民的實踐探索中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指引，並以此立根鑄魂緊扣強化黨的思想建設的重任著力推進黨的建設“這件偉大的工程”。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肩負著崇高使命和艱巨任務，致力於實現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但由於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部分黨員封建思想的殘余以及對共產國際“本本”式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造成我們黨內思想一度出現“魚龍混雜”的危險境況。為此，中國共產黨圍繞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進行黨的建設，開展了一系列自我糾錯、自我完善的實踐活動。1927年，“八七會議”以“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的決心和力度有力糾正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是黨在幼年時期進行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自我革命。1929年，古田會議將黨的思想建設置於核心地位並明確了思想建黨的原則，為肅清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著力推動黨員思想的政治化、科學化提供了有力支持。194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全黨范圍內開始了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通過學習、對照、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錯誤傾向進行批判，這場規模空前的黨內思想革命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通過對建黨以來革命實踐的審視，提出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以及“兩個務必”的執政警鐘，告誡全黨要保持清醒頭腦、筑牢思想防線，擔負好新的歷史重任。可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思想革命不斷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傾向，於一次次自我淨化之中實現全黨的思想同頻、行動同步。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黨要管黨拓展黨的自我革命新實踐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隨著“進京趕考”過程中黨的執政地位的確立、使命任務的變化，對黨的自身建設也提出更高要求，自我革命的基本內涵在管黨治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拓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鞏固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歷史進程中，黨組織和黨員人數隨之持續增長，出現了思想不純、意志不堅、黨風黨紀渙散現象。為此，我們黨明確提出“黨要管黨”，鮮明地把執政黨建設問題提到重要位置。195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關於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指示》，通過刀刃向內的整風運動初步遏制了黨內的不良風氣。195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關於發展新黨員的決議》，明確在全國執政的新形勢下繼續加強黨員的先進教育並進行思想整頓、組織整頓，有效地清除了政治毒瘤，保証了黨的肌體健康。1952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下大力氣清除干部隊伍中的蛀虫，從嚴處理了共和國反腐第一案，以清正廉潔的黨風政風帶動健康社會風氣的形成。1963年，中共中央批示的《組織工作會議紀要》強調“執政的黨，必須永遠注意加強黨的建設”，通過開展黨員的登記工作、實行干部隊伍的輪訓教育以及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途徑，加強對黨員干部這個“關鍵問題”的管理和教育，用革命者的本色武裝全黨。可見，這一時期以“糾偏”和“整飭”為主要抓手的黨要管黨實踐有力夯實了黨的執政基礎，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拓寬了自我革命的力度、深度和廣度。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從嚴治黨深化黨的自我革命新發展
面對經濟社會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政治清醒正視黨內問題，用正確的政治、思想、組織路線鮮明標示了黨的行動綱領和實踐路向，並以此為基礎開始了一系列自我革命的創新實踐。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目標的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得到歷史性提升，但隨之出現了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比較軟的現象”，黨內消極腐敗、奢靡之風滋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為此，我們黨明確提出“從嚴治黨”“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以改革創新的精神著力推進黨的建設朝著制度化、規范化方向發展。1982年，黨的十二大基於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建設和黨章發展的實際需要，重新修訂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的性質宗旨、黨員干部的管理、黨的紀律等作出了明確規定，並在黨章中首次載入了入黨誓詞，對廣大黨員作出剛性約束，有效恢復和健全了黨的肌體。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以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建設為重點的整黨運動在新的歷史時期展開，廣大黨員的思想覺悟得到極大提高。1992年，黨的十四大首次將“從嚴治黨”寫進黨章，對黨的先鋒隊建設、反對腐敗等重要現實問題作出了明確要求。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將“注重制度建設”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管黨治黨的重要方略。此外，一系列主題教育在全黨范圍內展開：1998年，黨中央開展了“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教育﹔2005年，全黨深入踐行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主題教育﹔2008年，全黨上下開展了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一次次黨內主題教育有力增強了全黨的理論武裝。改革開放以來，以制度治黨與集中教育為鮮明特征的從嚴治黨實踐活動是黨的自我革命在新時期的延續與升華。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全面從嚴治黨開辟黨的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時代，面對紛繁復雜的發展形勢和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研判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難題，在全新的自我革命實踐中大力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取得突出成效，但黨內一些長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徹底糾治，如政治觀念、理想信念有待加強，組織體系、組織建設有待完善，一些違規行為隱形變異、由明轉暗現象凸顯，危及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為此，我們黨作出“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庄嚴承諾，明確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涉及黨風、文風、會風、政風等的八項規定，以中央的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有力糾治了不正之風、革除了頑瘴痼疾。2013年，全黨開展了以上率下、上下結合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民眾關切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問題，進一步夯實了黨群關系“同心圓”。自此之后，主題鮮明、環環相扣的黨內集中教育陸續開展，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了黨內巡視監督“戰略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戰略地位，並逐步形成了“四個全覆蓋”的權力監督新格局。2015年，中共中央頒布實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紀律條文的形式明確了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組織紀律等內容。2017年，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加快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黨的十九大之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呈現出嚴密的邏輯性和內在的體系性，夯實了推進自我革命的“四梁八柱”。從貫徹“八項規定”持續整治“四風”問題到構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長效機制，從突出政治建設的統領性作用到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建章立制，從黨內集中教育的黨性錘煉到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精心擘畫與縱深推進正是中國共產黨偉大自我革命的實踐詮釋。
