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結構問題

﹝摘 要﹞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結構問題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廣義社會，亦即作為全部人類生活總和的宏觀社會系統。不同領域的劃分表明了社會系統的一般構成，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多層次分析框架，進一步揭示了這些領域之間有機聯系的主要機制。與此同時，還有其他多種不同的關系和聯系交錯並存，形成一個豐富生動的聯系網絡。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領域之外，所謂狹義的“社會領域”指向社會系統中人的存在，需從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的關系去把握﹔而“生態領域”中所呈現的則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這兩大系統之間的聯系，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應給予充分重視。

﹝關鍵詞﹞社會結構 歷史唯物主義 聯系機制 社會主客體 社會與自然

“社會”是一個具有多重內涵的復雜概念，可以從廣義和狹義等不同的意義上去理解。而這裡所說的社會結構，主要是著眼於廣義的社會，亦即作為全部人類生活總和的宏觀社會系統。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這一概念雖然常常是在狹義上使用的，但他們的研究視域卻始終涵蓋人類生活的全部范圍，亦即我們所說的廣義社會。對於這個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和闡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過程中曾作過深入探討，並形成了重要的認識成果。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些成果，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促進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守正創新，還需要我們本著真正科學的態度進一步作出努力。本文便打算結合相關討論的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一些考察。

一、一般構成與有機聯系：經典作家的分析框架

對於這樣一個廣義的宏觀社會系統，通常的做法是將其劃分為各個不同的構成領域，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等。在相關討論中，還提出了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社會領域”，其內容主要包含各種民生問題。這一領域名稱的使用，與宏觀社會系統的廣義社會概念存在交叉，但也可以看作“社會”概念的狹義理解之一。此外，有關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也往往被看作一個專門的領域，並與其他社會領域相並列，在討論中廣受關注。

而當我們考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結構理論時，所看到的卻有所不同。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般地談論這個構成問題，而是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獨特的分析框架。對此，他們曾在多個場合作過說明，其中最為經典的便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相關論述。馬克思寫道：“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從這一論述不難看出，馬克思實際上是將宏觀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區分為幾個基本層次，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當然，對於“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這裡只是提到與“現實基礎”“相適應”，而沒有明確歸入“上層建筑”范疇﹔這一表述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討論中尚存爭議。但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卻對此有過更為直接的說明，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曾指出：“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反杜林論》中也指出：“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

經典作家提出的這樣一種多層次分析框架，為我們深入研究宏觀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提供了獨到的方法和路徑。當然，這一框架並沒有脫離通常所作的領域劃分，而是以此為依托進一步展開的。他們所闡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本身都屬於社會的經濟領域，是這一領域內部的兩個層次﹔而所謂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則可以分別歸屬於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但是，這一框架又明顯不同於上述劃分方法，后者雖然也是對於社會結構的一種說明，但只是說明了社會系統的一般構成﹔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停留在這個一般的層面上，而是著眼於宏觀社會系統中各個構成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著力探尋這種聯系的內在機制。隻有弄清了這種內在機制，才有可能真正深刻地認識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並進一步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這樣一個分析框架的提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這一框架中所揭示的各領域聯系機制，集中體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基本層次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生產力處於決定地位，而生產關系則要與“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經濟基礎起決定作用，而上層建筑則要“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馬克思還從動態角度對這種機制作出了考察：“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分別考察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的基礎上，馬克思進而從總體上明確了生產力在整個結構體系中的根本決定作用，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此外還特別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便從歷史觀基本問題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結構中存在的聯系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出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又充分肯定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恩格斯曾專門針對這方面存在的誤解作出說明：“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他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恩格斯的這些論述，對於澄清這一問題上的某些模糊和不正確的認識，防止和反對簡單化、片面化的錯誤傾向，具有直接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形成宏觀社會系統各領域之間有機聯系的主要機制。這一機制貫穿於社會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在社會系統的存在和演進中起著根本性的支配作用。要認識宏觀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就必須深入了解和把握這一機制。經典作家提出的分析框架為我們進行社會結構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我們應全面准確地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理，並將其正確地運用到所研究的問題中去。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又應看到，經典作家的這一框架並沒有窮盡社會各領域之間的所有聯系，其所揭示的主要機制也並不等同於所有機制。宏觀社會系統中的聯系是復雜多樣的，與上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制約機制相互交織而存在的，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關系和聯系。要達到對社會結構問題的更加全面的認識，還需要進一步對此作出考察。

