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旅歐歲月

作者:張曙 饒剛    發布時間:202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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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16歲的鄧小平從上海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1926年底,他離開莫斯科,於1927年2月輾轉回到中國。其間,鄧小平在法國生活了5年零3個月時間,在蘇聯生活了近1年時間。旅歐6年多時光,在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中是至為重要的階段。

在法國:“這樣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原名鄧先聖,后曾改名鄧希賢,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廣安州望溪鄉姚坪裡(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一個小地主家庭。他5歲時在本村的私塾發蒙念書,后又在協興場開辦的初等小學讀書。1915年下半年,考入縣立高等小學。1918年夏,考入廣安縣立中學讀書。

風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鄧小平救國救民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9月,鄧小平遵從父命到重慶留法預備學校讀書。1920年 9月11日,他與80多名重慶和湖南學生離開重慶赴法國勤工儉學。經過歷時 39天、行程 15000裡的海上航行,於 10月19日到達法國馬賽港,開始了勤工儉學的新生活。

鄧小平到法國不久,即與20多名中國學生一起來到距巴黎200多公裡的小城巴耶,進入巴耶中學學習。盡管過得很節省,但到了1921年3月,他身上的錢還是所剩無幾。鄧小平心裡明白,家裡也很困難,很難再寄錢給他了。5個月之后,鄧小平迫於經濟壓力選擇輟學。他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一到法國,聽先到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的介紹,知道那時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兩年,對勞動力需求已不似大戰期間(即創辦勤工儉學期間)那樣緊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資也不高,用勤工方法來儉學,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難,哪還能讀書進學堂呢。於是,那些“工業救國”“學點本事”的幻想,變成了泡影。從那之后,鄧小平不得不開始四處尋找工作,希望能夠通過勞動掙錢,進而繼續學業。

1921年4月,鄧小平終於在法國最大的軍火工廠施奈德鋼鐵廠覓得一份工作。因不滿18歲,他隻能當學徒工,從事強度最大最危險的軋鋼工作,但每天卻隻能領6個多法郎的薪金,連糊口都不夠,更不要說積攢學費了。后來,鄧小平不止一次地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國做工時干太累的活,吃不飽飯。

為能早日重返校門,鄧小平離開施奈德工廠另尋出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做過飯館招待、火車站碼頭搬運工和清潔工等各種雜工。

艱苦的求學和做工經歷,使鄧小平體驗到生活的艱辛,體驗到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他回憶說:生活的痛苦,資本家的走狗——工頭的辱罵,使我直接地或間接地受了很大的影響。生活看不到希望,鄧小平開始尋求新的道路。正如他自己后來所說的,“這樣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2年2月,鄧小平來到巴黎南部的蒙達爾紀附近夏萊特市哈金森橡膠廠,這裡是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們的聚集之地,也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發源地之一。雖然工作枯燥、勞累,但鄧小平在這裡結識了趙世炎、王若飛等人,他們此時都是剛成立不久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員。年輕的鄧小平很快通過他們了解到越來越多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他積極接觸新事物,很快成為先進青年中最活躍、最富朝氣的分子之一。

1922年11月,鄧小平辭去工作,希望進入塞納市的夏狄戎中學上學,但最終還是因為經費不夠沒能如願。靠勤工來維持就學的夢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徹底破滅。1923年2月2日,鄧小平返回哈金森橡膠廠。一個多月后的3月7日,他突然離開工廠。

鄧小平之所以放棄這份還算不錯的工作,不再圓自己的求學夢,是為了追求一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期間,他逐漸接受了革命思想,思想開始發生變化。他后來回憶這一心路歷程時說:“從自己的勞動生活中,在先進同學的影響和幫助下,我的思想也開始變化,開始接觸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參加一些中國人和法國人的宣傳共產主義的集會,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和願望。”“每每聽到人與人相爭辯時,我總是站在社會主義這邊的。”“我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一方面接受了一點關於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一方面又受了已覺悟的分子的宣傳,同時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和願望。”

1923年 6月 11日,鄧小平在巴黎正式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他還參加了宣誓儀式。鄧小平的心裡充滿了緊張、興奮。他描述當時隻覺得頭腦嗡嗡作響,甚至能聽到自己心臟怦怦跳動的聲音。1980年 2月 5日,他在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話時,對當年的場景依然記憶深刻:“我加入共青團時,是和蔡大姐(指蔡暢)一起宣的誓,誓詞是事先背好的。入黨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終生不忘。”

