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實與未來的交匯——重溫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寫於1939年冬，其中第一章“中國社會”系他人起草后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國革命”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文章主要論述中國歷史上和當前社會的基本性質、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向，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過渡階段。文章完成后，1940年毛澤東根據形勢又作了一些修改，1952年，收入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該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戰爭中和抗戰勝利后，都曾發揮重要的革命動員和教育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寫作背景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誕生於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后，大規模戰略進攻停止，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在相持階段，日本調整其策略，加緊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國民黨則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日本誘降之下，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開投敵求和。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繼續留在抗日陣營中，但積極反共的策略導致國共關系日益緊張，國內政治形勢日益惡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蔣介石號稱要“抗倭剿共”“雙管齊下”。故1940年毛澤東說：“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
投降與反共在當時是一體兩面的。1939年6月，毛澤東指出，主和派為了進行欺騙宣傳，首先就是反共，不斷地制造所謂“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聽指揮”，“陝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展”，“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乃至“蘇聯陰謀侵略中國”等假消息、假報告、假文件、假決議，企圖造成輿論，達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
投降、反共勢力在政治、軍事上全面施壓。日汪集團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頑固派，到處放火、制造軍事摩擦，殘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共產黨員、進步分子﹔又派遣特務間諜進入陝甘寧邊區，開展所謂“點線工作”，並對邊區實施外部的封鎖，還准備軍事進攻。可以說，當時汪精衛派和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裡應外合的形勢，把抗日向何處去、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了每一位愛國人士，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面前。
就黨內狀況而言，當時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緊迫的建設任務。抗戰爆發以后，黨組織逐漸發展，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在抗戰過去的3年中，黨的建設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大批新黨員還沒有受到教育，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還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也不理解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性。而當時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艱巨的歷史任務，即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盡可能地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保持國共合作，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團結和繼續進步﹔同時還要准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以免使黨和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
面對反共高潮，毛澤東始終清醒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但當時黨內許多干部在策略問題上持有片面的觀點，由此產生了過左過右的搖擺，毛澤東認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來，由於國民黨的反共磨擦和我們舉行自衛斗爭所引起的過左傾向，卻是普遍地發生了”。因此，讓廣大黨員統一認識，明確“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始終沒有發生變化，從而“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是毛澤東在寫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時念茲在茲的課題。在1940年的修改版中，他特意加上了一段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論述，正是特別針對該問題。1940年10月至1941年春，國民黨又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澤東嚴令各根據地加強黨內的策略教育，糾正過左思想，指出“在全國和各根據地上，要反對對時局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因此，有必要向黨內系統而清晰地論述當時黨的政策、策略。
總而言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就是要從歷史的角度論証中華民族反抗壓迫的光榮傳統，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認識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最主要矛盾，從而為團結抗戰、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權指明方向。
主要內容和觀點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全文共兩章十節，從中國古今社會的特點和性質談起，進而推論中國革命的若干基本方面，最后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向。全文語言凝練、結構清晰，邏輯嚴密、環環相扣，充溢著思想的光輝。
第一章“中國社會”下列三節，第一節為“中華民族”，概述中國的地理位置所帶來的國際環境的利與弊，中國的人口和民族，以及在歷史上取得的輝煌成就。文章強調，中華民族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第二節為“古代的封建社會”，概述中國封建時代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指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文章強調，中國封建社會裡，農民階級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由於得不到如同當時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總是陷於失敗。第三節為“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概述自19世紀中葉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文章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促使中國原本的封建社會解體，產生資本主義因素，變為半封建社會，同時把獨立的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這樣的中國社會具有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然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力量軟弱，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政取代皇帝和貴族專政，被帝國主義操縱財政、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力量，處於長期的不統一狀態和地區發展極不平衡，以及廣大人民過著貧困和不自由的生活等特點。該節末尾強調，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第一章關於中華民族反抗壓迫、爭取自由的傳統，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以及近代中國社會的特征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基礎。
第二章“中國革命”下列七節，第一節“百年來的革命運動”，歷數1840年以來中國主要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擔負起民族革命斗爭的責任，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中國。其后，本章第二至第六節，就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逐一作出闡述。
毛澤東指出，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這表明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與其勾結的漢奸、反動派。他們異常強大，長時間佔據中國的中心城市。因此，革命斗爭是長期的、艱苦的，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游擊戰爭。中國革命的對象決定革命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的壓迫。兩大任務相互關聯，當前又以民族革命即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為最主要任務。
關於中國革命的動力，即哪些階級或階層可以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各階級或階層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取決於他們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他逐一分析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游民，認為農民是工人階級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他強調，無產階級必須認識到單憑自己是不能勝利的，必須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
由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出發，可知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但不是舊式的，而是新式的、特殊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是中國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
詳細闡述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面后，毛澤東在篇末總結道：中國革命具有兩重任務，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兩重革命隻能由中國共產黨擔任領導者。完成這兩重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部革命任務，是每位共產黨員的奮斗目標。毛澤東強調，要完成兩重革命目標，必須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
歷史意義和現實啟示
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戰勝利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動員、黨內教育和理論宣傳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義。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鮮明地指出當前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和革命的最重要任務，即當前中國革命的重中之重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對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的投降派，應當堅決打擊，而對於有抗日積極性的階級階層，則應當聯合他們，組成抗日統一戰線。這一方面起到動員民眾積極抗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共產黨處理與社會各階級階層的關系指明方向。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文章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指明中國革命的若干基本方面，其中蘊含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啟示意義。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分析之所以能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在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於始終堅持從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指出未來的前進方向。這啟示我們，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又不能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就要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