二、主要機制與多重制約：不同關系的交錯並存

按照經典作家的分析框架，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文化領域之間的聯系機制主要體現為生產關系作為經濟基礎而與政治上層建筑、觀念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生產力的作用則是通過生產關系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表現出來，由此形成“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逐層遞進的傳導鏈條。那麼，在這樣一種間接聯系之外，是否還存在生產力與政治領域、文化領域之間的直接聯系呢？

從邏輯上說，經濟領域之所以能夠在社會各領域的關系中居於更為根本的地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明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同時，人們要從事各種政治和文化活動，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質資料和手段，而這些資料和手段的獲得也要依賴於經濟領域。經濟領域中的生產關系之所以能夠對整個上層建筑起到直接的基礎作用，是因為它體現了經濟領域中的基本利益格局，決定著物質生產成果的歸屬和分配，由此直接影響到政治和文化領域中的活動狀況，促使上層建筑在基本性質上與之相一致。但同時又要看到，經濟領域對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影響和作用還會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表現出來，這便是技術層面上的具體狀況和特征。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中的各種活動會以什麼樣的技術方式展開，展開的廣度、深度以及最終的效果如何，都要取決於人們從經濟領域中所獲得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資料和手段，這些資料和手段本身的技術性能如何。而這種純粹技術意義上的規定性並不是來源於生產關系，而是直接取決於生產力的水平和狀況。因此，這裡所顯現的便是生產力與政治領域、文化領域之間的直接聯系，這種聯系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聯系同時並存。並且還應指出，這樣一種技術性質的聯系並不只是單向的存在，而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生產力對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技術狀況有著直接作用和影響，而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各種活動對於相關技術資料和手段的運用，也會反過來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在這些活動中，總會有新的需求產生出來，促使生產領域不斷改進技術、提高能力和水平，從而生產出更多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新的資料和手段。

稍微具體地考察一下宏觀社會系統中的文化領域，便可以看出這一領域中包含著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它是人類認識各種不同成果的總和。其中，能夠納入“觀念的上層建筑”范疇、作為“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只是在內容上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和客觀要求的那部分成果，如經典作家所說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道德以及政治意識、法律意識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多種學科也可以列入其中。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認識成果與經濟基礎之間沒有這種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因而本身並不屬於上層建筑，如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語言文字等。那麼，文化領域中的這一部分成果，與社會各領域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就內容本身而言，自然科學類的各門學問主要是對自然領域中聯系和規律的反映，是人類認識自然、探索自然的成果結晶。而工程技術類知識不僅包含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而且還更多地體現了對物質生產過程各個環節和方面的規律性認識，是對生產力狀況的反映。從社會聯系看，這些成果首先是與物質生產實踐、與經濟領域中的生產力層次有著直接和緊密的聯系。取得這些成果的認識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展開的，從而一開始便受到生產力發展狀況及水平的制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正是在不斷進行的物質生產實踐中，在生產力不斷運行和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對自然規律以及物質生產本身規律的認識才得以不斷拓展和加深。而反過來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的成果又被廣泛應用於物質生產過程，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對於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因而被看作“第一生產力”。

在與生產力層次有著直接聯系的同時，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與經濟領域中的生產關系層次也有著重要關聯，這種關聯是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相伴隨的。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總是與生產力的發展聯結在一起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適合情況，也必然會影響到生產關系與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它會贊同和鼓勵與之相應的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當生產關系不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它同時也會排斥和反對科學技術方面的相應發展和進步。在這一過程中，以這種生產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也都會在各自的領域裡表現出相同的傾向，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不同影響和作用。而反過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又能夠對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領域的變革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它與生產力的發展相互促進、相互交融，最終推動著整個社會系統的進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這種歷史作用，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就曾特別提到：“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

語言文字作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成果，其特性與科學技術又有不同。它是人們在物質生產活動及各方面社會實踐中創造出來的特殊符號系統，是進行思想交流和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它可以充當各種認識和思想觀念的載體，但又不等同於這些認識和觀念，它本身也只是具有純粹的技術性質。而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成果，與社會各領域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經濟領域中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也是語言文字產生的首要途徑﹔如恩格斯所說：“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而反過來看，語言文字又是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沒有語言文字，生產過程就難以正常展開。政治領域中的各種活動同樣離不開語言文字，同時也為語言文字的發展提供了本領域特有的實踐基礎。文化領域中的各種活動同語言文字的聯系則更加緊密，這些活動不僅需要語言文字作為交流和交往的工具，而且還需要以其為載體，用以表現各自的成果和內容。因此，這裡存在著的是一種多重制約關系。

