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中華 以身許國

鄧稼先的抉擇

作者: 張文良    發布時間:202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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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

1979年,尋回未爆的核武器彈頭后,鄧稼先(左)與同事合影於新疆核試驗基地的戈壁灘。

鄧稼先一家人合影。 資料圖片

他,出身書香門第,畢業於西南聯大,后來赴美留學,僅用22個月就獲得了博士學位。

他,有一位賢惠的妻子,一雙可愛的兒女。他的人生道路本來輕鬆平坦,然而為了報效祖國,他毅然放棄海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繼而為了完成使命,隱姓埋名28年。他把全部才智和精力,都貢獻於深愛的祖國。

他就是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

今年6月25日是鄧稼先百年誕辰。他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忠於祖國、甘於奉獻、艱苦奮斗、勇於擔當、不計名利、真誠朴素的愛國精神。

為國學,為國歸

1924年6月25日,鄧稼先出生於安徽懷寧縣。父親鄧以蟄,曾擔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哲學系教授。

當年,父親鄧以蟄為兒子取名“稼先”,意味深長。《說文》中說:稼,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稼先”,預示著父輩希望這位鄧家后代根植於中華大地,早早地秀實和成熟,成為造福民眾的滄海之一粟。

5歲起,鄧稼先就跟著父親在北平讀小學。后來他考入北平崇德中學。

盧溝橋事變后,正在讀高中的鄧稼先怒不可遏,將日本國旗扯碎,踩到腳下。父親擔心鄧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鄧稼先牢記父親“學科學對國家有用”的囑托,立志科學報國。

1941年,鄧稼先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人杰輩出的西南聯大物理系,培養出了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錢三強等學生。楊振寧和李政道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錢三強后來成為“兩彈一星”元勛。

抗戰勝利后,鄧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同時勤奮學習,著手赴美留學考試。

這段時間,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兩個人。一位是北大醫學院學生許鹿希,在許鹿希從醫學院畢業后,兩人結為夫妻,相伴終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學生於敏,兩人邂逅在北大校園,相見恨晚,一見如故。時隔二十年之后,兩人再度相逢,將攜手干出一番大事業。

1948年10月,為實現科技強國的夙願,24歲的鄧稼先赴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一定回來。”

在普渡大學研究生院,鄧稼先學習十分刻苦。他到美國學習不到兩年,因為成績突出,很快修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隻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當時,美國政府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條件、生活條件把鄧稼先留在美國,他的老師也希望他留在美國或去英國深造,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鄧稼先都婉言謝絕了。

新中國成立了,祖國在召喚海外游子,回國建設家園。

鄧稼先在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即立即登上歸國的輪船,迫不及待踏上回國的征程。

領受任務,義無反顧

1950年10月,鄧稼先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回到了當時一窮二白的祖國。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創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

1956年,鄧稼先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應對大國核威懾,1955年,中國決定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原子彈。1958年2月11日,具體領導中國核工業發展與核武器制造的二機部成立,錢三強任副部長。

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點名鄧稼先去辦公室,問他:“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

鄧稼先沒有猶豫,立即同意了。34歲的他可能還沒意識到,這對自己以后的人生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

回到家裡,鄧稼先對妻子許鹿希說:“我要調動工作了。”妻子問調到哪裡?他說不知道。妻子又問干什麼工作?他回答,不知道,也不能說。妻子又說那你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信,告訴我你的信箱。他說,大概也不行。妻子很疑惑,怎麼什麼都不能說?鄧稼先沉默了一會,淡然說道:“我今后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得全靠你了。”一會兒,他又用堅定的語氣說:“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這件事,我的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為了它死也值得!”

當時許鹿希才30歲,她不僅要帶兩個孩子,還要照顧長輩。她雖然猜不出鄧稼先要去干什麼,但她懂得,肯定是去做與國家利益有關的大事。她告訴丈夫:“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與妻子交代完,鄧稼先就義無反顧踏上了漫漫征途。妻子對他的工作一無所知,隻知道他常年在外奔波,很久才回家一次。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對於當時中國來說,制造原子彈太難了。技術儲備嚴重不足,專家和學生都缺。雖然當時已經調集了全國的精英專家,然而從一無所有開始制造原子彈,難度可見一斑。

1959年6月,中國決定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原子彈。為了永遠牢記這一天,這項工程有了它自己的獨有代號:“596”。參與研制原子彈的科研人員憋著一口氣,眾志成城,一定要早日研制成功,為中國人爭口氣!

