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實事求是的典范

鄧小平作為我們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偉大事業中，有兩大歷史性貢獻影響深遠：一是領導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二是領導創立和發展鄧小平理論，成功開辟在改革開放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兩大歷史性貢獻貫穿著一個思想精髓，就是實事求是。習近平總書記說，鄧小平一生的奮斗歷程，充分展現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重溫他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創造精神和非凡膽識，對於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領導全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的發展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撥亂反正，開創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新局面。但是，遇到了阻力，這就是當時一些人提出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這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可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氛圍中，人們對“兩個凡是”很難公開表示異議。正是在這一關鍵時刻，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最先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兩個凡是”。1977年 2月，他指出：“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1977年 4月，他又指出：“兩個凡是”不行。1977年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系統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他指出：“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又強調，即使是正確的話，也不能到處搬用，“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他還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要將其“當作體系來看待”，不能“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些論述帶有很強的思想理論性，從政治和哲學高度對“兩個凡是”進行了批判。

1977年 7月 16日至 21日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中心內容是強調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其鋒芒依然是指向“兩個凡是”。他說：“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更不能“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否則就是“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

1978年 5月 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公開發表，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擁護。但是，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對，認為這篇文章是“砍旗”“丟刀子”，是“方向性錯誤”。一時間，形勢變得嚴峻起來。鄧小平在 1978年 6月 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給予堅決有力的支持。他說：“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此前后，他還同許多同志談話，到外地視察時發表講話，明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使這場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可以說，這場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

1978年 12月 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小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正在進行的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認為這場大討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他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他提出：“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篇講話極大推動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成為當代中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

二、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

在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種右的錯誤思潮。有人借口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而否定他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借口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發生的失誤而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又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再一次表現出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場和作為戰略家的遠見卓識。他發表一系列重要談話，指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寫作和修改。

鄧小平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毛澤東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小平強調，對於毛澤東的錯誤，當然應當批評和糾正，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了實事求是的高度評價，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作了區分，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決議》對構成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六個方面問題及其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作了全面、系統、深刻的闡述，強調這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從而有力地反對了兩種錯誤傾向：“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

同時，鄧小平對新中國成立后三十二年的歷史作了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他說：“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是曲折前進的十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前十七年中出現的錯誤相比，則“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后果極其嚴重”。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的原則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決議》指出，必須反對兩種錯誤傾向：“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但是，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我們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三、立足中國國情，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存在一種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觀念，那就是將蘇聯在 20世紀 30年代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神聖化、凝固化，認為堅持這個模式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違背這個模式就是違背社會主義。這種情況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毛澤東對此早有察覺。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以蘇為戒、獨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但是由於主觀和客觀條件限制，他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並對如何正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聯系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他第一次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科學思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個基本結論，是對我國，也是對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總結。鄧小平說，我們過去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這個基本結論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充分體現鄧小平繼承前人又與時俱進，在實踐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主題詞，成為黨和國家全部實踐活動和理論活動的主題主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深深植根中華大地的社會主義。國情決定國策。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過去“左”的錯誤就在於“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制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等，都是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國情基礎上的。有了這個根本的立足點，我們就會更加自覺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

四、強調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最鮮明的特色。他在領導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中反復強調，沒有現成經驗可供照搬，隻能依靠全黨和人民群眾在實踐中探索和創造。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鄧小平理論處處體現尊重實踐的科學態度和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精神。他說，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在改革開放中，常常發生各種各樣的爭論，怎樣對待這些爭論？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實踐是檢驗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准。”一條思路、一個觀點、一個辦法，是否正確，要由實踐作結論，要“拿事實來說話”。不要搞抽象爭論，因為“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

在試驗和探索中犯了錯誤怎麼辦？鄧小平說，第一，不要怕。“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准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第二，隨時注意總結經驗。“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

在改革開放中，有人邁不開步子，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說：“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凡是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東西，都是社會主義的或者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凡是不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東西，都不是社會主義的。這就使人們獲得了思想大解放。

尊重實踐同尊重群眾是一致的。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也是認識的主體。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實踐，是我們黨的智慧之源。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是貫穿鄧小平理論的又一個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他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落腳點。他十分重視總結人民群眾的經驗和創造，反復強調，我個人做了一點事，但不能說都是我發明的，其實很多事是別人發明的，群眾發明的，我隻不過是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談到農村改革，他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談到辦經濟特區，鄧小平說：“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正是這種尊重群眾根本利益和首創精神的立場和態度，使鄧小平理論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始終保持其蓬勃生機與活力。

五、提倡照辯証法辦事，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辯証法也是認識論。沒有辯証思維，不可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照辯証法辦事”，是鄧小平的名言。1945年 2月 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說：“鄧小平同志講：事情怎麼樣辦？照辯証法辦事。我贊成他的話。”1957年 1月 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時，又一次提到鄧小平的這句話說：“要照辯証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証法，提倡照辯証法辦事。”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這句話的高度重視和贊同。

關於如何才能做到遵循辯証法，鄧小平主張講兩句話，即認識世界要講“兩點論”。事物都是矛盾，矛盾都包括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講兩句話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片面性也是主觀性。所以，總結經驗、觀察形勢、制定政策、看人論事，都要講兩句話，反對任何一種片面性。比如，鄧小平講到馬克思主義時說，老祖宗不能丟，又要講新話﹔講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講到黨的領導時說，堅持黨的領導，又要改善黨的領導﹔在南方談話中講到反對黨內錯誤傾向時說，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講到分配原則時說，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等等。這些都是兩句話，而不是一句話。

鄧小平還有一句話，叫“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是改造世界的“兩點論”。他強調了一系列的“兩手抓”，包括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等等。不但要“兩手抓”，而且要“兩手都要硬”。他多次批評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1986年 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指出：“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 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專列一節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問題，把它提高到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六、堅持求真務實，反對形式主義

鄧小平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這不僅表現在他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上和他治黨治國治軍的大政方針上，而且表現在他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上。鄧小平是一個求真務實的人。他講話言簡意賅，朴實無華，理論結合實際，講道理不空泛，講實際不瑣碎，受聽管用。他討厭空話套話，反復強調反對形式主義。

20世紀 60年代初，鄧小平經常提到的“貓論”，就是典型的務實之論。“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本是劉伯承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說的是革命戰爭中，“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鄧小平活用這句話來講當時恢復農業生產問題。他指出，恢復農業生產，“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這就是說，形式服務內容，手段服從目的，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好辦法。后來他講的生產力標准、人民滿意標准、“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等，都體現了這樣一種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針對當時思想僵化半僵化狀態，提出領導干部不要只是當“收發室”。他說：“我們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他批評一些人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對立起來，“書上沒有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轉”。“我們的思想懶漢不少，講現話、空話的多”，真正仔細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少。他十分厭惡形式主義，強調：“追求表面文章，不講實際效果、實際效率、實際速度、實際質量、實際成本的形式主義必須制止。說空話、說大話、說假話的惡習必須杜絕”。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形式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他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並不很多。重復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毛主席不開長會，文章短而精，講話也很精練。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嗎？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這些話距今已有 30多年，今天讀來依然感到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反復強調，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說：“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中，我們要深入學習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不斷作出新貢獻。

作者：楊春貴，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