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生成邏輯、學理意涵與發展路徑
﹝內容提要﹞新質生產力理論系統回答了當代中國在生產力加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重大時代命題。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科學把握世界現代化進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的必然結果。新質生產力在要素構成與要素組合兩個方面超越了傳統生產力的具體機制，即生產要素的內部替換與結構深化以及要素互動的重新域定與范式轉換。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要全面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建設，聚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積極打造全球領先的人才高地，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進而為深化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勁動力。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唯物史觀 數字化轉型 中國式現代化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可以說，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社會發展是依附於不斷變化的偶然性因素所組成的隨機行動結構，又抨擊了將歷史視為“有規律的混沌”的多因素論和單因素機械決定論。它深刻揭示了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並將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動力歸結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由此在眾多“偶然”之中揭開了歷史的“必然”。當下，數字化浪潮帶來的海量數據的生產、流動與急劇迭代的技術革新正在形塑世界歷史，而中國式現代化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亦面臨諸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因此，重新返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視域，對生產力的實踐樣態和理論內涵進行再審視，無疑成為發展與深化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和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立足當前歷史方位，習近平統籌把握世界科技、經濟發展的前沿趨勢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要求，高屋建瓴地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論斷，有力地回應了當今重大時代課題。2023年9月，習近平在黑龍江考察時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從“形成”到“發展”，這一變化表明新質生產力的戰略地位在不斷攀升。2024年1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對新質生產力的豐富內涵、核心要義、實踐路徑等內容作出了系統闡述，深刻回答了“什麼是新質生產力、為什麼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怎樣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如何做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篇大文章廓清了理論迷霧並提供了實踐遵循。他指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並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國際環境錯綜復雜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錨定從“后發追趕”邁向“前沿競爭”的轉型軌道，必須對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學理意涵與發展路徑作進一步考察。這也是將中國道路的經驗知識學理化體系化，進而為深化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思想動力的應然之舉。
二、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世界現代化進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
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化進程是基於生產力躍升之上的歷史主體創造世界歷史的過程，它內蘊著“民族歷史”與“世界歷史”的互動勾連，揭示了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時所必然指向的“世界性”。由此，在考察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時，務必要將其放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的雙重視域中進行梳理凝練。
（一）世界現代化進程：科技結構持續革命下的新世代
立足世界視野與長時段歷史，生產力在歷經農業文明聚族而居、粗放耕作的漫長停滯后，於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作用下邁入了以“非線性發展”為標志的現代化道路。從“讓大地遍布通訊神經”的電力革命，到信息主義“再結構”帶動的網絡社會的崛起，再到經由數智化轉型“邁向新文化復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新質生產力在實踐層面正是由“技術的勝利”指向下的社會物質生產體系的現代轉型孕育而生的，具體表現在“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三個方面。
第一，從技術革命性突破來看，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內的群體性顛覆性重大技術變革正在重塑科技結構並推動生產力實現新的飛躍發展。首先，在以機器大工業和自動的機器體系為特征的傳統工業生產方式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隨著高碳產業的危害日益凸顯，許多國家轉而制定了以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為代表的新能源開發計劃並取得了長足進展，世界能源結構日趨多元化、清潔化。其次，全球化的持續推進以及精細化的社會分工產生了對具有可塑性和適應性的優質材料的大量需求，傳統材料逐漸被精細化設計、“可編程”的新材料所替代。再次，工業革命衍生的縱向一體化的集成式生產組織體系已經難以應對當下變動不居的商業環境和客戶需求。相比之下，以創新驅動、敏捷結構、即時回應和智能制造為特征的生態型數智制造企業正強勢崛起。最后，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與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全面融入政府、市場與社會等多個場域中，廣泛推動了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整體變革。