二、基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向度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我們應對復雜局面、解決現實問題的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本質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三個維度來探析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哲學底蘊和理論基礎，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經常自我批判”的內在要求、“不斷革命”的實踐指引以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價值旨歸。
（一）本質論：“經常自我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內在要求
自我否定、自我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和內在優勢。唯物辯証法認為，事物發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我否定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內因即根本動力。自我否定的邏輯進路就是在肯定與否定的交替性運動過程中實現事物螺旋式上升、達到自我革新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我否定正是通過發現自身問題、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點而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恩格斯曾指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其他政黨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於，它能夠正確對待自身問題，敢於“經常自我批判”。“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使現存世界革命化”是一種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的實踐活動，為了推翻剝削、壓迫的舊制度，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在此過程中進行“經常自我批判”，從而更好地錘煉和塑造政黨自主性和能動性，提升認識和改造客體的能力。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經常自我批判”的思想，注重通過“自我批評”來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強調：“自我批評對於任何一個富有活力、朝氣蓬勃的政黨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政治本色賦予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的精神稟賦和根本動力，這正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經常自我批判”思想的創新性發展和時代化表達。
（二）方法論：“不斷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改造世界的實踐指引
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其內在邏輯前提就是進行“不斷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這一綱領性文獻中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思想，強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它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運動，要經歷長時期的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從此意義看，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必然會引發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應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也就是說，“不斷革命”不僅僅是取得無產階級政權，更需要在取得政權、完成政治革命之后對各方面進行持續性、系統性地改革、斗爭和建設，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形態。
列寧也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會戰，而是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沖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不斷革命”理論集中體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徹底性，既是無產階級領導社會革命運動的重要武器，又是改造政黨自身主觀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方法論指引。質言之，革命領導階級“隻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作為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新時代的“不斷革命”中以“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的徹底性和持久性清除黨內頑瘴痼疾、清除腐化變質的政治灰塵，在理論創新與實踐發展的雙向互動中推動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為繼續“不斷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價值論：“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使命所在
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存在的意義就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列寧曾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強調：“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馬克思主義政黨由最堅決、最徹底的先進分子組成，政黨自身“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能否肩負起“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崇高使命，是檢驗無產階級政黨“是否鄭重”“是否可靠”的重要標准。要完成這一使命任務，必須勇於自我革命、同自身存在的問題作斗爭，使無產階級政黨始終成為革命實踐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此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堅守了“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傳承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使命任務，並通過對建黨以來奮斗歷程的深刻透視將其凝練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現實表征。
實現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國共產黨干事創業的動力源泉，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價值內核。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自我革命就是主動聽取人民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拓寬自我革命執行力度、范圍廣度以及內容厚度的過程，就是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初心使命的過程，並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三、基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向度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薪火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堅持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現實確証，“防患於未然”的憂患意識、“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無事時省察”的自省自勵構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濃郁的文化底色。
