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

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社會主義已經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力奮斗，領導人民戰勝無數艱難險阻，使中國社會主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陷入最低潮以后，獨樹一幟，“風景這邊獨好”。鄧小平是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振興和發展作出了獨特的偉大的貢獻，不僅改變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而且改變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命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功勛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深刻的、長遠的。”

領導徹底糾正 “左”的錯誤，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使中國社會主義走出歷史困境，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

1956年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對於怎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國搞社會主義建設，世界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可搬用。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決心領導人民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且取得了重要成果。這些成果，集中體現在黨的八大提出的正確路線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正確思想主張上。然而，20世紀 50年代后期以后，由於各種原因，黨的探索逐漸偏離正確方向，由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發展到指導思想陷入“左”的錯誤，最后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錯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出於篡黨奪權的目的，利用黨的失誤，煽動極左思潮，將“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使中國社會主義陷入嚴重的困境和危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開始局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重新動員人民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國民經濟有所復蘇，黨和國家正常秩序逐步恢復。但是，黨在政治上還處在徘徊中，“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深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各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堆積如山，亟待解決。經濟上，多年來造成的基礎非常薄弱、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暴露出來，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多年來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乃至於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四個現代化建設步履艱難。

中國社會主義要走出困境和危機，必須開創一條新道路。要開創一條新道路，首先必須徹底打破“左”的思想嚴重束縛。鄧小平復出工作后，即集中解決了這樣兩個根本性問題。

一是支持和推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推翻“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徹底糾正黨長期以來指導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給黨和人民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造成了嚴重障礙。如果不推翻“兩個凡是”，全黨的思想隻能繼續陷在“左”的錯誤中，黨和國家的工作隻能率由舊章，繼續走在錯誤的軌道上。要推翻“兩個凡是”，必須從根本的思想路線上解決問題。從 1978年 5月開始，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支持和推動黨內外開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重新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科學論斷，繼而主導在 1978年 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廢止“兩個凡是”，恢復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推翻“兩個凡是”，恢復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徹底糾正長期以來黨的指導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提供了思想條件。鄧小平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充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同時，分析指出黨在長時間裡將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及處理社會關系上的“左”的錯誤，特別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為其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歷史，是同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作為科學理論體系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既為徹底糾正黨長期以來指導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錯誤排除了障礙，又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從根本上避免了毛澤東思想被繼續歪曲、割裂和教條化的命運，使黨的指導思想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在這個基礎上，鄧小平領導和推動全面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調整社會關系，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為開辟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是推動全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戰略轉移，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在推動思想解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將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出現嚴重挫折與教訓的反思，引導到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上來。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他集中回答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1978年 5月，他即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后來，他不斷闡發這一思想，完整地形成了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發展生產力，當然必須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地位。解放生產力，則是需要不斷變革、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具體制度。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來之后，還要不斷變革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他在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出現困局，關鍵“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正是在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思想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由此發端。

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全黨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開啟了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鄧小平思考已久的社會主義新道路日益清晰。他在 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他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回答了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中國走什麼樣的道路這一人們最為關心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二大閉幕幾天后，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肯定地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高度統一、理論與現實的高度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由此走出困境和危機，獲得新的巨大的生機與活力。

領導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影響和阻力，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不斷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的發展階段，使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闊

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關鍵。改革是對原有體制的革命性變革，必然既面臨固有的傳統的思想觀念的阻力，又面臨一些新的錯誤思潮的阻力。前進的每一步都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斗爭中邁出的。改革開放是在探索中前進的，又必然面臨各種難題、困難甚至風險和挑戰。改革開放的頭一二十年尤其如此。鄧小平帶領黨和人民堅持開展反對“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傾向的斗爭，積極應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局勢帶來的風險和挑戰，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不斷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的發展階段，使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闊。

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幾乎都是克服“左”的僵化的思想傾向的結果。黨的十二大之后，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入發展，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還停留在起步階段，如果不加快推進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全面改革開放的局面。但一些固有的傳統的思想觀念困擾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比如，允不允許雇工經營的問題就是推進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隻“攔路虎”。在人們的傳統觀念裡，雇工經營就是剝削，就是搞資本主義，甚至有人認為是違反憲法的。為此，引發黨內一場激烈爭論。鄧小平對雇工經營先是提出“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后又明確指出沖擊不了社會主義，並且提出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事物，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准”。為了打破傳統思想觀念對人們的束縛，他進而又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論斷，強調改革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革命性的變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他和陳雲等的支持下，雇工經營得以發展。這個問題的突破，大大促進了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大大促進了城鄉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沒有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興辦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一大創舉，也是經濟、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綜合性探索。但經濟特區辦起來之后，在經濟秩序及社會管理方面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沿海地區包括經濟特區，出現了嚴重的走私販私和其他各種犯罪活動，內地不少地區各種經濟領域犯罪和其他犯罪也蔓延開來。由此，引發黨內外對經濟特區的非議和責難。有人把經濟領域犯罪和其他各種犯罪都歸結於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特別是夸大經濟特區建設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要對經濟特區採取這樣那樣的限制措施。在中央召開的有關會議上，也有人全盤否定經濟特區的工作，批評特區的改革“活過了頭”。會議下發的文件中提出，經濟領域犯罪和其他犯罪“是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社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提出要“加強計劃管理”，“把一切重要的經濟活動都要納入國家計劃”，“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對外經濟活動”。