第二，從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來看，彰顯著連接主義的數字海的擴張帶來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變化。其一，當數智技術重塑社會結構並將生活世界連接至虛擬空間時，其基礎支撐便是數據、算力、算法、通信網絡和移動通訊設備等新型生產要素。其二，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范疇內的傳統生產要素在技術蝶變和知識迭代的洪流中發生系統轉型。生產方式的演變以及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驅使使勞動者這一生產要素中的主體性要素逐漸擺脫明確的分工桎梏，成為具有多種技能和交叉學科知識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作為勞動資料的機器體系隨著技術進步轉變為具有更高精度和智能的“高精尖”儀器設備。勞動對象也從傳統的實體性要素擴展至數據、算力等新形態的非實體性要素。其三，勞動者對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的創新應用與優化迭代。高素質勞動者在人機協同與聯合智能的加持下不斷探索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的組合優化方式，持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而數據、算法等新型生產要素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對於傳統生產過程的全面滲透亦使得機器體系的運轉效率大幅提升，相應的生產組織協同行動實現質的改變。
第三，從產業深度轉型升級來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產業領域在“數字的黃金時代”中均發生了重大嬗變，再工業化、新農業、平台經濟等新的發展趨勢正在全球各地擴散開來。丹尼爾·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的關鍵特征是農業、工業的衰退以及服務業的強勢崛起。然而，弗蘭克·韋伯斯特批評這種“從商品到服務”藍圖為“冒失且過度簡化”，指出服務業在很多場景下的作用是協助工業或農業的生產，因此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指向一種相互依賴的系統性變遷。循此審視當今世界的產業轉型，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席卷全球，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都出現了再工業化和發展新農業的浪潮，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不同產業之間的協同效應與疊加效應更為明顯，綠色、智能和可持續成為產業轉型的普遍要求。與此同時，傳統的服務經濟在數據驅動和技術賦能的共同作用下被資本整合為一個個輻射全球的超級平台系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被平台中介匯聚起來凝結到基於數據所框定的交換秩序之上的世界市場中，亞馬遜、阿裡巴巴等平台巨頭搭乘數智化的進步列車完成了市場結構的內化與再生產。
生產力在“技術和數字化將改變一切”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發生了歷史性飛躍，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與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構成了新質生產力在實踐層面上的生成邏輯。從理論層面來看，當世界現代化進程在生產力的軸線上邁向新坐標時，如何發展生產力、發展什麼樣的生產力等問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面對和回答的時代之問。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方位，習近平關於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是對這一重大命題的有力回應。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向這一宏偉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可以被概括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四個方面，它們分別構成了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依據、行動指南、路徑選擇與目標指向，並在理論層面上深刻詮釋了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
第一，新發展階段是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依據。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一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性成就。當前，中國正處於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生產力不斷累積，中國已經“擁有開啟新征程、實現新的更高目標的雄厚物質基礎”，因此可以指向更高的發展目標。
第二，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行動指南。新發展理念包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習近平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提出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指導原則，它系統回答了中國當前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深刻指出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粗放型的要素投入和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構成了中國后發優勢的重要基礎，加上發達國家加速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大環境，中國憑借急劇擴大的出口貿易一度維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產業分工進入深度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同時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國際貿易，中國出口增速放緩，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出現變化，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新發展理念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新發展理念要求擺脫傳統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路徑，加快調整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形成創新驅動、集約高效、環保節能、開放合作和共建共享的質量效率型生產力發展模式。
