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地記者筆下的“延安信仰”

喬伊·荷馬著《在中國看見曙光》

1938年12月，美國“各教派教會對華救濟委員會”派出的記者喬伊·荷馬到達中國，跟隨美國衛理公會醫療傳教士羅伯特·布朗領導的醫療調查小組，從溫州港入金華，一路穿越烽火線，造訪多個城市，最終於1939年夏季抵達延安。1941年，她將這次中國之旅寫成《在中國看見曙光》。身為基督徒、醫療調查組成員、戰地記者，荷馬的三重身份使其觀察視角別具一格。

年輕的共產黨人“不光年紀小，思想也很先進”

赴中國採訪前，荷馬已對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報道有所了解，很多報道上將他們形容為“現政府的反對者”“蔣介石未能清剿的敵人”等等。可是，當荷馬採訪衛立煌、閻錫山等“剿共”將領時，卻驚異地發現，衛、閻麾下不僅有很多共產黨員，二人更是對這些青年贊不絕口。實際上，1936年底至1939年初，黨中央設立洛陽八路軍辦事處，通過游擊戰、根據地、統一戰線來堅持華北抗戰的構想已逐步落地。奮斗在最前線的，正是一群年輕的共產黨人。

1937年4月，趙榮聲等燕京大學學生循著埃德加·斯諾給的路線圖赴延安考察，隨后加入西北戰地服務團並秘密入黨。1938年初，衛立煌造訪延安，主動提出要學習八路軍政工經驗，還請“安徽小同鄉”趙榮聲到戰區總司令部任秘書。八路軍如何做到“打不散，打不垮”？朱德曾告訴衛立煌“講政工，有群眾”。於是，衛立煌經常要與趙榮聲進行探討，“關起門來研究八路”。他在二戰區總司令部駐地，按八路軍辦法組織了“戰地工作團”，帶著國民黨士兵搞內務、貼標語、挂地圖，每天下午5點全體官兵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戰地工作團給基層軍官搞培訓，直接用隱去作者姓名的《論持久戰》。

那些戰地工作團成員，實際都是延安總政治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選派的“陝公”“魯藝”“抗大”畢業生。之后，衛立煌部與日軍在中條山尾段垣曲縣反復拉鋸，戰后恢復秩序、穩定民心的工作也交給了工作團。他們以3—7人的小隊出動，遍貼告示、搞流動宣傳﹔召開座談會，讓衛立煌與本地百姓面對面談話，告知以軍隊抗戰、不擾民、擾民可舉報的紀律﹔展示戰利品和戰地照片，搞群眾大聯歡。一個月后，數百個跑進山裡的青壯年回了家，鄉親們通過新建的交通線，隨時可知曉日軍到了哪裡，人心穩了，后方大了，前線作戰也更加順利。1939年3月荷馬到達衛立煌洛陽駐地時，工作團已在重慶的壓力下解散。但是，衛立煌仍與共產黨軍隊保持著聯系，他對荷馬坦言，自己很喜歡這些共產黨員。他贊成共產黨的作戰判斷：日軍即便能渡過黃河，也注定打不贏這場“沒有后方、沒有民眾支持的戰爭”。

1939年5月，荷馬見到了閻錫山。閻錫山笑稱“我的部下接受的是北方共產主義者的訓練，個個訓練有素”。荷馬也發現，在“閻錫山的地盤”，身穿褪色八路軍軍裝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這個營地裡眾星捧月的明星”。她評價這些人：“不光年紀小，思想也很先進。”

“共產黨的地盤上，醫護人員卻驚人的充足”

作為國民政府委派的醫療調查小組，荷馬一行肩負著考察匯總各地醫療需求的任務。一路走來，大多是缺醫少藥、流行病肆虐、外科醫生極度缺乏的情形。可當她走入延安中央醫院時，眼前的景象大不相同：“一間間嶄新的病房、實驗室、手術室，裡面還配備有X光儀器”。這讓荷馬非常好奇，為什麼“共產黨的地盤上，醫護人員卻驚人的充足”？其實，1937年中央進駐延安后，醫療機構缺人、缺藥、缺錢的情況非常嚴重，國民政府還刻意遍設關卡，對邊區實施醫藥封鎖。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一條“團結中西醫，國際合作醫療”之路在摸索中成型。

