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開創偉大新時期的戰略思維

作者:高俊良    發布時間:2024-10-28    來源:黨的文獻
分享到 :

每當談論到鄧小平時,人們都會發自內心地贊譽他的戰略思維。這與他一生中在關鍵時刻為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他將這種思維方式貫穿於一切全局性、根本性重大決策的全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 周年座談會上強調的,鄧小平一生的奮斗歷程,充分展現了“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客觀上記錄了這位偉人的曲折經歷,銘刻著他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展現了他的頑強品格和崇高風范。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恢復工作時,黨和國家正面臨重大歷史關頭,局勢十分嚴峻:“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堆積如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各地的企業事業單位中,黨和國家的各級機關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人負責”﹔黨和國家“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等等。此外,還面臨外部敵對勢力的威脅、封鎖和挑舋。這些問題和挑戰像一座座大山堵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百廢待興,中國向何處去?誰能領導全國人民開辟新篇?天無絕人之路,中國人民無比幸運,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高瞻遠矚,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以非凡的戰略思維,迎難而上、勇立潮頭,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順應黨、國家、人民的需要,力挽狂瀾,撥亂反正,指導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吹響改革開放的沖鋒號,領導制定黨的基本路線等一系列治國理政的路線方針政策,並從客觀實際出發,放眼世情、國情、黨情和民情,以敢破敢立、敢闖敢試的膽略氣魄和歷史擔當,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的改革開放宏圖和戰略目標、戰略方針、戰略部署,切實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突破舊框框,創造新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開創,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展現了鄧小平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的雄才大略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一、戰略思維是鄧小平理論得以創立的強大思維方式

戰略思維,彰顯了鄧小平的鮮明個性特質、領導風范,是孕育、滋潤、催生、構成、創立鄧小平理論的強大思維方式。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善於戰略思維,就不會有鄧小平理論。

“自從十八歲加入革命隊伍”,在 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鄧小平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於創造性思維、善於打開新局面的銳氣”﹔始終彰顯著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把握時機的戰略思維﹔始終迸發著勇於擔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高尚品質﹔始終彰顯著豁達樂觀、多謀善斷、沉著堅韌的不凡氣度﹔始終凸顯著實事求是、勤勉務實、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這些都為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等等。這些論述揭示了鄧小平理論得以創立的根本動因、主體要素和理論原則等。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擘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宏偉藍圖需要戰略思維﹔謀劃和確立具有原則性、系統性、方向性、預見性、根本性的黨的新路線、新方針、新政策需要戰略思維﹔實現民族復興、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同樣需要戰略思維。鄧小平敏銳地抓住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期,以戰略思維和戰略定力,洞察世界大勢、體察國情民意,堅持“多干實事”,“拿事實來說話”,帶著“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和“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的勇敢氣魄,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跳出框框、掙脫束縛,謀大事、謀大局、謀長遠、謀戰略,在研究和解決一系列重大、根本、全局和長遠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創立了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鄧小平理論在中國這片廣闊的熱土上顯現出無比強大的真理力量,使我們黨和國家有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有了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強大思想武器,它是鄧小平留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寶貴、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思想和政治遺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裡程碑”。

鄧小平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優秀成果,大膽突破不符合實際的陳規舊章,旗幟鮮明地堅決破除思想僵化的條條框框﹔鼓勵各級黨員干部和科技人員做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反對一切照抄照搬的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倡導開動腦筋想問題,放開膀子干革命,一鼓作氣抓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倡導“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辦法,推動改革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突破和成功,不僅響亮地回答了國內外那些對中國改革持懷疑態度的人的責難,更重要的是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豐富了“實踐出真知”的內涵﹔等等。所有這些,都展現了鄧小平理論的強大思想威力,展現了鄧小平的寬闊眼界和超凡視野,展現了鄧小平在黨和國家改革發展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理論始終堅定地立足中國的發展實踐,從中國廣泛實踐淬煉中迸發出來、又回到中國火熱的發展實踐中去,指導億萬人民的實際行動,從而開花結果,創造輝煌,創造歷史。具體地講,這個理論主要來自鄧小平領導全國各地區、各領域、各行業的廣泛實踐﹔來自他號召全國廣大農村、工廠、社區,邁開步子,“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來自他一次又一次地進村下廠,到生產第一線,到基層群眾中深入調查研究﹔來自他不凡的戰略思維、恢宏的革命氣度、高超的領導藝術,始終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鄧小平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無比肥沃的、廣闊的、開放的、造福人民的土壤中深深扎根、破土發芽、茁壯成長、開花結果、影響世界的。

二、黨的基本路線的確立彰顯了鄧小平的戰略思維

黨的基本路線從醞釀到確立的整個過程,無不彰顯著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路線是管總的,是總攬全局的,是發展的根本保証,具有極強的戰略性、長遠性和政治性。隻有樹立戰略思維,才能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才能從歷史長河、全球視野、復雜國情、殷殷民意來謀劃、判斷、解決黨和國家一系列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才能科學地確定黨的基本路線。