（一）“防患於未然”的精神底色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融入中華民族基因血脈的精神品格。“憂患”一詞源於《周易·系辭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左傳》中“‘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告誡人們即使身處安定之中，也要時刻預防可能的危險。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將憂患意識拓向“憂民”和“憂天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之道更是憂患意識的生動寫照。憂患意識不僅是面對風險、挑戰、危機的一種預見和防范能力，更是歷代仁人志士所表現出的“以天下為憂”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於磨礪中新生、於憂患中壯大，始終心懷憂思、頑強斗爭成為推動民族發展的精神本源。歷史上對居安思危的印証和反証不勝枚舉：心系國運的賈誼思危書策論、思慮深遠的魏征奏太宗十思疏﹔反之，紂王淫逸怠政遭滅國、項羽剛愎自用失天下，一旦缺乏內外憂思的精神自覺，國家和民族就會囿於現狀、走向衰敗。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以“防患於未然”的戰略思維和憂患意識憂國、憂黨、憂民。毛澤東在革命勝利之際以“絕不做李自成”來警醒全黨，以“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勇氣魄力來約束廣大黨員，防止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邁入實現強國建設偉大征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向全黨發出牢記“三個務必”的號召，以此作為全面從嚴治黨、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強大動力源泉。
（二）“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
革新精神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發展的固有特質。在世界幾種古老文明之中，中華文明能夠在歷史傳承和王朝更迭中綿延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變革創新、自淨更新的強大韌性和頑強生命力。從思想領域看，歷史先賢很早就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禮記·大學》記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從動態角度持之以恆地主動革新、及時反省。《周易》中的“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生生之謂易”等，體現了革新是萬物運行的基本規律以及中國古人變中求新、新中求進的精神追求。從政治領域看，中國歷史上最早發生的變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周文王和周武王革除暴政后，構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為主要內容的通行禮樂制度。此后，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春秋戰國時期進行了一系列“變法”，以商鞅變法為例，其核心內容就是用“國家授田制”代替舊的制度法令，通過制度變革來實現國家強盛。歷史上所進行的一次次變法與革新所蘊含的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彌足珍貴。周恩來曾開宗明義地指出“‘革新’的精神是排除一切弱點的轉機”，這種“革新”正是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鮮明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的政治擔當，努力革除一切弱化和損害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毒素，著力推進黨在理論、實踐、制度等各方面的創新，確保黨的肌體健康、永葆黨的旺盛活力。實踐証明，革新精神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政黨自我完善的“助推器”。
（三）“自省自勵”的政治品格
自省自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安身立命之本。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更應該注重內部的加固。從《周易》中“君子以反身修德”之言到《尚書》中“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語﹔從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到朱熹的“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從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王陽明的“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從駱賓王《螢火賦》中的“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到曾國藩將“慎獨”作為家訓第一條。可見，古代中國十分重視“自省”這一修養方法，引導人們要經常審視和反省自己在思想意識、精神面貌、行為舉止等方面的問題。源遠流長、影響深遠的自省意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更是得到發揚光大。毛澤東曾形象地指出：“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被譽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鄧小平明確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每個黨員的義務。習近平總書記緊扣“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代之問，告誡全黨要有“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的精神，將“自省自勵”的政治品格運用到黨的建設領域，融通於政黨勇於自我革命、著力解決自身存在問題的政治堅守上，賦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正是將改造共產黨人的主觀世界與根植於中華民族基因深處的自省文化有機結合，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才能堅持自我審視、自省自勵，並以此為根本引領和內在驅動將黨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除塵去垢、排毒祛邪，不斷增強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
四、牢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實踐進路
二十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明確提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集中凝練新時代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並提出“九個以”的原則性要求。以此為主要依據，新的歷史征程中繼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實踐旨歸可概括為：在堅定政治引領中明確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証、根本目的和根本遵循，在強化問題導向中錨定黨的自我革命的戰略目標、主攻方向和有效路徑，在抓實關鍵環節中聚焦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著力點、重要抓手和強大動力。
（一）堅定政治引領：明確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証、根本目的和根本遵循
第一，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保証。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經驗時，指明“集中和權威”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保証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注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既是黨的事業順利前進的“顯著優勢”，又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証。其一，持之以恆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政治問題是事關政黨存亡的關鍵問題，政治信仰一旦動搖就會弊病叢生、人心渙散。要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堅決維護核心，增強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為自覺。其二，完善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機制。發揮制度的剛性規約作用，健全包括落實“兩個維護”制度、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在內的制度機制，更好地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為根本目的。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和獨特優勢，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歷史主體，同時承擔著“對內”自我革命和“對外”社會革命的雙重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走好新的趕考之路，需要以更加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領和推動新的偉大社會革命。其一，健全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優化自我革命制度體系的內容結構，嚴格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設計、執行、監督、調適的全過程，構建起系統完備、內在協同、科學有效的制度規范體系，提升自我革命的力度和實效。其二，堅持不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嚴”的基調、明確“嚴”的內容、抓准“嚴”的主體、把握“嚴”的依據，深化管黨治黨的方式手段，以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科學化、結構化、制度化水平引領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的深化和發展。