社會各領域之間的這樣一些不同的關系和聯系，與經典作家所揭示的主要聯系機制交錯並存，形成一個豐富生動的聯系網絡，需要我們從總體上綜合起來加以把握。但從以上考察中也可以看出，這裡所涉及的仍主要是宏觀社會系統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構成領域，而討論中提出的狹義的“社會領域”又是怎樣的情況？它與這些基本領域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便是我們接下來所要回答的問題。

三、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社會領域”的邏輯定位

談到所謂狹義的“社會領域”，首先需要明確一點，即這一表述中所包含的“社會”概念，與經典作家曾經使用過的狹義社會概念並不相同。如本文一開始便提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確經常在狹義上使用社會概念，但他們對狹義社會的理解，主要是著眼於經濟領域中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曾明確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他們還曾將“社會”與“市民社會”看作同一個序列的概念，認為“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我們在前面曾引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論斷：“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此處所說的“社會生活”，也應歸入這個“市民社會”的層次。而目前討論中所提出的“社會領域”，並不是指向生產關系，而是聚焦於各種民生問題﹔這些民生問題的著眼點，是社會中存在著的人，所反映的是人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狀態。而這樣一種特殊指向的“社會領域”，在邏輯定位上也同時有別於其他構成領域，它所展現的是宏觀社會系統中的另一種重要聯系，即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聯系。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兩個基本方面。其中主體是人，而人們在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相應的物質文化成果等，則作為客體與主體相對應。主體、人不能抽象地存在，而隻能作為“現實的人”歸屬於“一定的社會形式”﹔而社會客體方面各項內容的總匯，正是構成這樣一種“社會形式”，為主體的存在和活動提供了必要條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常常論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將二者作為相互對應的范疇來把握﹔這一語境中的“社會”雖然仍具有廣義的視角，但主要是著眼於社會客體的方面，而這樣一種“人與社會”的關系，也應歸屬於社會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對於宏觀社會系統內在結構的認識，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領域的劃分，也主要是以客體意義上的社會為著眼點，即關注於人所處於其中的“社會形式”。所以，討論中提出一種特殊的狹義社會概念，要求關注主體方面即人本身的存在狀況，並將其作為一個專門領域來對待，是有其客觀原因及合理依據的。但從邏輯上說，這一方面的問題不能與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問題簡單疊加，而應提升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高度，從社會主客體的關系來把握。這樣一種主客體關系，在宏觀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中處於更高一級的邏輯梯階，而有關客體方面的結構內容，則應在這一梯階上加以整合，以統一的形態與主體相對應。

社會主客體之間的聯系機制，首先也表現為它們的相互作用和制約。一方面，作為主體的人要受到客體方面的制約。人的各種活動都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而不能脫離這些條件﹔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馬克思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並且，主體自身的存在狀態，也是由客體方面的條件所規定的﹔“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另一方面，作為客體的“社會形式”又是在主體的活動中形成，並以人為其實際承擔者的，主體的狀況如何，也必然會影響到客體方面的狀況。同時，作為主體的人是一種自覺和能動的存在，社會客體作為人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必然會在主體的作用下不斷發生改變。這裡存在的同樣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

其次還應看到，除了這種相互作用和制約之外，社會主客體之間還存在一種特定的價值關系。從根本上說，主體、人是目的，而作為客體的“社會形式”則是手段。人們在社會客體方面所做的一切，最終都是為了其自身利益的實現﹔社會各領域的發展和進步，也最終是為了人自身的發展和解放。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確認這樣一種特定的價值關系，充分肯定人在宏觀社會系統中的最高價值地位，但它又不像舊的人本主義哲學那樣只是抽象地、空洞地談論人，而是把對人的關懷建立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主張立足於人的現實存在，通過各方面社會環境的改變為人的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這樣，歷史唯物主義便將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把對社會主客體關系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