第三，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路徑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階段事關中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其基礎支撐是以科技創新培育發展動能，全面提升科技進步貢獻率，努力實現具有先發優勢的高水平自立自強。當前國際產業分工正處於深度調整期，新冠疫情的暴發加劇了逆全球化浪潮，以往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世界工廠”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形勢，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新布局是中國掌握經濟主動權、於變局中開新局的必然要求。習近平明確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縱覽全球科技發展版圖，中國科技的整體水平已取得歷史性突破，已經從“跟跑”為主轉入“跟跑、並跑、領跑”共存的新階段，但仍然有很多長期存在的堵點痛點難點亟需解決。由此，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契機，加快實現引領型發展、邁向創新型國家，不斷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是建構新發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第四，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目標指向。“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它是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實踐指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依循的發展。習近平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一方面，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和生產要素相對優勢變化需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的轉變﹔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全面滲透經濟社會各領域，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發生劇烈變化，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不斷升級，這意味著要著力建設優質高效的產品服務生產體系，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求平衡。實現高質量發展在生產力維度上集中體現為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即通過要素品質提升帶來質量變革，通過要素配置優化帶來效率變革，通過科技進步創新帶來動力變革，進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大幅提升。
總而言之，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理論邏輯可以概括如下：以把握新發展階段為現實依據，以貫徹新發展理念為行動指南，以建構新發展格局為路徑選擇，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指向，以自主創新能力為第一動力，以科技發展應用為必要條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機遇中積極推動社會生產和消費向自動化、集約化、智能化和綠色化轉變，促使“社會生產力再次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再次大飛躍”，邁向創新驅動的引領型發展，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加注強勁動力。
三、新質生產力的學理闡釋：唯物史觀視域下的生產要素及其組合優化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是生產過程或者說“共同活動方式”中的“自然關系”，即勞動者利用生產資料干預自然進行物質生產的能力。可見，唯物史觀視域中的生產力概念包含了兩種相互獨立卻又內在統一的理論范疇，即要素構成與要素組合。要素構成指勞動者、“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等﹔要素組合則指勞動者充分發揮能動性對其他生產要素進行靈活運用。習近平明確指出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涵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下文將從要素構成與要素組合兩個方面詳細考察新質生產力的具體內涵。
（一）要素構成的品質提升：生產要素的內部替換與結構深化
生產要素在生產活動中的發展變化是生產力躍升的重要表征。具體到要素構成上，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的區別在實踐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品質提升，包括傳統生產要素的迭代升級與新型生產要素的發展涌現。布萊恩·阿瑟將這兩個過程稱為內部替換與結構深化。
1.內部替換：傳統生產要素的迭代升級
內部替換是指勞動者、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等各類生產要素的置換與優化。
第一，從勞動者來看，工業革命時代福特主義指引下的標准化培訓、專業化分工所催生的剛性就業勞動者正日益轉型為具有多領域知識和跨行業靈活勞動能力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福特主義脫胎於泰勒主義，以批量生產、流水線作業和標准化管理為主要特征。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在層級分明的組織體系與剛性的分工約束下往往隻能選擇某一行業走完自己的職業生涯。然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推進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不斷深化，僵化臃腫的福特主義很快被沖擊得支離破碎，以敏捷生產、靈活勞動和鬆散連接為特征“數字后福特主義”或“數字商業生態”正強勢崛起。在這一過程中，以往隻擁有單一技能的勞動者在現代化教育體系和數智傳播技術帶來的知識的解蔽中要成長為具有交叉學科知識和跨行業勞動能力的多技能復合型人才。由此，勞動者的能動作用被進一步激發，社會分工進一步分化細化，但這種分化細化將不再是被分工文化所桎梏的勞動異化，而是更強調勞動者的自主意志實現的潛在生產力的解放。