第三，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革命運動中始終注重理論學習和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自我革命才能更持久、更自覺、更長遠。其一，加強系統性學習。深刻領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涵蓋“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理論、實踐、成就一體化的豐富意蘊，結合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對其進行理論闡釋和理論宣傳。其二，加強針對性學習。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為切入點，提升全黨對自我革命科學內涵、政治價值、現實功能的認識，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用好黨的自我革命這個重要法寶。同時，結合新問題新情況，積極進行新的理論研究、形成新的理論成果，為持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強化問題導向：錨定黨的自我革命的戰略目標、主攻方向和有效路徑
第一，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為戰略目標。“歷史周期率”是世界政治發展史中一種治亂興衰、往復循環的周期性現象，“跳出歷史周期率”是關乎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長期執政的歷史性考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踐中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個“歷史答案”，旨在以正視問題、刀刃向內的勇氣和勁頭打破歷史周期率的怪圈。其一，提高和增強自我革命能力。自我革命能力是政黨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增強自我革命能力要以“四個自我”為主要抓手，即不斷提升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自覺對標對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方向性問題，改進不足、提升本領、激發活力。其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是推進自我革命的力量之源，新時代繼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不能關起門”，而是要敢開門、敞開門，聽取人民意見、接受人民監督、依靠人民評價，將人民滿意作為檢驗黨的自我革命成效的標准，進一步增強自我革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為主攻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勇於自我革命。”質言之，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就是要在堅持不懈的自我革命中增強解難題、破難題的信心和能力。其一，堅持問題導向。問題導向既是黨的自我革命的邏輯起點，也是黨的自我革命的現實指向。以自我革命精神解決大黨獨有難題要善於從“六個如何始終”等關鍵性問題入手，在解決問題、及時糾偏、自我調適的主體性鍛造中提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其二，敢於斗爭、善於斗爭。在破解大黨獨有難題的過程中，用好自我革命的銳利武器，堅定地同“七個有之”“四大危險”“四大考驗”等侵害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現實問題作斗爭，力戒虛功、求真務實，在敢於斗爭、善於斗爭中錘煉破解大黨獨有難題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為有效途徑。黨的二十大立足於全面從嚴治黨進入新階段的具體實際，提出“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的戰略任務。注重“體系化”推進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開展自我革命、鞏固執政地位的有力保証。構建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是一項具有全局性、協同性、開創性的系統工程，要做到：其一，堅持從嚴治黨的內容與對象全覆蓋。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既要將“全面”覆蓋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特別是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又要將“從嚴”的基調貫穿到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和制度建設等各方面各領域。其二，堅持從嚴治黨的責任與制度共發力。緊扣從嚴治黨“權力-責任-擔當-監督-執紀-問責”的運行流程，壓實黨的各級組織的主體責任和各級紀委的監督責任，並將制度建設貫通到從嚴治黨的全過程、各方面、各層級，促進全面從嚴治黨體系聯動、要素協同、運行高效，在依靠自身力量管黨治黨中推動黨的自我革命能力整體提升。
（三）抓實關鍵環節：聚焦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著力點、重要抓手和強大動力
第一，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鍛造堅強組織、建設過硬隊伍為重要著力點。黨的力量來自組織，嚴密的組織網絡、健全的組織設置、過硬的干部隊伍是我們黨凝聚力量、統一行動的可靠依托，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鍛造堅強組織、建設過硬隊伍為重要著力點。其一，鍛造組織堡壘，發揮好基層黨組織橫向統籌、縱向推進的協同聯動作用。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協同力”，建立起組織嚴密、執行有力、氣血暢通的組織體系，以基層黨組織的堡壘作用帶動組織內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斷改進和優化工作方式，構建團結一心、和諧融洽的黨群干群關系。其二，加強和改進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堅持干部選任與從嚴管理雙管齊下，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領頭雁”，抓好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堅持嚴管厚愛相結合、激勵約束並重，建立一支忠誠干淨擔當、斗爭意志堅定、勇於自我革命、干事本領過硬的干部隊伍，以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以上率下引領千萬黨員，淨化黨組織的肌體和細胞。
第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正風肅紀反腐為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腐敗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反對腐敗、淨化政治生態是我黨牢牢堅守的政治立場。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最徹底的”決心開展反腐敗斗爭。其一，以系統施治、標本兼治的理念，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推進“三不”機制同向發力、綜合發力，不斷更新黨內政治生活、涵養良好政治生態。其二，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蛀虫”。扎實推進監督下沉、落地，堅決糾治漠視群眾利益的各類問題，查處惠民政策落實中的“微腐敗”，加大對“小官大貪”的懲處力度。其三，深化標本兼治，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發揮廉潔文化的價值導向功能，將其融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全過程、全方位，促使廣大黨員深化廉潔自律意識。增強道德分辨能力，構筑預防腐敗的道德防線，形成崇尚廉潔的整體合力。
第三，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以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相結合為強大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自我監督是世界性難題，是國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國共產黨在運用唯物史觀指導實踐的過程中找到“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有機結合這一破解難題的強大法寶。深入開展黨的自我革命需要統籌把握、系統推進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的有機融合，在內向自律與外向他律中永葆黨的政治本色。其一，創新監督方式和手段。在信息化浪潮迅速推進的新形勢下，通過理念轉變、科技運用、機制創新，將科技革命與監督創新深度融合起來，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多樣化的監督方式，切實增強監督的力度和效度。其二，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有效統籌和協調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構建起系統集成、權威高效的中國特色監督體系，把監督有機融入黨的建設，以監督體系的強大合力增強黨的肌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刊於《甘肅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第1-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