1924年7月16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開會確定鄧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組成執委會的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規定,凡擔任旅歐共青團執委會領導成員,即自動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就是從這天起,鄧小平正式轉為中共旅歐支部的黨員。

鄧小平加入旅歐共青團時,旅歐共青團共有成員80多名。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中共黨員全國隻有數百名。同國民黨相比,這時的共產黨還是一個歷史很短、人數很少的政黨。多年后鄧小平回憶起當年的選擇,還感慨地說:“那個時候能夠加入共產黨就不容易,在那個時代,加入共產黨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給黨了!什麼東西都交了。”並表示自己“自從18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歷也是艱難的就是了”。

鄧小平熱情飽滿地為篤定的理想信念不斷奔走。他活躍的行動逐漸引起了法國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法國警方決定對鄧小平等人的住所進行搜查,並驅逐鄧小平出境。但警方的搜查行動最終扑了空。就在1月7日晚,鄧小平告別了生活 5年多的法國,與傅鐘等19人乘著夜色掩護坐上火車,悄然離開了巴黎,途經德國、波蘭赴蘇聯。

在蘇聯:“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

鄧小平離法赴蘇是中共黨組織決定的。鑒於當時中國國內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選送一批干部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段時間,然后再回國工作。1926年 1月 7日,旅歐共青團執委會發出的通告說:“赴俄同志二十人已決定今晚由巴黎起程,名單列下:傅鐘、鄧希賢、李俊哲……他們大約不久即可回到中國。”

在莫斯科,鄧小平先在東方大學學習,不久便去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裡度過了留蘇的大部分時間。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鄧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學員証號碼為 233。

鄧小平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環境與他留法時期的拮據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對到蘇聯學習,鄧小平是非常珍視的。他在到莫斯科不久撰寫的一份《自傳》中談到來蘇聯之前的認識水平:

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現在我來此了,我便要開始學習活動能力的工作。

來蘇聯后,鄧小平認識到革命理論的重要性,認識到遵守黨的紀律的重要性,更加堅定了為黨的事業獻身的決心。他在《來俄的志願》中寫道: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要有革命的行動,才能証驗出革命的理論。”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論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必須。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亦難系統化,這實於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所以,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

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留蘇學生的學習和工作是很緊張的。和鄧小平同班的國民黨留學生鄧文儀回憶,學生所要讀的功課與參加的活動很繁重,“但精神很愉快,學生都很用功”。從當時鄧小平填寫的莫斯科東方大學學員《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可以看出他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最初四天(1月 19日至 22日)的讀書學習情況:

十九日,上課八小時﹔閱報或參考書半小時﹔閱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與三人談話一小時﹔填寫黨團調查表二小時,共十二小時。

二十日,上課六個半小時﹔有組織的談話一個半小時﹔校長找去談話四小時﹔散步四十五分鐘,共十二個小時零四十五分鐘。

二十一日,閱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談話一個半小時﹔團體會議八個半小時﹔洗澡一小時﹔搬家二小時,共十三個半小時。

二十二日,閱黨團出版物四十五分鐘﹔談話一小時﹔團體會議六個半小時﹔晚會四個半小時﹔洗被四十五分鐘,共十三小時。

在十月革命的故鄉,鄧小平開始了緊張忙碌的留學生活。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刻苦學習,在圖書館一坐就是很長時間,比較全面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其他知識。他后來說過,不管是來蘇聯之前還是離開蘇聯之后,從未如此嚴格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俄羅斯學者潘佐夫等認為,在蘇聯留學期間,“鄧小平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影響著鄧小平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在中山大學,鄧小平開始被分在第九班,后來又先后編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其間他接受了嚴格的組織生活錘煉。他擔任中山大學第九班中共黨小組組長,對黨小組的工作非常熱心,“很少遲到”。這個黨小組是在 1926年2月組成的,共有黨員14人,其中正式黨員 4人,其余10人候補期已滿,尚未轉正。青年團員6人。這個黨小組從成立到 6月上旬,一共開過9次會議。每次會議,除黨員參加外,青年團員也都全體參加,“缺席者少極”,“到會者約有百分之九十八”。黨小組成員能夠遵守紀律,每次討論都很熱烈,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三國際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以及“中國時事”等問題的討論很感興趣。黨小組內的黨員與青年團員關系很密切,並注意積極發展他們入黨。

對自己這一時期的表現,鄧小平在1926年6月16日填寫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自我評價“一切行動合乎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能切實執行”黨指定的工作﹔“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