第二，從勞動資料來看，馬克思意義上的工具機的革命在新質生產力中演變為基於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發展的智能替代革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機器大工業體系中具有改造勞動對象作用的工具機的出現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正是工具機的革命開啟了區別於傳統手工業的機器大工業時代。當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超級制造浪潮正在改造和重塑機器大工業的“遺產”。一方面，實物流程的自動化以及機器人的引入推動傳統生產模式轉向自動化，常見形式有無人化生產線、自動化材料物流以及利用智能機器人執行任務等﹔另一方面，基於數據中心主義的敏捷組織架構則指向圍繞由“數據湖+API”構成的超級數字系統打造互聯互通的新型運營體系，包括數據主導下的開發生產、質量控制、異常檢測和過程跟蹤等。最關鍵的是，無論是自動化還是數字化，都揭示了當下興起的一種區別於機器替代的、以智能替代為特征的勞動資料革命，即從對軀體力量的替代邁向對腦力勞動的替代。當然，勞動者本身始終還是生產活動的主體性要素。第三，從勞動對象來看，作為生產過程中被開發利用的物質客體，新能源技術與材料科學的突飛猛進使得具有優良性能且節能低碳的合成物質在新質生產力中強勢崛起。馬克思把勞動對象區分為生活資料與勞動資料，前者指的是農耕畜牧中必不可少的土地、水源等，后者則包括工業化生產所亟需的煤炭、金屬以及木料等。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能源革命與材料革命促使勞動對象本身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就能源而言，除了水能、風能、地熱能和太陽能等基於自然資源開發的清潔能源外，頁岩氣、生物乙醇等合成燃料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至於材料迭代方面，從自然材料到合成材料乃至可編程材料的發展亦十分顯著。以服裝為例，以往的服裝大多是由棉花等天然材質紡織而成，但是現在合成纖維已經被普遍應用到衣物的制作中，最新趨勢甚至指向了具有自組裝、自適應能力的智能材料。
2.結構深化：新型生產要素的發展涌現
結構深化是指將新型生產要素加到生產系統之中，以此突破傳統生產系統的局限並在新質生產力中實現二次平衡優化。當今世界，人類社會的實體性身體交往已經融入數字化界面所構成的虛體單元之中。數字空間成為人們進行實時自我呈現的場所，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預言的數字化生存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作用下終於切實地轉向現實世界。概括來說，數字空間的維系運轉需要兩種不同類型的新型生產要素。
第一類是數據、算力、算法、通信網絡和移動通訊設備等基礎性資源。數據作為“數據—信息—知識”鏈條的前端要素，是數字空間中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同時也是現實世界的“記憶痕跡”編碼至虛擬世界進而形成虛擬現實的必要條件。與之相似，通信網絡和移動通訊設備是人們隨時隨地接入互聯互通的“移動星球”的基本前提，網絡的缺失或者設備的匱乏是誘發“數字鴻溝”的常見因素。而算力和算法則隨著人工智能浪潮的興起成為新興戰略性資源，多元泛在的算力設施和節能高效的算法方案是人工智能賦能各類場景數智化轉型的重要支撐。
第二類是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與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數智化技術，它們是數字空間撬動現實世界的技術支點。大數據是指收集、整理與分析具有大規模和異質性等特征的結構化數據或非結構化數據並以此指導社會行動的技術活動，數據處理帶來的“知識的浮現”能夠有效拓展人類作為“局限性的智靈”的理性邊界。人工智能則是通過神經網絡的堆疊以及基於注意力機制的仿人類思維模擬訓練而形成的高性能智力表現，藉此以“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解放甚至替代人類的腦力勞動。而雲計算作為一種彈性計算基礎設施，能夠為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提供廉價高效的計算資源，由此整合匯聚成具有規模效應的巨大價值鏈。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數據庫，能夠有效解決市場交易以及組織交互中的信息模糊、信任不足以及可追溯性差等系列問題，加密貨幣、去中心化治理組織等新興事物正是立足於區塊鏈技術的蓬勃發展之上的。
（二）要素組合的優化躍升：要素互動的重新域定與范式轉換
依據唯物史觀，生產要素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是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發展躍升的另一重要表征，具體到生產要素組合上則體現為技術性矛盾與社會性矛盾。其中，技術性矛盾包括主客觀矛盾和生產資料的內部矛盾，這類矛盾的解決通常依賴於“重新域定”（redomained）﹔而社會性矛盾則涉及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的矛盾，本質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証關系的體現，這類矛盾解決的實踐形式被托馬斯·庫恩稱為“范式轉換”。
1.重新域定：主客觀矛盾與生產資料內部矛盾的解決
重新域定是指依據新發展理念的思想指引與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導向，對生產要素進行創新性組合。一方面，就生產要素組合的主客觀矛盾的解決而言，重新域定指向如下兩種實踐：其一，當生產活動的技術要求超出勞動者的能力范圍時，勞動者通過自主學習、組織協作以及人機協同等方式，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進而克服“技術利維坦”的異化並讓自主意識所蘊藏的潛在生產力得到充分釋放。普列漢諾夫將人類的這種能動作用描述為人在與自然斗爭時“改變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其二，當生產資料無法滿足勞動者的生產需求時，勞動者通過勞動改造或者外部引進對生產資料進行內部替換和結構深化，由此推動主客觀要素實現整體協同的和諧發展，甚至建立起新的“域”或者說基於新的要素組合的技術集群。應當指出，主客觀矛盾的解決深刻體現了勞動者所具有的“表現為個人特性的主體的生產力”，它意味著勞動者可以自由定義要素組合的可能性，這充分彰顯了勞動者在新質生產力中的主體性地位。
