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中國革命的本土意識

《黨史學習教育工作條例》將“加強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建設”作為重要保障措施列入其中，由此，如何加強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建設就顯得更為重要。自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在聯合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中將“中共黨史黨建學”列入一級學科以來，學界圍繞如何開展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建設並繼續推進黨史黨建的學術研究已經展開了大量討論，討論的焦點之一就是如何構建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

對新近成為一級學科的中共黨史來說，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的確有助於推進學科建設的發展。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共黨史研究如何在數十年學術積累的基礎上建構獨具特色的學科自主知識體系？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學界通常所論的中共黨史實有兩層含義，即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中共黨史和作為學科建設主體的中共黨史。而在近年來的黨史研究中，兩個層面的中共黨史呈現的趨勢並不一致。概言之，受革命史研究逐漸趨熱的影響，作為學術議題的中共黨史受到了各學科的普遍關注，成為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熱點領域﹔與此同時，作為學科建設主體的中共黨史，則因為較少參與學術議題的討論而顯得有些落寞。如楊奎鬆20余年前反思的黨史研究慣常於從經典文本中尋找重大歷史問題解釋的弊病，至今猶在。李金錚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當下不少黨史研究論文或著作仍然充斥著一種特殊的“八股”敘事氣息，“幾無學術性可言”。這種學術發展狀況，無疑是中共黨史研究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共黨史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回應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自主？二是知識何在？其中自主又包括了方法的自主和空間的自主兩個層次。方法的自主主要基於當下的黨史研究現狀。在近年來的黨史研究學術熱潮中，跨學科思維成為學界普遍推崇的學術進路。受此影響，不同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都可能成為黨史研究的前提設置，中共黨史本身的自主性反呈逐漸隱身之勢。筆者並不反對跨學科的研究思維，只是認為所有跨學科理論框架對中共歷史進程的分析與解讀，都需要以扎實的歷史經驗研究為基礎。因為任何學科理論方法的形成都是以其自身學術積澱為基礎的，正因如此，如瞿駿所言建立在各學科研究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未必能夠有效解釋極為復雜的中共歷史進程。同樣，中共黨史研究的方法論構建，也要以中共歷史進程的經驗研究為基礎。

空間的自主性主要是針對中共黨史研究對象的空間背景而言的。作為黨史研究主要對象的革命、建設與改革，雖然發生的時間不同，但都以中國社會的空間現實為基礎。也因此，三者無論借鑒了多少域外經驗，都不可避免地或主動或被動地融入了中國社會的本土經驗。這些本土經驗既彰顯了革命、建設與改革中的本土意識，也為中共黨史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了可能。在這種情形下，研究者如果過於看重那些基於西方歷史演進經驗為基礎的理論分析框架，難免呈現出如黃道炫所言的“讓人覺得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因為這些理論框架大多抽離了中國社會的歷史現實。這裡以近年來受到學界普遍關注的革命的斷裂與延續問題的討論為例略作說明。

在海內外學界長期以來的中國革命以及中國當代歷史研究中，1949年的政權鼎革造就了一條歷史鴻溝，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在此發生斷裂。近年來的研究發現，上述判斷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海內外學界對1949年前后歷史的早期研究，亦如張濟順所言，雖然價值迥異，實則因為所用史料的相似而共享了一個近乎相同的結論。這些相似的史料雖然都源自中國，但卻並非是對同期中國社會歷史變動的真實反映，而是一種基於歷史塑造需要所形成的史料。而近年來隨著歷史實踐史料的逐步公開，一個有別於塑造歷史的實踐歷史面貌逐漸呈現出來。相較於被塑造的歷史，實踐歷史在展現歷史韌性的同時，也呈現了更多的中國本土性，讓人們得以窺見本土經驗在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演進中的影響力。如果無法呈現這些深藏於具體歷史實踐之中的本土經驗，中共黨史研究空間的自主性就無從談起。

如果說方法和空間的自主代表了中共學科建設中的方法論遵循，那麼知識體系則毫無疑問應該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核心關切所在，因為方法論自主的目的也是為了推進學科知識的生產。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首要之處在於厘清何為知識，這點對長期習慣於將政治論斷等同於學術研究結論的中共黨史研究來說，尤為如此。能夠進入中共黨史知識體系的研究至少應該符合兩個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研究的議題應該是開放而非封閉的。因為隻有開放的議題才能在學理層面展開充分的討論，進而在不斷突破歷史認識限度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歷史認知﹔二是研究的議題應該是實踐的而非懸浮的。胡喬木在談論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取向時曾經指出，人們要了解中共黨史並“不只是要了解共產黨是怎麼說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是怎麼做的”。胡喬木言及的“如何做”正是歷史的實踐。實踐歷史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因為隻有基於歷史實踐的研究才能產生更具說服力的歷史解釋。而要理解歷史的實踐，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便是深藏於歷史潛流中的本土經驗。這種革命的本土經驗，無論在被塑造的歷史研究中，還是在基於西方歷史演進經驗而形成的經典社會科學理論指導的研究中，都是難以呈現的。

總之，無論是彰顯學科研究方法的自主性還是要累積學科知識體系，都離不開對中共歷史進程本土性的觀照，正是這種本土性蘊含著革命的本土意識。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來說，20世紀中國革命本土意識的發掘就是一個從方法到內容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應該成為當下乃至今后中共黨史研究學術進路的立足點。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暨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