當時,作為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和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鄧稼先率領28位平均年齡隻有23歲的新畢業的大學生,開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國進軍。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

鄧稼先一方面辦起“原子理論掃盲班”,親自講課、輔導並組織翻譯、學習外文資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彈研制的主攻方向。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分析,決定選擇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這意味著鄧稼先和他的團隊,要採用最原始的計算方法,向當時世界尖端科技進軍。

他們用算盤這樣簡單的工具進行相關的數學計算,其繁重程度可想而知。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

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意思是說,要把一天時間當兩天用。

鄧稼先等人用嚴謹的計算推翻了蘇聯專家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鄧稼先選對了主攻方向,這是他對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做出的重要貢獻。

1962年底,鄧稼先領導起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前的爆轟模擬試驗。他經常深入實驗現場,與實驗人員研討實驗方案和測試結果,指導理論部工作人員做好實驗預估和結果分析。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基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來不及慶功和休整,鄧稼先又全身心投入到氫彈的研究中。團隊的不懈努力和艱苦探索,形成了有充分論証根據的氫彈設計方案——以鄧稼先和於敏姓名命名的“鄧—於理論方案”。為驗証理論,1965年進行了一次、1966年進行了三次核爆實驗,充分証明了理論方案的正確性。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核爆炸成功。中國成為全世界第四個擁有氫彈的國家。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用了2年零8個月。2年零8個月創造了“世界之最”,凝聚著成千上萬人的努力!

1972年以后,鄧稼先先后擔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和院長,肩負重任,他不辱使命。

為了和平,死而無憾

在我國進行的45次核試驗中,鄧稼先32次親歷現場,15次擔任現場總指揮。

1979年9月,一次氫彈空投試驗,出現意外,降落傘沒有打開,氫彈直接從高空摔到了地上。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尋找,因為沒有准確的定點,在戈壁灘上找了許久都沒能找到。

一顆氫彈躺在中國大地上,一旦發生事故,后果不堪設想。鄧稼先心急如焚,他要跟著防化兵一起去尋找。基地的領導立即攔住了他,厲聲說道:“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鄧稼先說:“誰也別去,我去。你們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

他沖進試驗場,希望第一時間找到原因。他明白彈頭裡裝的钚239的輻射有多厲害。終於搜尋到蹤跡后,他直接上前,用自己的雙手,把碎彈從彈坑中捧了起來……

回來之后,他說了一句話:平安無事。

鄧稼先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核輻射。在離開事故現場前,一向不拍工作照的他,卻拉著同事合影留了念……

鄧稼先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在生活上卻從無要求。他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單位配備的專車,除了工作需要,從不使用。單位分給他新的住房,他堅持不搬,一直住在60多平方米的老舊公寓裡。簡朴的作風,直接影響了他的家人。

作為父親,鄧稼先非常寵愛孩子,視孩子如掌上明珠,但是在一些問題上他卻很嚴格。女兒鄧志典還不到15歲時,就去了內蒙古建設兵團勞動,在一家工廠當工人,一干就是4年。以鄧稼先的“國寶”身份,可以有很多辦法把女兒接回來,但他沒有這樣做,鄧志典是研究所中最后一個按政策回到北京的。

1986年,鄧稼先患癌住院,體內大面積溶血性出血。住院期間,他的好友楊振寧來探望時曾問他:“研究原子彈,國家究竟給了你多少獎金?”鄧稼先回答:“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當年原子彈爆炸成功,國家給的獎金是1萬元,加上單位拿出的十幾萬元,最終按10元、5元、3元三個檔次,分別發給當時從事研制的科研人員。鄧稼先拿的是第一檔獎金,10元!

鄧稼先住院363天,動了3次手術,一直疼痛不止。止痛針從每天一打,后來發展到一小時一打。即使這樣,佔據鄧稼先腦海的仍然是中國的核事業。他忍著病痛和核物理學家於敏共同撰寫了《中國核武器發展規劃建議書》。寫完這封建議書之后,他說了四個字:“死而無憾!”

1986年7月29日,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症奪去生命。他臨終前再三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曾對妻子說過:“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終結后可以再生,那麼,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也許這就是他一生的寫照吧。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4年6月2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