旅歐期間,“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鄧小平曾在留蘇不久撰寫的《自傳》中談到“來俄的志願”中表示:“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事實上,自旅法期間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鄧小平一直在“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鄧小平加入旅歐共青團后,一邊在工廠做工,一邊在旅歐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干事。1923年底因執委會書記部需要人手,他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參加編輯《少年》刊物。《少年》改名《赤光》后,他又參加編輯《赤光》。

《少年》和《赤光》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在建黨建團的初期,都發揮了積極影響。《赤光》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並擔任主要撰稿人。與《少年》比較,《赤光》更具有戰斗性,因而在勤工儉學生、華工和各界華人中影響很大。旅歐華人盛贊《赤光》為“我們奮斗的先鋒”和“旅法華人的明星”。

無論在《少年》還是在《赤光》編輯部,鄧小平工作都兢兢業業。蔡暢后來回憶說:“《少年》刊物是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蠟版,李富春同志發行。后來該刊物改名為《赤光》。”“鄧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同志則全部脫產。”鄧小平在《赤光》編輯部負責刻蠟版和油印。他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他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成績給同志們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回憶當時的鄧小平說:“幾乎我每次到書記局去,都親眼看見他正在搞刻蠟版、油印、裝訂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觀,印刷清晰。”另有人回憶說:“《赤光》也是油印的,字跡清楚,裝訂簡雅,是鄧小平同志負責,大家都稱贊他是‘油印博士’。”

同時,鄧小平也拿起筆來,經常在《赤光》上撰文,比如他撰寫了《請看反革命青年黨之大肆捏造》《請看帝國主義之陰謀》《請看〈先聲〉周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等。這些文章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辭活潑,批駁了國民黨右派,批駁了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標榜國家主義和全民政治、反對馬克思主義、破壞國共合作的反動主張,揭露了帝國主義的陰謀。晚年鄧小平曾自謙地說自己在《赤光》上寫的不少文章,“根本說不上思想,隻不過就是要國民革命,同國民黨右派斗爭,同曾琦、李璜他們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初創階段,這些文章確實起到了宣傳黨的正確主張、引導人們明辨是非的積極作用。

鄧小平全身心投入到黨團工作中。他積極地在勤工儉學生中開展工作,迅速發展了一批勤工儉學生加入旅歐共青團組織。1925年,黨派鄧小平從巴黎到裡昂擔任當地的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領導裡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6月至9月,鄧小平參與組織旅法華人聲援國內五卅反帝運動的多次大規模示威和集會。在從事革命工作時,他“自信對團體的工作是未嘗稍怠的”。

1925年夏,中共旅歐支部和共青團旅歐支部遭到嚴重破壞,危難之際,鄧小平與傅鐘、李卓然等從裡昂回到巴黎,自動接替了黨團組織的領導。他曾回憶說:

因在巴黎的負責同志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而被驅逐,黨的書記蕭朴生同志曾來急信通告,並指定我為裡昂——克魯梭一帶的特別委員,負責指導裡昂——克魯梭一帶的一切工作。當時,我們與巴黎的消息異常隔絕,隻知道團體已無中央組織了,進行必甚困難。同時,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決然辭工到巴黎為團體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於是商議組織臨時行動委員會,不久便又改為非常執行委員會,我均被任為委員。

之后,鄧小平又相繼擔任中國共青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1925年8月 17日,他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鄧小平、傅鐘、施去病三人組成書記局。同年11月1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紀念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於海輪上的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歧。

鄧小平后來用“比較活躍”來說明他當時從事黨的工作的狀態。法國警方根據掌握的情報,稱鄧希賢“在中國共產黨人所組織各種會議上似乎都發了言,特別主張親近蘇聯政府。此外,鄧希賢還擁有很多共產黨的小冊子和報紙,並收到過許多寄自中國和蘇聯的來信”。法國警方的反應,也從反面映襯出鄧小平工作的出色。

留蘇期間,鄧小平同樣積極為黨的利益、黨的事業而爭斗,而努力。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被編到人稱“理論家班”的第七班。班裡聚集了當時在校的國共兩黨黨員中有影響力的學員,中共方面有鄧小平、傅鐘、李卓然、左權、朱瑞等,國民黨方面有谷正綱、谷正鼎、康澤、鄧文儀、陳春圃、屈武等。據朱瑞回憶,“這是政治上最強,斗爭最劇烈,人才最集中的一個班”。國共雙方學生爭論的主要問題是: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中國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作用等。

