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上的群眾紀律建設

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忠實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切實加強群眾紀律建設，在各個時期和階段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群眾紀律。黨史上群眾紀律建設的歷程與成就經驗，對於映照現實、啟示未來，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站穩人民立場，無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從黨的文獻來看，雖然在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紀律”一章中，沒有專門提到群眾紀律，但就廣義的紀律而言，當然也包含了群眾紀律的相關要求。在革命實踐中，“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是黨和軍隊開展群眾紀律建設的突出表現。1927年10月23日，秋收起義部隊為了上井岡山與王佐部搞好關系，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於部隊出發前，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在內的工農革命軍“三大紀律”。1928年1月4日，工農革命軍佔領遂川城時，由於部隊分散活動，紀律方面出現了一些情況。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縣城李家坪，毛澤東第一次宣布了包括上門板、捆稻草、說話和氣等內容的工農革命軍“六項注意”。毛澤東十分重視群眾紀律，據當時擔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回憶：“主席很強調六項注意，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六項注意的每句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因為有了嚴明的群眾紀律，工農革命軍贏得了井岡山地區老表的擁護支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以開辟。1929年1月轉戰贛南閩西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期間，群眾紀律建設不斷加強，“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增加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黨和紅軍在長征途中，為了克服艱難局面，更加注重群眾紀律建設。比如在通過少數民族地區時，1935年5月19日紅軍頒布了《總政治部關於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要求全體指戰員“絕對不准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絕對的遵從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的風俗的習慣，並將這些習慣向戰士說明”。通過嚴明的紀律，讓各族群眾深刻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的革命品質和優良作風。

延安時期，我們黨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加強了群眾紀律建設。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追悼張思德的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要求全黨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黨的群眾紀律建設提供了思想指導，並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得到切實貫徹。比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1947年9月，鄧小平在小姜灣村召開會議，頒布“三不准、三槍斃”紀律﹔同月，在光山縣王大灣會議上，鄧小平從實際出發，針對部隊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制定了大別山版本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捆稻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細節上更加嚴厲。

為了統一軍紀，1947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明確作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損壞庄稼”等規定。各根據地和野戰部隊根據實際情況又制定了具體的群眾紀律，在孟良崮戰役期間，部隊就規定“老鄉不在家，開門就犯法”﹔華東野戰軍解放上海進入城區，制定了任何人不准進入民宅的嚴厲紀律，上演了解放軍在上海街頭抱槍席地而睡的佳話。正是因為有了嚴明的群眾紀律，以及黨和軍隊干部戰士對紀律的自覺遵守，我們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群眾紀律建設面臨新的課題和考驗。面對少數黨員干部滋生驕傲情緒、違反群眾紀律等問題，黨中央先后開展“三反”“五反”“四清”等整風和整黨運動，目的主要就是解決在全國執政之后如何維護群眾利益，鞏固執政地位，進一步加強群眾紀律建設問題，並對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破壞黨的形象的腐敗分子予以嚴厲懲處。

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期間，鑒於干部隊伍中存在的一些作風不純、導致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建議，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規定：“同勞動同食堂”“待人和氣”“工作要同群眾商量”等，有效糾正了黨內存在的脫離群眾的傾向，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群眾紀律建設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繼續重視加強群眾紀律建設。1980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提出12條黨內政治生活准則，促進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也促進了黨群關系的融洽。1982年9月6日，十二大修改通過的黨章中明確要求黨員“遇事同群眾商量，虛心聽取並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基層黨組織要“經常了解群眾對黨員、黨的工作的批評和意見，尊重群眾和專家的知識和合理化建議，維護群眾的正當權利和利益”。為了解決改革開放初期黨員干部中存在的違反群眾紀律問題，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黨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農村整黨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從嚴治黨”，通過嚴厲整黨，群眾紀律建設得到加強，很大程度扭轉了一時存在的不良風氣。1990年3月，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規定：“對嚴重脫離群眾，給工作造成重大損失，引起群眾強烈不滿的領導干部，要就地免職或給予紀律處分。”通過開展黨性黨風教育，全黨在作風上有明顯轉變，紀律上有明顯增強。黨的十六大以來，先后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等，對加強群眾紀律的制度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從2005年1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開展了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這次活動的成效之一是“黨組織和黨員服務群眾的行動更加自覺，黨員干部的作風進一步改進”，因此也是群眾紀律建設的一個重要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重視群眾紀律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實施了一系列重要舉措，群眾紀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將群眾紀律建設融入主題教育中，體現了“潤物細無聲”的成效，使黨員干部在主題教育中不斷增強群眾紀律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中央先后制定頒布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群眾紀律建設不斷制度化。十九大黨章對黨的紀律作了補充，明確黨的紀律主要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這是群眾紀律被首次寫進黨章﹔2023年12月19日在修訂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章明確了“對違反群眾紀律行為的處分”，其中列舉的直接損害群眾利益行為的表現形式、負面清單等內容，都是對黨的群眾紀律建設的真實寫照。

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的征程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群眾紀律建設經驗。依靠思想建黨、理論武裝，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牢固樹立“為人民謀幸福”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強烈意識﹔通過各種形式的整風整黨、主題教育，將群眾紀律建設融入其中，達到對廣大黨員干部潛移默化的效果﹔根據各個時期和階段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規定和紀律，用制度來保証群眾紀律的貫徹落實。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