經過長期實踐和認識的發展,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遠遠落后於發達國家。這就是最大的、最基本的國情。因而我們還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是逐步擺脫貧窮、擺脫落后的階段﹔是由農業人口佔多數的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非農產業人口佔多數的現代化的工業國的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佔很大比重,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是通過改革和探索,建立和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階段﹔是全民奮起,艱苦創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為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新的認識出發,鄧小平領導黨的十三大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它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它使我們更加有底氣、更加自信、更加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現代化建設事業上收獲盈盈、成就卓著,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有正確的基本路線作保障。

鄧小平反復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種自信滿滿、態度堅定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據的:一是鄧小平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正確分析國情,克服了不切合實際、不實事求是、超越現階段的錯誤思想和觀念,抵制了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錯誤主張,排除了“左”的和右的種種干擾和影響,果斷作出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正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新的認識出發,我們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二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要求,抓住了關鍵、抓住了要害、抓住了“牛鼻子”,具有綱舉目張的長期效應。三是長期以來,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我國發展日新月異,群眾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過上了越來越好的生活,基本路線深受群眾的贊譽和擁護。正如鄧小平說的,“人民高興,世界矚目”,因而“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大量鐵的事實反復証明:黨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

同樣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出發,鄧小平進一步提出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即“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本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發展戰略既體現了黨和人民勇於進取的雄心壯志,又反映了從實際出發,遵循客觀規律的科學精神,彰顯了鄧小平的戰略思維。

三、實行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善於戰略思維的杰出成果

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實踐証明,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欣欣向榮,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小康生活,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實行改革開放也是鄧小平善於戰略思維的杰出成果。

我國近代史和當今世界的現實清楚地表明,國家貧窮就會挨打,經濟落后就會受欺負,科技不發達就會被卡脖子,發展慢了就會受制於人。為此,鄧小平一再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鄧小平認為,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后的艱巨任務,必須認清大勢大局,破除滿腦袋的條條框框,排除各種消極影響,不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無謂的空談上,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是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這些論述讓人有醍醐灌頂的感覺,充滿恢宏的戰略思維和政治智慧,充滿深邃的哲學思維和現實針對性,充滿著政治家的歷史擔當,回答了改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重要革命性地位和作用,強調不僅要通過革命解放生產力,而且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無疑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反復強調這個關乎改革開放成敗的重大問題。同時他也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資”的抽象爭論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社會主義要贏得同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和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國外的資金、資源、技術、人才,都應當而且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利用。政權在人民手中,又有強大的公有制經濟,這樣做不會損害社會主義,隻會有利於社會主義。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的目標模式,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一個核心問題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些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我們黨歷來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逐步展開。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鄧小平深刻認識到,“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政治穩定,社會動蕩不安,什麼改革開放,什麼經濟建設,統統搞不成。因此,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於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爭論不可謂不激烈,參與者不可謂不廣泛。鄧小平反復說:改革開放必須“抓住時機,發展自己”,“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作為創辦經濟特區的主要倡導者、決策者和支持者,鄧小平重視發揮經濟特區對全國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高度重視和關注特區的建設和發展,還為特區專門題詞,如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為珠海經濟特區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為廈門經濟特區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等。這一系列酣暢淋漓的論斷和滿懷深情的題詞,以及改革開放取得的扎扎實實的成果,給了全國人民巨大的鼓舞和激勵,蘊含著鄧小平高遠的戰略思維、強烈的歷史擔當、深厚的人民情懷、堅定的政治品格﹔銘刻著鄧小平為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無私無畏、沖鋒陷陣、一往無前、排除萬難的開拓勇氣和創新精神。實踐反復証明,改革開放是完全正確的,創辦經濟特區是完全正確的,不搞爭論、爭取時間干,也是完全正確的。

由此我們清楚地看到,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突出的特征是:始終與時代同行,准確把握時代特征,把握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始終充盈著鮮明的實踐性,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始終注意把握改革開放的發展規律,突出重點,真抓實干,把功夫真正下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不忘老祖宗、不搬洋教條、不迷信權威,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大膽開辟新境界。

四、“一國兩制 ”是鄧小平戰略思維的一個偉大創舉

“一國兩制”的構想既突破了西方長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也沖破了東方歷史和現實的一些傳統思維模式,是以戰略思維構建出的一個全新的、獨特的、關系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科學構想,成為享譽世界的偉大創舉。這一偉大構想科學回答了我國怎樣實現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推進祖國統一指明了方向。