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情況比較復雜。聯共黨內路線斗爭十分激烈,各方面都有人在中山大學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以爭取中山大學學員的支持。在學員中,原來有一批是國民黨派來的。隨著國內斗爭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派來的學員也產生了分化,有的站在國民黨左派一邊,有的站在國民黨右派一邊。共產黨員學員和國民黨右派學員之間,更是經常發生激烈的辯論。鄧文儀回憶說:“在中山大學內的共黨秘密活動與反共秘密斗爭就錯綜地不斷展開,其間曾發生很多激烈的場面。”

鄧小平是經常同國民黨右派學生激烈辯論者之一。他犀利的詞鋒、雄辯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小鋼炮”之稱。他的女兒毛毛認為:

在這裡,他和他的同志們與直接從國內來的國民黨人士共同學習、生活,使他們對國民黨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並與國民黨右派進行了較量。這些,對於他回國以后進行革命活動和革命斗爭,奠定了更加充實的理論基礎和斗爭基礎。

歲月回響

1926年 11月,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了回國的通知。他服從組織決定,提前結束留蘇生活回國。

旅歐6年多,鄧小平從一個懷有“工業救國”單純理想的少年成長為一個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從一名普通勤工儉學生成長為一個成熟的職業革命者。1926年 11月 5日,莫斯科中山大學聯共(布)黨支部書記阿戈爾在鄧小平的鑒定中寫道:“多佐羅夫同志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預備黨員)。他是該大學共青團委會的一名優秀組織工作者,組織紀律性強,有克制能力,學習能力強,在團委會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在派到馮玉祥部工作的人員名冊上,中山大學給鄧小平的鑒定是:“非常積極,有能力,是一名優秀的組織工作者。守紀律,沉著堅定。學習優秀。黨性強。”

1926年底,鄧小平等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他們先乘火車到蘇聯的烏金斯克,再換乘汽車去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

旅歐歲月,在鄧小平心中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對他以后人生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

比如生活習慣。鄧小平愛吃面包,愛吃土豆,愛吃奶酪,愛喝法國葡萄酒,愛喝咖啡,愛看足球。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熱衷於看足球比賽。1974年4月,鄧小平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赴美國紐約參加完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后抵達巴黎。在法國逗留期間,他讓使館工作人員幫助尋找當年和周恩來等人在巴黎從事革命活動時的住所舊址(位於意大利廣場的一家小旅館)。他還請使館工作人員幫助到巴黎街頭購買咖啡、法式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國后,親自將牛角面包、奶酪分份,派人送給當年同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參加革命活動的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蔡暢等人。

比如人際交往。旅法期間,鄧小平和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人開始了偉大的革命友誼。他們常常聚集在編輯部,交流思想,開展工作。半個多世紀后,鄧小平在談到周恩來時,仍深情地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留蘇期間,鄧小平和蔣經國有過一段不平凡的交往。晚年時期,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通過多種渠道,多次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傳遞信息。比如,1985年9月20日,他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談到台灣問題時說:你下次見到他時,請代為問候。希望同學之間合作一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鄧小平結識了同學張錫媛。兩人同學不同班,相互很熟識,印象也很好。1927年秋,張錫媛回國並在武漢與鄧小平重逢。同學、同志兼戰友的關系為他們的戀愛和婚姻關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1928年初,鄧小平和張錫媛結婚。兩年后,張錫媛因難產死於上海。

比如開闊的眼界。“文化大革命”中,當“四人幫”以風慶輪事件攻擊周恩來、鄧小平引進外國技術的正確觀點時,鄧小平以自己少年出國的廣闊見識批駁目光狹隘、閉關鎖國的“四人幫”。以后他在多次談話中又提到圍繞風慶輪與“四人幫”的斗爭,說:“20年代我出國就是坐的5萬噸郵輪。風慶輪1萬噸還沒過關就吹起來了。江青責問我,我就和她辯論。”早年養成的開闊視野及與之相應的思維方式,在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實踐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還比如思想影響。鄧小平留蘇期間,蘇聯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鄧小平閱讀和摘抄了蘇聯領導人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很多論述,其中包括布哈林的一段話: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在於我們利用了農民、小生產者甚至是資產階級元素的經濟主動權,允許私人積累,同時還讓他們在客觀上服務社會主義工業和整個經濟……我們可以向所有的農民說:“富起來吧,積累財富,發展你們的經濟!隻有蠢人才會說窮人是應該一直存在的。我們應該去追隨能夠消滅貧困的政策。”這些思想毫無疑問影響了鄧小平一生。后來的研究者常探討鄧小平理論與新經濟政策的內在聯系。鄧小平自己也對新經濟政策有過評價。1985年8月28日, 他在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

歲月如歌。旅歐6年多的時光,決定了鄧小平一生的命運,也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來源:《黨史博採》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