另一方面，對於生產資料內部矛盾的解決，重新域定旨在設計具有內在一致性和時空穩健性的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以服務於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從內在一致性來看，功能各異、性能參差的勞動資料需要和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對象進行結合並進入生產活動之中，如此方能形成要素合力推動生產力發展。一個經典的案例是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與ImageNet數據庫的相互成就。早在20世紀90年代，神經網絡深度學習這一技術設想就已經初具雛形，但由於數據的匱乏，人們無法獲得理想的訓練結果。直到2012年，神經網絡被應用到擁有1500萬張標注圖片的ImageNet數據庫時，其識別准確率大幅刷新了計算機視覺領域的世界紀錄，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革命就此興起。而從時空穩健性來看，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或空間的變化而出現折舊、損耗或不再適用的情況，因此需要因時因地進行校准和調整，確保既定要素組合具有強大韌性以實現生產目標。例如，當礦藏資源衰竭時，需要合理利用合成物質對之進行替代﹔當具有高性能和高穩定性的無機材料興起時，部分勞動資料中的有機材料則應進行適時改造。
2.范式轉換：要素組合內蘊的社會性矛盾的解決
要素組合的社會性矛盾解決指向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其具體實踐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庫恩的范式轉換所捕捉。為清楚闡釋這一點，需要引入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與卡蘿塔·佩蕾斯的“制度的創造性毀滅”兩個概念進行說明。熊彼特認為，技術革命會破壞舊的經濟結構並創造新的結構，進而自動派生出增長性的經濟長波。而佩蕾斯則揭示了截然相反的另一種路徑，即每一次技術發展的浪潮都立足於舊有的惰性制度的先驗性毀滅。由此觀之，熊彼特與佩蕾斯分別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兩種實踐形式，即生產力的躍升推動生產關系發生裂解與質變，以及生產關系的先發變化對生產力產生能動作用。然而，無論是“創造性破壞”還是“制度的創造性毀滅”，在一定程度上都隻反映了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說的“觀察者”的視角。當我們將視角轉向“參與者”時，它們在要素組合意義上都指向了社會共有知識結構的變遷以及（勞動）共同體秩序的變革，即由社會行動者在“解謎”“反常”“危機”與“反思”中促成的范式轉換。
基於此，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躍升過程中的要素組合的社會性矛盾解決蘊含著以下四個方面的變化：第一，常規科學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難題急劇增加，“宇宙起源、物質結構、生命演化、意識本質等基本科學問題方面的新認知新發現將引發科學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創新”。第二，“反常”或者說反預期的科研成果頻繁出現，例如近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與以往科學界對於“具身智能”（Embodied AI）的期待相比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即從軀體解放轉向智能替代。第三，原有理論的“危機”的彌散以及各類新理論的迸發涌現，例如Deepmind公司開發的Alphafold軟件對於人類蛋白質結構的大規模測算幾乎完全顛覆了該領域的研究方法，使其由傳統的單純的實驗研究轉向“實驗+算法”模式。第四，社會行動者對“危機”的“反思”推動著新的共有知識結構的形成以及共同體秩序的變革。在人工智能所勾勒的象征著智能解決主義的未來世界的社會想象中，各國紛紛制定、實施人工智能戰略，例如法國的“國家人工智能戰略”以及美國的“國家人工智能發展與研究戰略計劃”等。
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路徑：實踐進路與具體舉措
（一）全面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建設，建立健全綠色智能的現代產業體系
習近平指出：“要圍繞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和農業強國等戰略任務，科學布局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區別於西方建立在殖民擴張、濫用自然資源、先破壞后治理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指向的是以創新驅動、綠色低碳、韌性供應及兼顧安全與發展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建構。第一，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持續調整重大生產力布局，改造升級傳統企業，鞏固提升優勢企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孵化未來產業。著力推動各類產業的綠色化改造，普及推廣綠色制造技術，鼓勵發展循環經濟與綠色產業，增強綠色產品的供應能力，培育綠色消費市場。因地制宜發揮地方稟賦與政策配套的積極作用，穩步厘清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與發展方向。第二，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針對鏈條薄弱環節“補短板”，在原材料供應或關鍵技術領域提供專項支持，減少對外依賴。基於已有產業優勢“鍛長板”，持續推進技術研發並適當擴大產能，確保在國際市場上搶佔競爭優勢。緊抓基礎產業建設“固底板”，堅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完善糧食、金融、鋼鐵、化工等關鍵領域產業安全制度建設，為產業結構升級與生產力布局調整夯實安全基礎。第三，要充分發揮“數字中國”建設的戰略支撐作用。發揮數據、算力與人工智能等新型生產要素在新質生產力形成過程中的乘數效應，加快鋪開綠色節能的數字基礎設施，普及推廣高效實現數據要素價值的典型場景，讓海量數據及數智化技術為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降本增效，促使數字化轉型賦能傳統產業，助推新產業和新業態的形成發展。第四，要積極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遏制打壓。逐步建設產業轉移“攔水壩”，出台優惠政策吸引關鍵制造環節回流。打造企業聚集“蓄水池”，在合適地區建立產業園區，集中資源優勢打造產業集群。
（二）聚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打造生產力現代化新引擎