剛創辦不久的經濟特區有可能面臨夭折，剛打開的這扇對外開放的窗戶有可能重新關上。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堅持改革開放與打擊犯罪活動“兩手抓”的方針，即一方面抓嚴厲打擊犯罪，另一方面抓改革開放不動搖。對經濟特區的工作，他提出主要是認真總結經驗。為了澄清黨內外對興辦經濟特區的誤解和疑惑，同時幫助解決特區建設中遇到的困難與問題，1984年 1月下旬至 2月中旬，他視察了深圳、珠海和廈門等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取得的顯著成績和生動實踐，使他更加堅定了擴大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決心。回京后，他即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明確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還就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提出了一個影響全局的設想。這就是：除當時已有的特區外，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還要考慮開發海南島。

鄧小平視察特區和這次談話，不僅使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對還是錯，要不要堅持將特區辦下去的是非之爭有了明確結論，而且對於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后，中央相繼決定進一步開放由北至南 14個沿海港口城市，開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及遼東半島、膠東半島為沿海經濟開放區。我國對外開放在沿海從南到北次第鋪開，形成多層次、梯度推進的新格局。經濟特區、率先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推進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同主張照搬西方政治社會制度，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斗爭，而且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往往影響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穩定，處理不好，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可能面臨停滯不前或偏離正確方向的風險。鄧小平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最堅定者，他自己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講得最多。最難得的是，他總能通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帶領黨和人民總結經驗教訓，克服不利因素，形成新的理論和實踐思路，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1986年冬，中國發生學潮等事件。西方媒體借機渲染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嚴重性，宣稱中國將出現全面倒退，重回“左”的路線。鄧小平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要總結經驗，更好地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快全面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並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會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會變，同時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將堅定不移地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鄧小平的主導和推動下，黨和人民很快克服了學潮等事件造成的政治上的影響，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7年 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目標，並對全面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作出新的戰略部署。在對外開放方面，正式啟動海南建省、辦大特區，成為我國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

1989年春夏之交，由於“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的影響，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風波發生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制裁”中國，掀起一股反華浪潮，大有逼中國倒向西方或重回僵化、封閉的老路之勢。一時間一些干部群眾思想陷入極大的混亂和困惑，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展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中國又面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選擇。關鍵時刻，鄧小平幫助黨和人民理清了思想和思路，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他在強調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交代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並提振黨和人民的精神，他決策並推動浦東開發開放，振興上海，帶動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流域的發展。浦東的開放，是以特大型中心城市為龍頭，敞開中國廣大經濟腹地的對外開放，是以商業貿易、金融証券等第三產業為主的全面對外開放，提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

進入 20世紀 90年代，國際局勢進一步演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遭受重大挫折。國內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失去信心，認為中國會跟著倒下去﹔一些人則“左”的思想又抬頭，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重新提出要把反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作為主要矛盾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1992年 1月中旬到 2月下旬，鄧小平視察南方，就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繼續推向前進的問題，發表一系列談話。他指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針對有人提出改革開放必須問姓“社”還是姓“資”，他提出判斷改革開放的標准，“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針對有人對外開放仍放不開手腳，他指出：“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從冷戰結束、國際局勢呈現多極化發展的有利條件出發，提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根據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的形勢和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判斷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已經成熟，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深刻回答了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極大促進了全黨新的思想解放，成為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全面戰略部署，特別是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大后，黨和人民開拓奮進，掀起新一輪改革和發展的熱潮，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由此進入跨世紀的發展階段。

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基本設計，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這些評價，高度概括了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開創性、奠基性貢獻，這主要是指他提出並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思路和實踐原則，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基本設計。

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鄧小平一直強調理論要管用，他所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思路和實踐原則，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的基本設計，既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又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是從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各種實際問題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因而對於黨和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長遠的科學的指導作用。這些基本理論思路、基本實踐原則和基本設計，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礎，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廣闊前景。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思路和實踐原則，基本回答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証、戰略步驟及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強調走自己的路，不把書本當教案，不照搬外國模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他提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指出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這個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超越階段﹔關於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位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關於社會主義發展動力，他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他強調要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保証，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等等。

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設計，主要包括：黨和國家基本政治路線設計，即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設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設計，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設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設計，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設計﹔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設計，即將發展科學技術作為現代化建設戰略重點的設計﹔對外開放設計，即全面、全方位、多種形式和多種渠道對外開放的設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設計，即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兩個文明一起抓的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步驟設計，即小康目標和“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步驟，包括新中國用 100年時間建設成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的目標設計﹔等等。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他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的這些基本設計，是著眼於中國社會主義長遠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的戰略設計。這突出地表現在他關於小康社會目標和“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目標、步驟和新中國用 100年時間建成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的設計上。進入 21世紀后，黨在領導人民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實踐中，對小康社會建設又作了分階段的安排，提出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提出一系列新目標、新要求，並且進一步完善鄧小平關於新中國用 100年建成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的目標設計，作出“新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即：第一步從 2020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 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 100周年時，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2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拓展、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正在一步步地變成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越來越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展示出廣闊壯麗的前景。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4期）