如前所述，宏觀社會系統中經濟、政治、文化等構成領域的劃分，主要是著眼於社會客體的角度。那麼就社會主體方面而言，是否也存在一個結構問題？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在相關的討論中，常常會涉及階級結構、階層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具體內容，而這些內容便應歸屬於主體結構的范疇。主體結構的考察是著眼於人本身，而人本身又是以各種不同的群體形式存在著。這些群體的劃分可以有不同的標准，由此展現出不同的關系和結構。其中，階級結構是以主體在社會的經濟關系亦即生產關系中的不同地位為依據，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而階層結構則是以人們的收入、職業、受教育程度以及社會權利等為標准，劃分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至於人口結構，更是涉及一定社會范圍內人本身存在的多種特征，包括自然特征、社會特征和地域特征等。這些劃分方法定位不同、性質各異，但各有其特定的價值和功能，有助於我們多視角認識和了解主體結構的狀況。

與社會主客體之間的總體聯系相一致，主體結構的狀況與客體方面的結構狀況也是相互關聯和影響著的。無論是階級結構還是階層結構，以及各種類型的人口結構，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以及各領域社會關系中形成的，都要受到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社會條件的制約。社會的客體結構是怎樣的，主體結構也會怎樣﹔客體結構變化了，主體結構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而另一方面，主體結構的狀況也會反過來對客體結構產生影響，具有不同結構的社會主體，必然會依照自身結構的要求作用於社會客體，促使客體結構與這些要求相適合。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客體結構中的矛盾和沖突，特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必然會在主體結構中反映出來，表現為階級、階層以及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而主體對於這些矛盾的解決，又可以反過來推動客體結構的變革和發展。當然，如果主體結構中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者解決的方式出現偏差，也會對客體結構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造成危害。

四、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生態領域”的特殊意義

如果說所謂狹義的“社會領域”超出了客體意義的結構范疇，所展現的是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聯系，那麼有關“生態領域”的考察就將我們帶入到一個更為寬廣的范圍。從內容看，這一領域中所涉及的是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方面的各種問題，包括不斷突顯的生態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僅超出了社會的客體結構，而且也超出了宏觀社會系統本身，其中所呈現的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這兩大系統之間的聯系。要認識這一領域的問題，必須從這一更大范圍的聯系著眼。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相對於人類社會而言，自然界有著“優先地位”。這就是說，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有機系統，是要以自然系統的存在為前提的。社會系統的產生，本身就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結果﹔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首先是一種自然存在物，然后才是社會存在物。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人們為了生活，必須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第一個歷史活動”﹔而這種生產活動又必須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借助於蘊藏在這一環境中的各種資源才能進行。不僅如此，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活動，都不能離開這種自然環境。自然環境作為一種必要條件，從根本上制約著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

但是另一方面，社會系統一旦產生，就會反過來對自然系統發生影響。作為主體的人並不只是被動地依賴於自然界，而是要能動地認識和改造自然，如馬克思所說的“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從而“再生產整個自然界”。而人對於自然界的這種能動作用，從一開始便具有兩種相反的可能性：如果遵循客觀規律的要求合理地進行發揮，它能夠促進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若超出合理的界限，違背了客觀規律的要求，那就有可能造成對自然環境的損害和破壞，最終危及人類社會自身存在和發展的根基。

從歷史進程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各領域的進步，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加深，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強，在兩大系統的雙向互動中取得了許多積極成果。但與此同時，人類活動對於自然環境的消極影響也逐漸顯現﹔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之后，這方面問題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了。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盲目開發和索取、各種工業加工手段和化學物質的大量使用以及廢棄物的不適當處置，造成各類資源的加速耗竭和自然環境的多重污染，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遭到嚴重侵擾和破壞。面對這種嚴峻的情況，人類不得不對自身行為和既有的發展方式作出反思，在重新認識兩大系統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探索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和途徑，並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提上日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匯集了各類環境問題的“生態領域”日益成為關注的熱點，人們將這一領域的問題與宏觀社會系統各個構成領域的問題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從總體上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尋求協調統一的解決之道。這樣的做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由此說來，所謂“生態領域”雖然並不直接歸屬於宏觀社會系統，但它卻關系到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它所涉及的不是社會系統的內部聯系，而是它的外部聯系，但這種聯系卻是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這個方面發生問題，社會系統本身就不能正常存在和發展，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在社會結構研究中，也應將社會系統的內部聯系同外部聯系貫通起來，對這一領域的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並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高度作出正確解答和回應。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賈高建，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