習近平強調：“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如何充分調動各方面的創新活力與發展動力，讓科技創新切實發揮第一動力的全域賦能作用，是打造新質生產力發展新引擎的關鍵所在。第一，要加強對原創性前沿性科技研發的支持力度。合理增加對科技研發的財政投入並優化資金分配，加大對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基礎科學和前沿應用領域的扶持力度，依托國家科學中心、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優良條件加快建設新型舉國體制，借助“中央—省—市”多級科技資助體系實施差異化多元化的資助策略，切實依據研發活動在不同階段的具體需求提供資金支持。第二，要全面優化科技創新體制。簡化科研項目審批機制，刪減清理繁瑣手續，減輕科研人員的行政負擔。健全科研機構管理機制，鼓勵採用彈性化、扁平化的運作方式，加強對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的支持。適當放寬科研項目的資金使用權限，提高科研經費使用的自主性及轉化效率。改革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設立科研成果轉化基金，為促進科研成果市場化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健全以創新質量和實踐影響為核心的績效評估機制。第三，要構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系統。搭建多層次的產學研合作網絡，在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推廣聯合研發中心與技術創新聯盟等合作機制，支持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共享資源和共建平台。提供稅收優惠、資金補貼等激勵措施，鼓勵企業投入原創性研發活動並與高校、研究機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建立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技術交易服務平台，為知識技術的市場化流通應用提供高效有序的撮合服務，鼓勵建設創新孵化平台和區域技術發展中心。第四，要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自覺增強國際科學話語權，借助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重要平台深入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的議程設置。主動參與面向基礎性研究和前沿性重大顛覆性技術研發應用的國際科學合作，切實增強中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內生參與能力。
（三）建造全球領先的人才高地，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梯隊
習近平指出：“要根據科技發展新趨勢，優化高等學校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培養急需人才。”建立世界領先的能夠可持續的人才梯隊，應當在培養框架、管理體制和流動機制等方面實現突破。第一，要建立前瞻性的人才培養框架。制定人才培養的長期戰略規劃，關注高素質復合型勞動者的培育成長，結合科技發展動態適時對戰略規劃進行復審與調整。前置人才培養鏈條，在義務教育階段引入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健全“普職分流”機制和其他評估篩選程序，挖掘本土人才並建立人才檔案，對人才進行跟蹤培養。分階段建立健全聚焦本土、面向世界的科技人才儲備庫，以“四個面向”為宗旨制定動態調整的緊缺人才、高層次人才目錄清單。第二，要持續推進人才分級分類管理體制建設。構建多元化的人才分級分類標准，綜合考量專業背景、技能水平與實踐經驗等因素逐步完善“定量+定性”的能力評價機制。實施差異化的薪酬待遇與資源供給，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相關標准，合理確定各類人才薪酬補助的具體水平，在科研經費與研究平台等方面參考不同人才的能力與需求進行供給。設置多元化的激勵體系，有針對性地為各類人才提供心理支持、教育支持和家庭支持等非物質激勵。第三，要構筑多層次的人才流動機制。打破不同系統間的人才流動壁壘，在政務部門、企事業單位、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構建人才流動平台，促進人才數據的共享互通。創新人才流動方式，探索兼職挂職、借調遴選等流動渠道的制度化路徑，建立規范的流動程序和事中事后評價機制，鼓勵支持優秀人才在不同單位不同領域之間開展交流挂職。
（四）優化統籌頂層設計與戰略部署，建構與新質生產力相適配的新型生產關系
習近平鮮明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唯有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配的新型生產關系，方能充分激發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積極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不斷破除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梗阻，進而匯聚社會合力，共同營造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良好環境。第一，要堅持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新質生產力發展工作的領導作用。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確保黨中央對新質生產力發展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完善黨領導新質生產力發展工作的體制機制，構建合理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把黨的組織體系建設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中堅核心力量。第二，要立足系統觀念深化所有制改革。制定具有長期性前瞻性的戰略規劃，明確所有制改革的階段性目標，加快探索與新質生產力相適配的所有制改革方案，細化深化重點工作領域與組織保障體系等關鍵內容。因地制宜協調區域發展，科學把握區域資源稟賦差異和產業結構異同，深入識別其中的制約因素與發展瓶頸，整合優化資源配置，制定差異化的所有制改革方案。提升跨層級、跨地區、跨領域的政策協同性，充分調動不同行動主體形成共治合力。第三，要著力優化政府與市場關系。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持續優化涉企服務和營商環境，完善市場准入和退出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順暢涌去。創新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為初創企業、中小企業以及其他技術密集型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激活“資本的文明面”。第四，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拓展國際合作，在技術研發、產業發展和人才教育等領域建立更加緊密暢通的合作渠道。優化完善外資進入的政策框架，尤其要在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為外國投資者提供更多便利與保障。加快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發展，主動與國際貿易標准和投資規則接軌，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作者單位：翟雲，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潘雲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程主，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