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頌

作者:鄭蜀炎    發布時間:202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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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頌(中國畫,中國美術館藏) 錢鬆嵒作

作者小記 鄭蜀炎,解放軍報社原高級記者。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全國現場短新聞”一等獎等,著有《與魔鬼掰手腕》《英雄少年時》等。

6月17日至19日,中央軍委政治工作會議在陝西延安召開。

“幾回回夢裡回延安”。在幾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延安是一處溫暖而親切的地標,是向往崇敬的革命聖地。

在革命戰爭年代,黨中央在延安戰斗生活13年,領導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一系列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培育形成了偉大的延安精神。寶塔山、延河水蘊含的歷史文化、積澱的民族記憶、見証的時代風雲,已經融入我們的精神血脈,歷久彌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每一次回望延安,都是一次靈魂的洗禮、精神的升華、思想的淬煉、作風的檢視。讓我們回望那心靈的故鄉,感悟民族精神的升騰凝聚,汲取堅定前行的力量。

——編 者

夏日延安,鋪展著蓬勃的斑斕和豐潤的燦爛,兩種濃烈的色彩撞擊心頭——黃土之漫漫、赤血之殷殷。

黃土,是千萬年大自然嬗變風沙堆積隆起的黃土高原﹔血紅,是一個民族在不屈的戰斗中用鮮血浸染的旗幟。

歷史從未遠去,時代扑面而來。在中國人的認知框架裡,寶塔山、延河水、棗園風……這些關於延安山河自然形態的描述,因其蘊藉的歷史文化、積澱的民族記憶、濃縮的時代風雲,已經遠遠超出地理概念和風物視野。

山有去脈,水有流向,土有層紋。隻有理解地理,才能更好地理解歷史。

“一擔好山河,英雄造。”以地理為書,延安必是一部英雄傳。那一峁一溝都仿佛凝固著華夏民族五千年的蒼茫春秋,一水一澗都仿佛潺潺流淌著古老文明的脈息。在延安,你會被《詩經》的溫度與柔情所浸潤,會被“信天游”的深情和率性所擊中……然而,其中最具時間質感的山河記憶,是蒼茫如古塤般的凜冽語境——戰爭與軍事。

黃土高原,勢關天下。

史學家有論:中國初期的城市,不完全是經濟和市場的產物,而屬於政治軍事的領域。延安即如是——地處黃土高原腹地、與游牧民族毗鄰相望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成就了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互通交融,多元文明得以興起繁盛﹔另一方面則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原政權與游牧民族拉鋸戰的重要戰場,碧血黃沙、橫刀縱馬的傳奇千年不絕。

延安城的出現,概以軍事為緣起,因戰爭而形成的。秦國在尚未完成統一大業之時,將延安一帶視為“地理之屏(障)”,並在今日的志丹、安塞、榆林等“天下之項背”要地,修筑起了橫亙於山嶺的“外牆”——古老的長城。

天下無人不知長城,但是,倘若沒有交通線,再壯觀的長城防線也只是擺設。於是,一條與長城相匹配的國防工程——“秦直道”出現了。這條“塹山堙谷”的軍事通道長度綿延近千公裡,騎兵從咸陽出發,3天可馳抵北方邊地重鎮九原(今包頭)。而其重要路段,幾乎穿越了延安全境。我們無法想象,2000多年前的筑道者,如何用兩年半時間,就完成這一浩大工程。正是這條古代“高速路”的存在,中原軍隊依仗軍事交通的奇跡,改變了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格局。

“可憐無定河邊骨”,延安就處於“無定河”流域的軸心區。覽舊志,常以“襟帶關陝”“五路襟喉”等描述概之。秦統一六國后,天下分為36郡,延安一帶為“上郡”。秦始皇5次“親巡天下,周覽遠方”,就有2次經過延安。秦將蒙恬於此發兵30萬,北擊匈奴,“略取河南地(黃河之南)”。

當然,視延安為“軍事重鎮”的,絕不限於秦——

漢武帝時期實施了以攻代守、奇襲猛攻的戰略,大敗匈奴。同時大舉“徙民實邊”,使延安“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漢武帝18萬騎兵前往延安所轄的黃帝陵,筑台祭祖,留下了18萬大軍祭黃帝的佳話。

隋唐時,這裡更名為延州。當時,全國共置關143座,按其重要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延安境內有上關1座,中、下關5座。

北宋時,延安弓馬戰火頻繁,宋廷盡遣能臣名將鎮守。范仲淹任知州時,提出軍事對壘持衡的戰略,構筑屏障、改革軍制、“逐收失地”,使得驕橫的西夏兵“鋒鍔必敗”敬畏而言:范大人“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明代以“扼險設防”為國策,全國設“九邊重鎮”,延安便屬其中之一“鎮”……