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的既復雜又敏感的老大難問題,國內外都很關注,特別是中國人民迫切希望早日解決,盡快實現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經過深思熟慮,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他指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鄧小平提出這個構想,既具有理論上的合情合理性,也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既充分考慮到要堅定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又充分考慮到香港、澳門、台灣的現實處境、利益和前途,考慮到“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麼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說,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國兩制’”。這一構想凝聚著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鐫刻著戰略思維。

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重任,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使我們牢牢把握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有力地推進了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一國兩制”構想最初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問題上,並取得成功。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之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得到切實貫徹執行,保持了香港、澳門長期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

鄧小平在提出這一科學構想時,還考慮到四個非常重要的、必須十分注意的方面:一是必須充分認識到解決台灣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但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從戰略上考慮,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由於外國敵對勢力的干涉,“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我們絕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絕不能放棄對他們的威懾和壓力,絕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而要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三是“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不是別的國家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因此,必須“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四是“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但是一旦發生危害國家及特別行政區根本利益的事情,那就非干預不行。因此,“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特別行政區“有利無害”。以上都是“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全面又長遠,既深入又細致,既縝密又大度,既有大原則也有關鍵環節和細節方面的提醒,把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今天與明天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把方方面面的理由和道理都講得十分明白、十分透徹。

鄧小平說,“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一國兩制”已經証明是完全符合各方利益的、能夠實現共贏的好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從國內來講,“一國兩制”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華夏大一統”“多元一體”的優秀傳統觀念,反映了全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的共同願望,有利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從這些年的實踐來看,“一國兩制”不僅有力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全國人民鼎力支持,而且成為香港、澳門回歸后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順應了國際社會的發展潮流,得到了國際社會普遍贊譽。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貫徹執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為有利。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都是歪門邪道,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是沒有出路的。我們要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五、“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戰略思維

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兩手抓”: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治建設,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穩定,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提出,同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關鍵時刻所作出的其他重大決策一樣,充分體現了他的戰略思維。

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是我們黨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這種方法有利於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基本路線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法律法規,有利於確保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有利於鞏固社會政治秩序的長期穩定安寧,有利於各級領導干部“彈好鋼琴”,防止各地區各領域各行業在工作中出現顧此失彼、一頭重一頭輕、一手軟一手硬的傾向,防止出現“單打一”“走彎路”等影響社會大局穩定的失誤。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是權宜之計,是鄧小平在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方針。對我國來說,實施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大門剛一打開,“蚊子”和“蒼蠅”就鑽進來了。特別是西方帝國主義心懷鬼胎,往往會尋找各種借口,拉著某些敵視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勢力對我國進行侵蝕、干擾和破壞﹔歷史上漫長的剝削制度及剝削階級的遺毒和殘渣還未完全清除,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殘余思想時不時會沉渣泛起、尋事生非﹔加之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人或某些領導干部發生腐化變質的現象,不可能完全杜絕極少數剝削分子和敵對分子的產生。他們內外勾連,動不動就興風作浪、制造動亂、破壞社會穩定。針對這種嚴酷的現實,鄧小平從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於 1986年 1月 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明確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隻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在南方談話中他又反復強調:“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這裡的關鍵詞是兩個,一個是“兩手抓”,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意思是說要在抓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同時,還要抓法制,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方面工作都要重視﹔另一個是“兩手都要硬”,意思是說兩方面工作必須全身心地下真功夫抓好,頭腦要清醒、意志要堅定、作風要扎實、措施要過硬、方法要妥當、解決問題要到位、成果要顯著,要經得起實踐檢驗。必須充分認識到,“兩手”絕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共進同行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隻有真正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真正實現綜合平衡、大局穩定,獲得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社會方方面面的協調穩步前進、全面穩妥發展。

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可以充分肯定的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在理論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實踐上獲得廣泛成功,在政治上顯示出巨大的戰略創造性。這充分展現了鄧小平是怎樣創造性地認識和處理經濟與政治、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改革開放與懲治犯罪等關系問題的,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領導藝術,保証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

總之,鄧小平之所以能為黨和國家作出一系列扭轉乾坤的重大決策和確定一系列根本性的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創造出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歷史偉業,之所以能領導開創一個偉大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就在於他有一個清醒的、篤定的人生定位和遠大理想﹔有一個把戰略思維貫穿始終的科學思維方式﹔有一個始終腳踏實地、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精神境界﹔有一個慣於俯下身子察實情、聽民聲,持之以恆抓重點、抓大事的崇高氣度﹔有一個沉穩堅毅、積極向上、意志頑強、百折不撓的偉大人格﹔有一個善於掌控復雜局面、扭轉嚴峻局勢、創造性地化解重大矛盾問題的非凡能力和魄力。他的一生充分証明了毛澤東所言:“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一位偉人對另一位偉人至為深刻、中肯的評價。我們必須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及鄧小平的戰略思維,這是對偉人最好的紀念,也是對歷史最好的致敬。

作者:高俊良,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