當時，延安中央醫院負責摸底調查、組建中西醫聯合團隊。他們遍邀華北老中醫到中央醫院坐診，在西醫治療中主動增加中醫藥防病治病，然后大量總結土方、偏方使用經驗下發整個邊區。對舊醫生群體，邊區政府採取教育方法，爭取他們與政府的合作。與此同時，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協調下，馬海德、白求恩、柯棣華等帶領的外籍醫療團隊陸續來到延安。他們不僅帶來了一批必要的醫療設備，還帶來規模化培訓醫護的辦法，即外籍醫生訓練骨干醫生，骨干醫生“邊干邊教”，輪訓稍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快速增加一線人員。白求恩醫療隊通過“藥駝子”，直接把流動醫院建在前線。每個醫療隊不僅有醫生、護士、麻醉師，還讓傷員、本地群眾都參加進來組成委員會，盡量將救治、護理、醫療管理本地化，應對醫療人員不足的困難。

荷馬敏銳地注意到“共產黨的戰地醫院裡有許多基督徒”。她就此直接詢問毛澤東：“您允許基督徒加入黨嗎？”毛澤東對她解釋道，我們非常感激來延安參加醫療援助的基督徒們，“這種感激遠超過了政治范疇”。基督徒與共產黨員信仰不同，他們無法完全認同“我們所追求的道路”，但是“他們卻是我們團體內尊貴的成員”。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克服困難”

荷馬坦言，此前她一直認為“一般的共產黨群體，就是一些理想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短短數日的延安之行，卻讓她無比清晰地體會了什麼是“延安信仰”。

在延安，八路軍接待委員會的青年告訴荷馬，他和同學走了一千多裡奔赴延安，到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抗日軍政大學的“窯洞宿舍”，學員們向荷馬耐心講解牆上的標語，憧憬著畢業奔赴前線的情形。

1938年1月起，國民政府開始向八路軍提供軍餉，可每月50萬之數隻能養活4.5萬人。1938年底，八路軍已發展至16萬人，國民政府卻仍按原數發給。面對邊區出現的經濟困難，以及針對分散生存的農村經濟，邊區政府一面領導春耕運動，一面推行減租減息。上到八十，下到八歲，都知道“一顆糧食，一線生命﹔一顆糧食，一份抗戰力量”，積極投入勞動，向大自然要地、要糧、要棉。1939年2月，全黨繼續開展大生產動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克服困難”成為每個共產黨員的生活准則。

在魯迅藝術學院，荷馬非常好奇“在全中國最關心戰爭的地方”，人們到底怎麼搞藝術。荷馬見到了任教的冼星海夫婦，感嘆從巴黎學成歸國的藝術家，在灰扑扑的窯洞裡，竟能將中西音樂融為一體，“既很好地遵循了西方音樂的形式與和弦，又將其與那難以名狀的東方旋律融合在一起”。全面抗戰爆發后，如冼星海夫婦這樣奔赴延安的藝術家，大多經歷了“怕窯洞”到“愛窯洞”的歷程。冼星海向友人坦言，來延安前他總覺得窯洞“又臟又局促”，結果短短幾月內，他就發現窯洞“冬暖夏涼，通風透氣”的好處，而且有共同志向的師生們能隨時圍坐暖爐旁，邊譜曲邊唱和。正是在這裡，冼星海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黃河大合唱》。

一路上與共產黨人的多次接觸，讓荷馬毫不諱言自己的贊賞：“我看到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上到黨的領導人，下到年紀輕輕的戰士，比起那些非共產黨人，他們對於日軍有著更加堅定、絕不妥協的態度和那份誓死贏得戰爭的決心。”然而面對國民黨的絕對優勢，共產黨是否“凶多吉少”？結束延安之行前，荷馬將這個“尖銳問題”拋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回答道：“對我們自己而言，我們必須維持團結的局面。”同時，“為了自己，我們會成為現有政府裡一個規模不大但很有發言權的組織”。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