山雄有脊,房固賴梁,而歷史靠人創造。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歷史人物,其名其行皆可尋之於延安,千百年來同其蒼翠、共其芬芳。

今日的寶塔山,相傳是范仲淹任知州時,在當時名為嘉嶺的山上修建瞭望塔、烽火塔、望寇台等軍事設施,后因景得名。戰國名將吳起率萬千背弓之士橫朔鎮關,據守延安20余年,驍勇大戰76場無往不勝,他安營扎寨之鎮被后世敬稱為“吳起鎮”。以《夢溪筆談》聞名的科學家沈括,同時還是軍事家,他以知州兼安撫使之職鎮守延安2年多,親寫過“天威卷地過黃河,萬裡羌人盡漢歌”的軍旅詩詞,並指揮了與西夏軍隊的多次戰役。不過,沈括對延安最大的地理貢獻,就是“發現、命名、定義”了石油,並認為“此物必大行於世”……

讀有文之史,尋有形之史。古老的黃土地,承納著歷史深刻的啟示和永恆的美。走進延安博物館,讓人感受到濃郁的渾朴坦然、陽剛天成的氣息。灰色紅色的陶罐陶器,以粗礪的印紋和圖案,把歲月彎曲在靈動的弧度裡﹔簡陋的石斧、獰厲的虎噬蜥蜴青銅器,深藏著一種攝魂的力量,讓你在默然無語間怦然心動。

面對這樣的歷史、這樣的山河、這樣的人物,清末民初,一位叫史密斯的傳教士在延安生活了十幾年,寫了一本叫《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的書。這個並不著名的人寫下很著名的一個判斷:“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永恆過去的地方(延安),中華文明進程中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與這個地方密切相關。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對這個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與日俱增。”

歷史選擇了古老的吳起鎮。

1935年10月,在地球上留下一條萬裡征途“紅飄帶”的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吳起鎮,宣告中央紅軍艱苦卓絕的長征結束。

“大好河山耐實踐,不倦鞍馬証心期。”這是被稱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抵達吳起鎮時感賦之詩。當時僅有11戶人家的小鎮,成為中國革命“不倦鞍馬”萬裡征途的“落腳點”。

恰如一個成語“以壯行色”——以壯麗的理想開啟壯麗的行程,延安時期,我們黨在這塊偏僻的黃土地上,開啟著史詩般壯麗的行程。黨中央在延安13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是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軍事史也是文化史。產生於此的偉大延安精神,其意義和影響已非一般的時空概念所能概述。

“傳薪仰一燈”。這熠熠燈光就來自延安窯洞的油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延安時期的文章就佔70%以上。雄文篇篇,樞軸之范,這些發源於延安的光輝思想,超越了歷史烽煙,鑄就為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經典。

斯諾的《西行漫記》最后一部分的題目是《紅色的天際》。據說,此題源於作者對時局的研判——紅色曙光尚未照亮大地,剛剛浮現於天際。

那時世界版圖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彌漫著風雨暗晦、刀兵狼煙——中國戰場,日本侵略者屠城掠地,瓜分豆剖的危局已現﹔國際戰場,面對德國法西斯閃電攻勢,“日不落帝國”的新首相丘吉爾憂慮自己的就職“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勢震山河,長歌當哭。

在延安這個相對偏僻閉塞的地理環境中,決定和改變歷史走向的,是擔負起民族重任的中國共產黨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窯洞前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淡定自若地講述著《論持久戰》,向世界預告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前景和意義——“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

文以載道,武亦載道。“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以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延安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高地,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當時的延安,同樣也是與侵略者狹路相逢、白刃喋血的戰場。史載:日本侵略軍在1938年至1939年間,向延安密集的進攻多達23次,並進行了數十次的空襲轟炸﹔1939年6月,日軍展開大兵團作戰,糾集上萬重兵強渡黃河,威逼延安……

反觀相鄰戰場,國民黨隻顧催糧索餉,避戰理由堂而皇之:自古未聞有飢寒交迫之兵而能殺敵制勝者。

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偏偏就是這樣的兵,就是這樣的“殺敵制勝者”。都說戰爭打的是鋼鐵,打的是后勤,可延安不僅極度缺鋼少鐵,就連生存的衣食也被嚴密封鎖。

“太陽東起又西落,鬧革命要經得起幾回合。”一曲信天游,幾多壯士血。面對這“幾回合”,邊區軍民沒有抱怨隻有創造,勇於流血也不吝流汗。他們按照朱德總司令“敵人來了,就去打仗﹔敵人不來,就搞生產”的命令,開展了“有創造精神”的大生產運動,譜寫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南泥灣精神……

至1944年,延安已經近乎奇跡地擁有著80余家工廠,可以生產從兵器彈藥到火柴肥皂、從醫療藥品到通訊器材等必需之物。當然,生存之戰絕不僅僅是為生存。延安革命紀念館的文獻裡,“解放區的財政和金融貿易”“縮小剪刀差”“出入口平衡”……這些顯然已經遠遠超越那片黃土地、超越戰火紛飛歲月的話題與韜略,皆已進入前輩的視野和思考。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那些千年前雄峙於延安的高牆堅堡,已經被歲月隱埋於黃土塬峁間。但是,黃土地上巍然屹立起一道新的不可戰勝的銅牆鐵壁。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孫子兵法》不愧為兵學之典,其中的描述完全適用於延安的丘陵溝壑地形。

在一般的軍事教科書上,這種山谷相夾的“隘形”之地,並非大兵團作戰理想之地。然而,解放戰爭中,人民軍隊在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出神入化地利用這種特殊地形地貌,千裡轉戰,騰挪輾轉,以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的“三戰三捷”和沙家店戰役等一系列勝利,記載下教科書式的精彩戰例,講述著“用兵如神”的戰爭藝術、軍事奇跡。

1945年4月23日,楊家嶺。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說:“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

延安,代表著新中國的命運。

延安精神,就蘊含在這本經天緯地之書中。

“思來又想去,還是延水甜。”丁玲重返延安時,用一首新信天游表達對延安的眷念。

僅就地理水系而言,無論是長度、流量還是流域,延河作為一條黃河支脈,算不得泱泱之水,亦不聞欸乃船歌。可是,延河流淌的故事與記憶,延水浪濤激卷的光榮與夢想,絕非一條河流本身的地理概念所能描述。

在延安創造了“小米加步槍”軍事奇跡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滔滔延河浪裡所掀涌的民族精神,所點燃的時代激情,同樣構成了文化史上的奇跡。

文化是一張地圖。那就讓我們沿著山長水闊的延河兩岸,去探尋紅色文化的涓流爝火,去矚目那閃耀信念之光的高擎之炬。

在戰火紛飛、缺衣少食的艱苦生存條件下,延河畔生機勃勃地開辦了30余所各類學校,謂之“窯洞大學”。看著“土”,實則“洋”——其學科廣而博地包括了自然科學、文藝、法律、醫科、無線電通信、外語,還有民族學院、女子大學等。隨著這些學校的創辦,延安掃盲運動、普及圖書館活動、學文化熱潮蓬勃興起……

“天下事、少年心。”著名的抗大雖然有“最高紅色學府”之稱,但辦學條件極為簡陋艱苦,恰如毛澤東同志對其前身紅軍大學的風趣評價: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著當今最先進的科學。然而,西裝革履也好、褐衣短衫也罷,可謂“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從1936年至1945年,全國數萬青年以“天下事”為己任,在這裡學會了“兩法”——辯証法和戰爭法,很快成長為我黨我軍的領導骨干。

“萬眾矚目清涼山”——清涼山不算高,為何萬眾矚目?是因為新華通訊總社、新華廣播電台、解放日報社、新華書店、中央印刷廠等機構在這裡駐扎了10年時間。清涼山上有隋代石窟、唐宋古寺,皆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而今,此山被稱為“紅色新聞山”,無疑為文化名山再添新景觀。

著名報人趙超構1944年訪問延安,后發表了10余萬字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周恩來譽之為“中國記者寫下的《西行漫記》”。趙超構的採訪面甚廣,既有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也有丁玲、范文瀾、艾思奇等文化人,同時還訪問了延安大學、魯藝等文教機構。

他以中立者的角度,也以記者獨特的眼光,通過親歷見聞特別關注著延安的文化運動、文化創作、文化教育。“吟詠所發,志惟深遠”,得出結論是——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馬克思把時間作為衡量價值的尺度,並說明:時間就是價值。延安在歷史的演進中,在歲月的變遷裡,精神與傳統的價值,“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延安革命紀念館裡有一張小炕桌,年頭久遠且斑駁粗拙,但它卻讓我久久佇立、心潮澎湃——一代偉人的千古名篇《沁園春·雪》,就是在炕桌上揮洒而出。長城內外、大河上下,歷史永遠在這樣告訴未來——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來源:《解放軍報》2024年7月2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